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益图书馆情景再现。绘图罗乐
    
    叶圣陶（图据网络）
    
    朱自清楷书七言诗。图据羊城晚报
    
    冯月樵信札，信中提到黄宾虹赠画。
    《朱自清年谱》里，没有一字涉及1942年朱自清突然返回成都的情况。
    1942年，朱自清的大女儿朱采芷，已是四川大学教育系学生，一天路遇悍匪，身受重伤。朱自清听说，在昆明焦急异常。
    朱乔森撰写的《一点零星的回忆》指出：当时大姐朱采芷在四川大学读书。川大在成都城外望江楼旁，那时学校四周有些地方还相当荒凉。大姐与同学走到学校附近时，遇土匪拦劫，因为没钱给他们，被土匪在大腿上捅了一 刀，伤势较重。
    为了解决回成都的路费，朱自清把他珍藏的清代名书法家包世臣所写的条幅，向银行作抵押贷款。银行以条幅不是不动产为由头，拒绝接受。这事为西南联大读书的学生迟镜海所知，他立刻筹措3万多元法币给朱自清。朱自清感动莫名，执意要把包世臣条幅拿给迟镜海，迟镜海坚辞，这样一来二去送了数次。
    朱自清最后表示：学生不要他的画，他决不要学生送来的钱。迟镜海这才勉强把那画接受了下来。这事已过去了几十年，大约在1992年，已在巴西定居的迟镜海才把此事的经过说了出来，并把原画赠给母校，由清华档案馆保存（孙哲《迟镜海学长和朱自清师的一段感人故事》，来源：清华校友总会）。
    壹
    朱自清与冯月樵友情 从上海绵延到成都
    朱自清日记里，唯一一次提及了著名的“金街”春熙路，不是去逛街买百货，而是去那里的书店帮友人购买资料。寻访图书与友人，成为了他步出书房的主要原因。
    姜健、吴为公著《朱自清年谱》里，记录1940年12月朱自清行踪：“同年，作《普益图书馆记》。稿已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11月版，199页）但此稿并未失传。
    普益图书馆是民国成都的一家私立图书馆，主人是冯月樵先生。冯月樵（1900-1971），原籍四川南充，幼年丧父，随教育名家黄树滋先生受学。黄家学渊源，藏书甚富，冯月樵如入宝山手不释卷，学问根基渐渐扎实，大有精进。成人之后，他先后在成都、汉口、上海的聚兴诚银行、隆泰钱庄工作。1920年代初，他受“五四”新文化传播的熏陶，思考以图书启迪民智，促成国家富强。
    1920年代，他同几位好友集资，在成都祠堂街少城公园对面的牌坊巷口处，办了一家普益阅报室，免费为读者提供省内外十几种报刊。1926年，冯月樵与毕业于四川国立高等师范（四川大学前身）英语部的李畹青结婚，夫妻俩同心协力，改普益阅报室为“普益协社”，发展为销售四川省内外各地书刊的大书店，经销左翼作家、进步作家的作品，近似于“五四”前陈岳安在成都地区所办的“华阳书报流通社”。普益后成为上海开明书店在成都的特约经销处，冯月樵也顺理成章成为开明书店股东之一。由于新书畅销，祠堂街新书店渐次跟进，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新文化一条街。
    1935年，冯月樵离开金融界，回到成都，一心一意打理书店、出版。抗战之前，他想把私家藏书公诸同好，在少城公园内租有一间房屋，取名为普益图书馆，兼营书刊出版与发行。
    早在上海繁兴银行工作时，冯月樵就认识刚从欧洲游学归来的朱自清。当时，陈竹隐赶到上海去迎接朱自清，恰与冯月樵相会。老乡见老乡，分外亲切。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月樵愤于日寇入侵，国家民族危亡，在成都与黄启明（中共地下党员）合办《救亡日报》，宣传抗战，唤起民众救亡图存。为了普及读物，他们用铅字排版，选用夹江土纸印刷“活页文选”，成本低廉，传播广泛，“活页文选”风靡全川。当时，他与在上海开明书店编辑部结识的叶圣陶、胡墨林夫妇在成都重逢。自此，冯月樵与之过从较密，曾请圣陶夫妇编写语文教材，印成国文活页文选，供学校师生之用。抗战初期，月樵先生又在少城公园内租得一间房屋，开办一个小型图书馆，取名为“普益图书馆”，并将其历年所藏新旧书刊和字画等，公开陈列，任人取阅。
    著名的“活叶文选”，人们都以为是老开明即叶圣陶等主办的开明书店的出版物。其实，冯月樵才是最早编印甚至是精雕刻印“活叶文选”的出版家。早在1924年左右，冯月樵就开始自行创制“活页文选”了。这一价廉物美、开启民智之举后来才被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普遍采用。
    贰
    为清华大学运送的图书 大部分在日机轰炸中毁于一旦
    1940年8月，朱自清由昆明到成都探视家眷，长住一年时间，其间偶然得知冯月樵在少城公园内举办小型图书馆阅读活动消息，主动前往，自此二人交往频频。朱自清对冯月樵历经世变却锲而不舍的学人本色十分钦佩，尤其对他“普益”民众、“不孳孳为利而惟启迪民智促进学术是务”的善举非常激赏。因为，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图书的浩劫，已经让他悲痛欲绝。
