鲁迅与胡适
    胡适与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两座高峰，学界对两人进行比较的论述并不鲜见。陈平原教授从“鹦鹉救火”和“铸剑复仇”这两个极具概括力和象征性的意象入手，从目标选择、政治立场、思想资源及文体形式等诸方面，深入分析现代中国以胡适和鲁迅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现实的模式。论文既进入对象的思想逻辑内部，又充分体察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既为平情之论，复多真知灼见，读后当能对新文化传统的内在张力和丰富性有更深切的理解与认识。
    摘要：胡适和鲁迅以其鲜明的特点分别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两翼。他们所传述和改写的鹦鹉救火和铸剑复仇这两个古老的故事，非常形象地传达出了建设者和革命者两种情怀的不同。这里既有反抗目标以及斗争策略的不同，更有审美意识和气质性情以及学识修养的迥异。同是理想主义者，都在反抗压迫，但基于各自的精神气质与哲学渊源，一则苦口婆心、理性冷静，一则痛快淋漓、深刻而偏激，这也内在于其所选择的文体——“论文”抑或“杂感”之中，而形成现代思想史、文学文化史的双峰。
    读过鲁迅作品的，大都对《摩罗诗力说》之强调“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印象极为深刻[1]，且认定此乃鲁迅的夫子自道。至于胡适，《尝试集》中有一首说理诗，讲“威权”如何“坐在山顶上”俯瞰人间，最后被反抗压迫的掘墓人打倒——“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2]问题在于，当初反对威权的，日后可能成为新的威权，是否换汤不换药？还有，挖空山脚底的“锄头”到底来自何方，是否真的那么有效？大家都在追求翻身得解放，需叩问的是谁在反抗、如何反抗、反抗的过程及效果，还有，旧的“威权”倒塌后，建立起来的是否就是理想的新世界。
    好在新文化人虽立场基本一致，但都强调独立判断与自由表达：“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3]；“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4]。这里的差异，既有先天的气质与性情，也有后天的教养及环境。就以鲁迅（1881—1936）与胡适（1891—1962）这两位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伟人来说，其差异性几乎一目了然，可你很难非此即彼。具体的应对措施，确有对错与高低；但基本立场没有太大的差异，裂缝主要缘于理想与现实、激进与保守、言论与行动、自我与社群，乃至阴阳柔刚的性情等。多年前，面对如何“在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择一而交”的提问时，我的答复是：“作为研究者，我多次谈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思想、学问，也来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择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5]理解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与理论模型，但不将其绝对化、理想化、本质化，而是承认二者常处于流转变动中，各自都在根据时代潮流与自身志趣不断地调整方向，以达成最佳的精神及工作状态。
    具体到本文的标题，为何年幼的胡适在前，那是因为话题往往由他引起。此外，别无深意。
    一、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
    都是饱读诗书之士，撰文时喜欢借古论今，有两个典故或意象——胡适的“鹦鹉救火”与鲁迅的“铸剑复仇”——很能传达各自的精神气质与政治智慧。
    胡适1929年12月为新月书店版《人权论集》撰写序言，其中有这么一段：
    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
    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6]
    来源于佛经故事的“鹦鹉救火”，胡适是从明末清初周亮工（1612—1672）的见闻札记《书影》中读到的；鲁迅则不一样，1909年秋至1911年底辑《古小说钩沉》，收周《青史子》至隋侯白《旌异记》等散佚小说36种，其中就有《艺文类聚》卷九一引刘义庆《宣验记》的这则故事：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爱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沾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7]
    《古小说钩沉》虽然早就完成，但1938年6月方才首次印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第八卷；因此，胡适撰文时没有见到，只能从周亮工那里转述。
    胡适为《人权论集》撰序，以“鹦鹉救火”表达自家的心境与情怀。可惜的是，不仅未见“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还险些被当局“肉体解决”。但在胡适本人，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党国体制建立的关键时刻，质疑当局的专制暴力，虽无效果，却是尽到了读书人应有的责任，“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如此不时犯颜直谏，但又不忍离去，贯穿胡适整个一生。
    胡适《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版，上有胡适1943年题签
    救火的前提是认定这屋子以及居住其中的人值得爱惜，这才需要竭尽全力抢救。若此屋本就没什么存在价值，大火说不定还可烧出一个新世界。左翼作家并不认可胡适的救火情结，关键就在这里。1933年瞿秋白和鲁迅合撰《王道诗话》[8]，如此回应胡适的心情与努力：“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更刻毒的是那首打油诗——“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9]只因传闻“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于是鲁迅等认定胡适之所以表白救火情结，乃“好向侯门卖廉耻”。传说归传说，胡适1932年12月应老朋友朱经农（时任湖南省教育厅长）的邀请到长沙演讲，日记里有详细记载，包括12月6日离开长沙，省长何键来送行并赠送礼品和旅费四百元。那天的日记还提及这四百元旅费的推却与接纳，扣除买车票的钱，“总计还可余两百多元”[10]。
    其实，关键不在演讲费到底是五千还是四百，而在此时鲁迅与胡适因牛兰事件而彻底翻脸。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为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因当局在其住处查抄出不少共产国际文件，足证其间谍身份，故以“危害民国”罪审判。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了积极的营救活动。胡适不了解背后的力量角逐，纯以书生之见，撰写《民权的保障》，批评“离开了法律来谈民权的保障”：
