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作家群”，人们一般多会想到萧红、萧军及其创作。作为一个易于忽视的史实，二萧在成长过程中的交往史常常被简单化了，这一点就结果来看，既影响到了萧红、萧军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东北作家群”的整体研究。
    按照萧军在其与萧红合著的小说集《跋涉》（作者当时署名为三郎、悄吟）“后记”的说法，即“这个集子能印出，我只有默记黑人弟和幼宾兄的助力——这全是用不着在这里感谢的”，人们不难读出“黑人”对二萧第一本小说集出版起到的作用。“黑人”是舒群的笔名。同为“东北作家群”重要成员之一的舒群于1932年3月开始为第三国际中国组工作。是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思想觉悟得到迅速提升。舒群为人热诚、慷慨，热爱文学，1931年秋是他文学生涯的起点（史建国、王科编著：《舒群年谱》，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结合相关资料可以看到：舒群应于1932年上半年与“由武转文”的萧军结识。1932年春，萧军因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发表《飘落的樱花》而与该报文艺副刊主编裴馨园结识。后经由裴馨园力荐，成为《国际协报》的“专访”并协助编辑“儿童特刊”（王科等：《萧军评传》）。至1932年5月，《国际协报》文艺副刊“集聚了三郎（萧军）、琳郎（方未艾）、黑人（舒群）、南蛮子（孟希）等一批富有朝气的年轻作者。这也是文艺副刊深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此时，萧红已开始困居同城的东兴顺旅馆。困居期间，萧红也是《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的读者，“亦有资料表明，萧红在1932年5、6月间曾向该刊投过诗稿，署名‘悄吟’。虽然没有发表，但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感情给编辑和裴馨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以上引文均见叶君的《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7月10日，《国际协报》文艺副刊收到年仅21岁、走投无路的萧红（当时名为张廼莹）的求救信。7月11日，裴馨园和编辑孟希以及舒群到旅馆看望萧红并和旅馆交涉。关于究竟是谁第一次探望了困境中的萧红，许多年来一直夹缠不清，不过，综合现有文献资料可知：首次探望裴馨园是带领三人去的，此次萧军并不在内。至于舒群在首次看望之列，可依据铁峰的《萧红文学之路》（1991）和《萧红传》（1993）两部书的记录。除此之外，赵凤翔在其《萧红与舒群》一文中曾记录：“第一个去旅馆探望萧红的人，就是舒群。他当时只有十九岁，是一个朴实憨厚的青年，他听说一个青年女子落了难，见义勇为，用组织上发给他的出差生活费，给萧红买了两个馒头、一包烟，那时大水早已漫过了头顶，舒群就把这些东西捆在脑袋上，游着泳来了，旅馆里已是黑洞洞的一片，大水已经钻进了一层楼，萧红躲在二层楼上，又饿又冷……那时天色已晚，外面是一片黑洞洞的汪洋，舒群无法再回去，就在这座倒霉的旅馆里蹲了一夜。萧红向他诉说着自己的处境，希望他能够把她领走，但是他的全家也正无家可归，他实在找不着能够妥善安置萧红的地方。”（《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这个过程基本无误，近年来在萧红研究和传记写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叶君在其《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也记录了这个经过，但值得指出的是：这次探望不是首次，而是发生于二萧见面之后的8月。此时，哈尔滨已涨满大水，萧红最后是依靠自己登上搜救船离开旅馆的。