    南迁途中，朱自清由湖南经巴蜀至昆明时，曾为清华大学运送一批图书，好不容易运来四川，抵达重庆了，恰值日机轰炸，大部分图书毁于一旦。先生痛失图书，加上痛失良友，至昆明清点余物时，图书已所剩无几。他回到报恩寺，当夜动笔写出《普益图书馆记》。
    《普益图书馆记》二十九年十二月朱自清记
    古今藏书者众矣，或集精椠，或收秘籍。大抵有所得则什袭而纳诸箧笥，不轻以示人。间有共雅量者，亦只辑印书目，传列善本。所以为人者，如是而已。若范氏天一阁略具图书馆规模者，盖绝无仅有。
    图书馆之盛，肇自代近。所以纲罗群籍，供应群览。其启迪民智促进学术之功，远在藏书家上。然必群策群力，始克观成，公家为之，其势顺而易，一二人为之，其势逆而难。其有以一二人之力集事者，则必位尊而多金者也。而冯君月樵则不然。君，今之有心人也，其办开明书店垂二十年。沪上新书日出，君毕力致之，以飨学子。其经营也，不孳孳为利。而惟启迪民智促进学术是务。故人争趋之。
    君有意于图书馆久矣。身为布衣，又非素封之家，虑无以成其志。则就得书择其尤精者，各储副本，日往月来，所积遂多。此普益图书馆之始基也。设馆之义，甫定于抗战前年。历经世变，荏苒至今。君念兹在兹，锲而不舍，卒底于成。自经始以迄于乐成，皆君一人也。其发愿之宏，立意之坚，盖所谓能而贵者。岂彼沾沾自喜之藏书家所可同日而语哉！
    成都固有图书馆而所而所藏者多旧籍。往求新书者入宝山，空手而返，君今设此馆，足以弥此缺憾。所谓独具只眼者非耶？普益之称，诚哉名副其实矣。国中乏有心之士，有闻冯君之风而兴起者乎？余日望之矣。
    叁
    成都普益图书馆开办32年 留存数百种珍贵书刊
    朱自清随即抄了一份寄给时在乐山的叶圣陶。1940年12月24日，叶圣陶日记记载：“晨得佩弦书，抄示所作《普益图书馆记》及和萧公权诗三首。”在诗中朱自清流露了沉郁的心境：“堂堂岁月暗消磨，已分无闻井不波。八口累人前事拙，一时脱颖后生多。东西衣食驴推磨，朝夜丹铅鼠饮河。剩简零编亦何补？且看茅屋学牵萝。”
    此前的12月1日，叶圣陶应冯月樵先生约请，写过了一篇《普益图书馆序》，可惜此稿已佚。1941年6月30日，此文发表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5卷6期“论著”栏目内，署名朱佩弦。我在此引述的全文，系成都诗词大家黄稚荃女史保存，得以流传。她写有《抗战期中冯月樵对成都文化事业的贡献》，刊载于1985年《成都文史资料选集》总第九辑。但黄稚荃抄录的《普益图书馆序》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发的文章颇有出入，我估计，应该是朱自清后来润色一过才提供给杂志发表，才造成了这一差异。
    冯月樵没有辜负朱自清的希望。
    黄稚荃回忆：“1950年，冯月樵响应政府号召，走联营的道路，与北新书店等五家联合成立新川图书公司，由新闻出版处领导。一九六五年合营为成都书店，最后合并入成都市新华书店。”（1985年《成都文史资料选集》总第九辑）
    值得一说的是，成都普益图书馆从1920年代一直开办到1952年。其间还出版了《子恺近作散文集》（1941年）等大量优秀读物。如今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里，至少有数百种珍贵书刊来自冯月樵的购置。“普益图书馆”的贴标至今还保留在这些书刊上，睹物思人，岂不让人感念……
    肆
    朱自清与叶圣陶最后的道别在罗家碾王家岗
    在成都诸友中，叶圣陶与朱自清情义最为深厚，交往最为频繁。叶圣陶住在城西，朱自清在城东，少城公园刚好在两者中间，这里的茶社成为他们碰面之地。暮春时，他到少城公园鹤鸣茶社等候叶圣陶，一次突遇空袭警报大作，就按事先说定的，约会取消。
    1941年晚秋，休假结束，即将回昆明上课。朱自清考虑再三，还是将家眷留在了成都，只身返滇。叶圣陶闻讯赶来相送。在九眼桥码头，遥看望江楼，两人相视，默然无语。从此天涯一方，不知何时再得相晤？看着滔滔江水，彼此心生无限惆怅。
    叶圣陶临别有赠诗《送佩弦之昆明》：平生俦侣寡，感子性情真。南北萍踪聚，东西锦水滨。追寻逾密约，相对拟芳醇。不谓秋风起，又来别恨新。
    此日一为别，成都顿寂寥。独寻洪度井，怅望宋公桥。诗兴凭谁发？茗园复孰招？共期抱贞粹，双鬓漫萧条。
    在成都一地，朱自清与叶圣陶关系最为亲密，也许是两人性情相投的缘故。他们的唱和、合作、聚会极多。
    直到1946年8月28日，朱自清与张志和一道，去城西罗家碾王家岗的叶圣陶居所辞行，此，为两人人生最后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