    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该的责任。[11]
    在正常社会以及一般人眼中，胡适的论述很有道理；可对于志在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此等论述确实是“能言鹦鹉毒于蛇”，因此，将其开除出与中共反蒋抗日立场相一致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12]。
    约略在此期间，鲁迅还有一篇文章，不指名，但很容易对号入座。1932年11月22日，鲁迅应邀在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题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此文初刊 1932年12月17日天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经作者修改后入《集外集拾遗》。前面是泛论，很深刻：“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后半篇切入当下，有明确的批判对象：“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13]王世杰主持的综合周刊《现代评论》（1924—1928），以其“不主附和”的独立精神和“不尚攻讦”的研究态度著称，团结了一批很有学养和才华的欧美派知识分子。胡适虽未直接参与编辑工作，但在上面发表多篇文章，称其为“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一点都不过分。时隔多年，与陈西滢围绕女师大的论争早已过去，鲁迅这个时候重提现代评论派，明显针对的是风头依旧很健的胡博士。
    鲁迅为何那么讨厌早年的同道胡适，有政治立场的分歧，有人事的纠葛，但更重要的是各自的精神气质与思维方式。鲁迅不喜欢温文尔雅、苦口婆心的“鹦鹉救火”，更愿意采取痛快淋漓的“铸剑复仇”。这就说到鲁迅的“故事新编”之一《铸剑》。此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八、九期，原题《眉间尺》，1932年编进《自选集》时改为现名，后入《故事新编》。
    眉间尺复仇的传说，托名魏曹丕所著的《列异传》中有记载（鲁迅辑《古小说钩沉》时曾收录），晋代干宝《搜神记》的内容与之基本相同，只是叙述更为细致。我关心的是，本就一句“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鲁迅居然驰想天外，发展出以下好几段精彩的描述：
    黑色人也仿佛有些惊慌，但是面不改色。他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膊，如一段枯枝；伸长颈子，如在细看鼎底。臂膊忽然一弯，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剑到头落，坠入鼎中，淜的一声，雪白的水花向着空中同时四射。
    他的头一入水，即刻直奔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阿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下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于是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先前还会在鼎里面四处乱滚，后来只能躺着呻吟，到底是一声不响，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头也慢慢地住了嘴，离开王头，沿鼎壁游了一匝，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待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14]
    如此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就为了痛快淋漓的复仇，这真应了《尚书·汤誓》那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相比起“救火”的尽力而为，但不一定葬身火海；以命相搏，有去无回的“复仇”，无疑更为决绝，更为果敢，也更具悲剧意识。至于是否更有利于创建新中国，则言人人殊。
    二、革命与建设
    这就说到反抗目标以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如何制约着文人与学者的论述立场。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有良知的，反抗压迫，追求解放，问题在于路径与方式——除了国共两党（本是同根生，组织形式及纪律等都学苏联）的截然对立，最大不同在于怎么看待革命与建设。很长时间里，大陆学者多认为胡适很肤浅，远远比不上鲁迅深刻。如李泽厚在《胡适·陈独秀·鲁迅》一文中称：“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他的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15]其实，主张建设的，必定比提倡革命的“肤浅”——因为你得考虑现实条件以及可行性。
    晚清以降，“革命”一词风行，甚至可能演变成让人讨厌的文字游戏，也就是鲁迅所嘲笑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16]。作为推翻旧政权、旧制度、旧文化的一种暴力行为，革命是血与火的洗礼，而不是风花雪月，不能只抱着浪漫的想象。鲁迅和左联作家谈话，提醒“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别以为“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说不定比现在更艰苦，更残酷[17]。可你不是号称为劳苦大众得解放而奋斗吗，那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能迅速推行，其内在原因包含了读书人的赎罪感，以及“革命”的道德优势。鲁迅说过，“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18]，可实际情况呢？有些提倡革命者，以“革命工头”、“奴隶总管”自居，拿着鞭子或刺刀，躲在安全的地方督战，这是鲁迅所极为鄙视的。至于革命的后果（包括共产党掌权后自己的命运），鲁迅不是没有警觉，但仍提倡与向往，且全力以赴地支持。那是因为，他对当下的中国极端失望，期望来一场摧枯拉朽荡涤污浊的暴风雨，迅速改变现状。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信中，鲁迅谈论“总要改革才好”：“但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19]基于这一改革现状的信念，鲁迅晚年越来越倾向于暴力革命——包括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及红军那边。
    鲁迅之召唤改革的狂风暴雨，除了政治立场，其中还包含审美意识。我曾专门谈论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大批文人投身革命并舞文弄墨提倡（歌颂）暗杀，固然使得革命党人慷慨赴难杀身成仁的光辉形象广泛传播，但也使得这种最为血腥惨烈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化了。”[20]这回不是农民起义，而是秀才造反，对于读书人来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是一种很美的意境。政治立场之外，兼及审美趣味，请记得鲁迅《华盖集·题记》中这段话：“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21]虽然自幼生长江南，但鲁迅从不迷恋小桥流水，更愿意在大漠上观看飞沙走石，这一意象，很能代表“战士鲁迅”的人生趣味。若如是，则对于鲁迅来说，“革命”确实远比“建设”更有吸引力。