    1932年底，舒群被任命为第三国际洮南情报站站长，以哈尔滨《五日画报》分销处的名义作掩护，从事情报传递工作，直到1933年秋。这一阶段，舒群以“黑人”为笔名，频繁于《国际协报》等刊物发表作品，创作渐入佳境。与此同时，他在哈尔滨与中共地下党员金剑啸、罗烽及许多左翼文化人士如塞克（陈凝秋）、萧军、萧红、白朗等过从甚密。他们经常聚会、举办文学和艺术沙龙，“东北作家群体”的雏形开始结成。“舒群和金剑啸以各种形式不断传达满洲省委和哈尔滨市委的方针、指示，渗透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以新的意识和观念充实这些青年作家的头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东北作家群当之无愧的实际缔造者、核心组织者、团队带头之一。”（史建国、王科编著：《舒群年谱》）具体至与二萧的关系，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舒群曾于1933年4月4日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特写《流浪人的信息——给三郎、悄吟》，后又于是年9月12日《大同报》副刊《夜哨》上发表诗歌《流浪人的消息——给松水的三郎与悄吟》，由此证明他与二萧之间非同一般的友谊。其二，舒群为二萧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素材。舒群曾把从傅天飞那里听到的关于磐石游击队创建、发展的经过讲给二萧，萧军、萧红听后非常感动，当即要求舒群请傅天飞到家重新讲述一遍。这些故事后来成为萧军《八月的乡村》的素材，同时也在萧红的《生人》和《生死场》中有所反映。其三，共同参加文学社团活动、拓展文学园地。舒群、萧军、萧红曾参加金剑啸创建的“星星剧团”，在剧团里做演员，还曾和萧红一起主演白薇的独幕剧《姨娘》。但不久，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等原因，剧团被迫解散。之后，舒群等成为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的主要撰稿人，三人经常在《夜哨》上发表作品。当然，对于最能体现舒群对二萧帮助的还是小说集《跋涉》的出版。舒群把在第三国际工作时节省下来、已经交给母亲的40元生活费要出，作为《跋涉》的出版费。舒群又亲自去《五日画报》社，找负责人做工作，暂时赊欠一部分印刷费。书样出来后，又帮忙校对。对于这种慷慨义举，二萧自是万分感激。但多年后，当有人问及此事时，舒群只是解释说：“萧军一直说我帮助了他，其实应该说是‘党’帮助了他，我哪来那么多钱？”（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1934年3月，哈尔滨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日伪当局到处抓人，疯狂迫害进步作家与革命人士。舒群为了免遭毒手，在友人的帮助下先行离开东北，来到青岛。刚在青岛安定下来，舒群便想起二萧在哈尔滨危险的处境，于是写信告诉二萧也来青岛。萧军、萧红于1934年6月辗转经大连来到青岛，在码头上受到舒群及其妻子倪青华的迎接。二萧先是被安排在倪家居住，后来在舒群和倪家帮助下在观象一路一号找到了两间住房，舒群夫妇和萧军夫妇结邻而居。“有时萧红、倪青华一起下厨做饭等萧军、舒群回来共进晚餐，两家人在一起和睦而融洽。”（史建国、王科编著：《舒群年谱》）今天在很多关于萧红、萧军、舒群的文献中常常出现的两夫妇四人在青岛四方公园的那张合影，可以作为舒群与二萧关系的见证。在青岛，二萧的重要收获就是在倪家的帮助下完成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写作，而舒群也开始酝酿自己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期间，舒群和萧军曾结伴去上海，目的是与上海文艺界建立联系，未果。第二次舒群又去了上海，萧军没有去，萧红也不赞成去，但二萧以萧军的名义给鲁迅写了封信，后收到鲁迅的回信。就在二萧与鲁迅初步建立书信联系，刚刚将二人的书稿寄给鲁迅的时候，青岛的局势骤然发生了变化：由于叛徒的告密，舒群和倪家兄妹被捕，刚在青岛居住不到半年的二萧也在是年11月乘船前往上海。
    舒群于1935年春获释，后于7月辗转来到上海，再度与二萧重逢。当时二萧和鲁迅已建立起师生友谊。舒群希望萧军将自己的作品《没有祖国的孩子》引荐给鲁迅，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此时，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等一大批东北作家齐聚上海，他们团聚在一起，成为很多刊物如《作家》《文学》《光明》等的主要撰稿人。1936年5月，由傅东华主编的全国性文学刊物《文学》第六卷第五期发表了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后编入上海生活书店印刷发行的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年9月初版，1937年4月再版。《没有祖国的孩子》是舒群的代表作，发表后曾引起文艺界强烈的反响，它是舒群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的开端。舒群由此一举成名，成为继二萧之后闻名上海的又一位东北作家。与此同时，左联杂志《光明》很重视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曾于1936年9月一卷七号专门编辑了《东北作家近作集》。这一时期，舒群与二萧在上海的活动还包括1936年8月共同纪念战友金剑啸、力争翌年出版金剑啸的作品；11月，舒群、萧军、罗烽创办杂志《报告文学》半月刊。至1937年初，舒群受进步学生青年组织负责人马加、雷加的邀请，来到抗日运动高涨的北平。