    胡适不一样，一辈子信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因而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多年前，我曾谈及：“与充满激情的‘革命’相比，强调‘建设’，自是显得‘黯然失色’。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平实’，既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可建设者的力求‘平实’，不等于墨守陈规、维持现状，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22]当初举的例子，一是主张人权、宪法、言论自由，直接批评“国民党政府中的反动思想”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的《人权论集》；一是“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的《独立评论》[23]。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胡适，既抗议政府的专制独裁，也不满读书人的高调民主，坚信制度建设而非圣人救世，怀疑通过激烈手段一举荡平旧世界的可行性，因而力倡一种“负责任”的政论。所谓“负责任”，那就是不唱高调，不讨好政府与民众，不故作惊人语，更多地考虑可行性，目标是补天而非拆台——这种建设者的姿态，必定趋于平实。
    一般来说，要说“鞭辟入里”，正面提倡总不及反面质疑。同样谈论“娜拉出走”，对比胡适的论文《易卜生主义》与“游戏的喜剧”《终身大事》，以及鲁迅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和小说《伤逝》[24]，前者答案清晰，简单明快，切实可行；后者更多反省与质疑，而不是指明道路，开出疗救的药方。当初胡适的论述影响大，但放长视线，则鲁迅的反省更为深刻。
    这两种选择背后，与各自对于未来的想象有关。胡适乃“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若借用诗文，则1921年的《希望》最有代表性：“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25]再看看鲁迅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26]，以及“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27]。同是反抗，一个坚信“明年春风回”，故“只要耕耘，必有收获”；另一个则持彻底的怀疑主义，取绝望中抗争的姿态。
    三、好人政府与永远的反对派
    从归国之初（1917）的“二十年不谈政治”，到亲自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前后不过五年时间，胡适的立场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因为政治的腐败、政客的无能以及朋友的日益左倾：“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28]谈政治也就罢了，为何弄出个好人政府？除了好友丁文江的再三劝说，还得参看“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表现[29]。这里有政治立场的分歧，也有思想方法的差异。“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也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至于大失望。”[30]胡适这一渐进的、改良的立场，使其对政府自我革新抱有很大期待。
    “好人政府”的设想迅速落空，但胡适的基本思路是否全盘否定，取决于：第一．普天之下，政府有没有可能是好的？答案若是否，那就只能提倡无政府主义。第二，不是自己组的阁，别人主导的政府是否可以合作？答案若是否，那就只有处处添乱，随时准备推翻此政权。第三，政府决策错误，是认定“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31]，还是出手相救，防止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答案若是否，那就是政府越烂越好，可以促成革命早日爆发。所有这些，都牵涉渐进的改革到底有没有意义。胡适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一直在“努力”——《新青年》分裂之后，胡适创办或参与编辑《努力周报》（1922年5月—1923年10月）、《新月》（1928年3月—1933年6月）、《独立评论》（1932年5月—1937年7月），在孟子所推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再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32]。具体说来，就是《<独立评论>引言》所说的“只持政见，而不持党见”，永远作为“独立的政治批评家发言”。可在政争激烈的年代，此立场往往两边不讨好，左派嫌你太右，右派骂你太左。
    只说家教、性情、社会地位不同，或留日留美处境的差异，显然还不够；学养背后，还有哲学立场。胡适的渐进改良立场，背后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33]；反过来，鲁迅的彻底怀疑与坚决反叛，则有尼采哲学的深刻印记[34]。在1907年所撰《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和3月以令飞的笔名发表于《河南》杂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后由作者收入1926年出版的杂文集《坟》）中，鲁迅推崇拜伦、雪莱、裴多菲、普希金等恶魔诗人，称其为“精神界之战士”，这与《文化偏至论》所说的“尊个性而张精神”[35]，，是一脉相通的。文中有曰：“尼佉（Fr．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36]在力争“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看来：
    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惟，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求之华土，孰比之哉？[37]
    叩问当下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38]为了更有效地反抗，急迫寻求勇猛刚健的同道，这一努力，贯穿鲁迅的整个一生，这也是他与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合作的基础。
    同为“精神界之战士”，五四新文化人中，鲁迅反抗的姿态最为决绝，这与尼采的影响有关。在初刊《新青年》第五卷五号“通信栏”（1918年11月15日）的《渡河与引路》中，鲁迅称：“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39]话说得比较委婉，所谓“不必硬扶”，其实就是“不扶”。周作人回忆东京留学时的鲁迅，特别喜欢尼采：“他常称述尼采的一句话道：‘你看见车子要倒了，不要去扶它，还是去推它一把吧。’这话不知道是否在《察拉图斯忒拉》里，还是在别的书里，想起来确也有理，假如应用于旧社会、旧秩序上面。”[40]
    都是理想主义者，同样都在反抗压迫，基于各自的精神气质与哲学渊源，或理性而冷静，或热情而偏激；落实到现实抉择中，或选择与政府有限度合作，承担“诤友”的功能，或充当“永远的反对派”。鲁迅与周扬等左联领导的矛盾，不全然是误解。更深刻的原因是，鲁迅认同某一战略目标，但不愿交出独立思考的权利，无意成为庞大政治集团或国家机器的“螺丝钉”。晚年鲁迅若干充满机锋的书信与谈话[41]，以及1957年毛泽东关于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的答复[42]，预示鲁迅属于“永远的反对派”。其实，这一立场，在鲁迅1927年10月25日于上海劳动大学演讲中，已经基本成型。所谓“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除了站在底层平民一边，还有就是“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43]。既然看到的永远是缺点，那就只能永远持批判的立场，而且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四、论文与杂感
    对于决心走出宁静的书斋，彷徨在十字街头，经受血与火的考验的知识者来说，如何思考，怎么表达，依旧是个难题——文学形式的选择中，其实蕴含着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这就说到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与胡适不同的论政方式。极而言之，那就是在政治史与文学史上，《人权论集》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哪个更深刻，或更值得关注？
    1928年3月10日创刊于上海的《新月》杂志，希望兼及文学与政治，后者首先体现在胡适挑头，在第二卷二号上发表的《人权与约法》。此文写于1929年5月6日，既批判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又呼吁国民党立法以保障人权。而后梁实秋、罗隆基等紧随其后，互相呼应，大谈法制与人权。《人权论集》1930年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书中大部分是胡适的文章，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人治还是法治；第二，在“训政”的招牌下是否可以胡作非为；第三，如何维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序言中，胡适显得理直气壮：“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44]这场人权运动很快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宪政史上意义深远。日后吸取教训，胡适与国民政府的冲撞，不再这么赤膊上阵，但胡适的论政始终以正面立论为主，很少迂回曲折、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换句话说，现代史上蔚为奇观的“杂感”（杂文），非胡适的长项。
    在《〈热风〉题记》中，鲁迅曾这样描述其刊载于《新青年》上的“随感”：
    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45]
    这段话初看十分低调，实则大有深意——所谓回避“泛论”与“大事”，而从“具体而微”的“小事”入手，用嬉笑怒骂的笔法，褒贬抑扬，纵横天下，其实正是“随感”的文体特征。此类体裁短小、现实感强、文白夹杂的“短评”，虽有“究竟爽快”的陈独秀与“颇汪洋，而少含蓄”的钱玄同等参与创建[46]，日后却是经由周氏兄弟的苦心经营，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杂感”与“小品”[47]，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大放异彩。
    鲁迅《热风》，北新书局1925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报刊中，其实早已出现类似的篇幅短小、语带调侃的“时评”——比如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陈冷血的《时报》闲评，但还没有凝集为一种相对稳定且被广泛接受的文体。一直到《新青年》的“随感录”，方才将这种兼及政治与文学、痛快淋漓、寸铁杀人的文体，充分提升[48]。政论与随感，一为开篇之“庄言”，一为结尾之“谐语”，二者遥相呼应，使得《新青年》庄谐并举。一开始只是为了调节文气，甚至很可能是作为补白，但“随感”短小精悍、灵活多变、特别适合于谈论瞬息万变的时事的特点很快凸显；再加上作家的巧用预/喻/寓言，“三言”联手，不难令读者“拍案惊奇”。
    “随感录”的横空出世，不仅仅为作家赢得了一个自由挥洒的专栏/文体，更凸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贯追求——政治表述的文学化。关于鲁迅如何选择“杂感”这一文体，将其锻造成“寸铁杀人”的利器，并将其功用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学界多有论述[49]。胡适也写短文，但不擅长嬉笑怒骂，庄谐杂出。单就文章而言，鲁迅杂文的隽永、深刻、好读、解气，论敌怒火三丈，但基本上抓不住把柄，这是胡适所学不来的。但胡适的谈政治，堂堂正正，开门见山，有理有据，逻辑严密，也自有其魅力。单就论题的重大以及视野的开阔而言，胡适很可能在鲁迅之上。
    除了政治立场，鲁迅、胡适各自的精神气质与论述方式，某种意义上，也内在于其所选择的文体——“杂感”抑或“论文”。
    2016年12月4日初稿，2017年6月25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注释：
    [1]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本文除《古小说钩沉》收入1973年版《鲁迅全集》外，其余的《鲁迅全集》均指此版）。
    [2]胡适：《威权》，《尝试集》第59—6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增订四版。
    [3]周作人：《<语丝>发刊词》，《语丝》第一期，1924年11月17日。
    [4]胡适：《<独立评论>引言》，《独立评论》第一号，1932年5月22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5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5]《陈平原：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侯思铭），《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第19期，2011年9月5日。
    [6] 胡适：《<人权论集>序》，《胡适全集》第四卷第652—653页。