    在舒群与萧军、萧红上海交往过程中，二萧之间经历了情感的波折：期间萧红曾去日本，萧军也曾去过山东。萧红于1937年初回到上海和萧军团聚，但两人感情上的裂痕已难以愈合。萧红于1937年4月独自前往北平，排遣心情。舒群知悉萧红到来，特意前来看望。“他们原来就是故人，相见之下非常高兴，恳谈之后心结解开，两个人都得以释怀。萧红一直以为舒群和她疏远，是因为他们出了名，到此时才知道是因为没有见到鲁迅先生的终身遗憾。”（史建国、王科编著：《舒群年谱》，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期间，舒群请萧红等一起逛北海，他们有时去公园散步、一起看电影、看戏，还去过长城，舒群的经常探望对北平期间萧红的情绪是一个很好的缓解。5月，萧红收到萧军来信，萧军在信中流露出不想与萧红共住北平而是期待她返沪的想法，萧红决意回上海。与舒群临别时，萧红将鲁迅先生修改过的《生死场》原稿送给舒群留做纪念。萧红回到上海不久，适逢金剑啸遇难一周年，流亡上海的东北作家决定出版他生前留下歌颂东北抗联的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同时纷纷撰写诗文表达纪念。《兴安岭的风雪》在出版时，附录部分收录了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等人的纪念文章。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舒群几经辗转后于10月来到武汉。二萧此时也从上海来到武汉，此外还有罗烽、白朗、罗荪等。从各地流亡到武汉的东北作家在武汉形成了很有影响的团体。1938年3月，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文艺半月刊《战地》在武汉创刊。该刊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名义创办，团长丁玲当时不在武汉，刊物主要由舒群负责。当时，舒群住在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书库里，心情苦闷的萧红常去看望他。“往往是一到舒群的住所，就把鞋子使劲一甩，便百无顾忌地躺倒在舒群的床上，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发呆，每次去，舒群都劝她去延安。为此，两个人整整争吵了一天。因为当时萧红只想做一个无党派人士，对于政治斗争不感兴趣。”（史建国、王科编著：《舒群年谱》）萧红、萧军于1938年曾辗转西北，分手后，萧红与端木蕻良奔赴武汉，后避难重庆并于1940年1月抵达香港。1942年1月22日，萧红于香港去世。1938年武汉一别，成为她与舒群的最后一面。
    舒群和萧军此后辗转各地，后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于1940年6月一道从重庆奔赴延安，开始新的人生旅程。此后，两人命运虽几经沉浮，但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直至终生。通过对舒群和二萧交往史的阶段考察，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其一，由于性格和思想等方面的原因，舒群在与二萧交往中始终发挥着组织、协调的作用，这一点在40年代之后舒群和萧军的交往中也能得到证明。其二，考察舒群与二萧的交往，人们还能发现“东北作家群”不仅是一个进步的作家群体，时刻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还在指导思想、理论宣传、组织引领上，实践着党的文艺方针路线。其三，由于对时代、社会的理解和人生际遇等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东北作家群”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道路选择的问题：他们进入关内之后，多数先来到上海，后在抗战背景下，或是奔赴延安，或是南下香港，道路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前途和命运，而这一现象，同样是研究“东北作家群”发展不可忽视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