    [7]鲁迅辑：《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八卷第55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8]此文初刊1933年3月6日《申报·自由谈》，乃瞿秋白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由鲁迅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刊出，日后收入各自的杂文集。
    [9]鲁迅：《伪自由书·王道诗话》，《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6—47页。
    [10] 参见朱正《胡适拿了何键多少车马费？》，2016年7月28日《南方周末》。
    [11]胡适：《民权的保障》，《独立评论》第38号，1933年2月19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第580页。
    [12] 参见朱正《鲁迅与胡适——兼析周作人与胡适的交往》第八节，《鲁迅的人际关系》第61-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13]鲁迅：《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83页。
    [14]鲁迅：《故事新编·铸剑》，《鲁迅全集》第二卷第432—433页。
    [15] 李泽厚：《胡适·陈独秀·鲁迅》，《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98—9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
    [16]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32页。
    [17]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33—234页。
    [18]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97页。
    [19]《两地书·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39—40页。
    [20]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2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21]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页。
    [22]参见陈平原《建设者的姿态——读北大版<胡适文集>有感》，1999年2月10日《中华读书报》。
    [23] 胡适：《〈独立评论〉引言》，《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57页。
    [24]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1918年6月15日；《终身大事》，《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1919年3月15日；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1924年；《伤逝》，《彷徨》，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
    [25]胡适：《希望》，《尝试集》第118—119页。
    [26]鲁迅：《野草·墓碣文》，《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02页。
    [27]《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20—21页。
    [28]参见胡适《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二卷第467页、469页。
    [29]参见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
    [30]胡适：《这一周》，《胡适全集》第二卷第515页。
    [31] 闻一多：《死水》，《闻一多选集》第60—61页，北京：开明书店，1952年。
    [32]参见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胡适全集》第四卷第486—489页。
    [33] 参见胡适《实验主义》，《胡适全集》第一卷第277—323页。
    [34] 参见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35]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7页。
    [36]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4页。
    [37]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98—99页。
    [38]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00页。
    [39]鲁迅：《集外集·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6页。
    [40]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32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1]1934年4月30日鲁迅致曹聚仁信：“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97页）此外，参见冯雪峰的小册子《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42]参见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18—319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
    [43]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八卷第190、191页。
    [44]胡适：《<人权论集>序》，《胡适全集》第四卷第652页。
    [45]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91页。
    [46] 参见鲁迅致周作人、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391页、47页。
    [47] 参见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第211—2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48] 参见王风《从“自由书”到“随感录”》，载夏晓虹、王风等著《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第71—9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49]参见陈平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刊《学术月刊》2017年第8期。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