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一生中写了大量的杂文、小说、散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鲁迅先生平时还十分爱写打油诗。
    鲁迅曾多次自称“不懂诗”，是“外行”。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即使这是自谦之词，仍然捎带着把那些无病呻吟、自命不凡的所谓“诗人”调侃了一把。事实上，鲁迅以打油诗这种信手拈来的体裁，妙趣横生却又入木三分地讽刺、批判了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可以说，在鲁迅笔下，打油诗依然是“投枪”和“匕首”。
    清朝末年，日本东京有一所中国留学生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名叫成城学校，其学生多为清廷选派的皇亲国戚，其中不少纨绔子弟，每日花天酒地，不求进取，只等混满时日，回国投机钻营捞个军官职位。这些保皇派，还装出“大将军”派头，嘲笑“自由平等”，向要求革命的留学生示威。1903年，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看到这些情况心中极为愤慨，于是写了多首打油诗讽刺、批评这些有负于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有一首为宝塔诗：
    兵
    成城
    大将军
    威风凛凛
    处处有精神
    挺胸肚开步行
    说什么自由平等
    哨官营官是我本分
    这首打油诗排列似塔，韵脚工整，入木三分，刻画出了保皇派留学生可憎的嘴脸。
    三国时期曹植写过著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1924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依附北洋军阀政府，对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进行残酷镇压。鲁迅怒火中烧，于是仿照《七步诗》写了一首打油诗：“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一针见血地批判了杨荫榆等人镇压学生运动，牺牲青年学生的鲜血来举办“吃人筵席”的无耻作法，读来令人义愤填膺，产生了极强的讽刺效果，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地震”。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目睹南京国民党各路“专员”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现状后，愤然写了一首《南京民谣》：“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猜拳经。”用俏皮、诙谐的语言，对那些“大人物”的伪君子形象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1933年初，日军侵占热河省，逼近京津，华北危急。国难当头，北平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镜头：一方面是达宫贵人仓皇出逃；一方面是北平的大学生集体请愿，为民族存亡而奔走呼号。鲁迅目睹此状，仿照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门前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全诗对“不抵抗派”置民族危亡而不顾，依旧在“烟花场上”醉生梦死的做法，进行了痛入骨髓的批判、嘲讽；以怜惜的口吻对大学生的报国行为进行了“点赞”。此诗不啻一记重拳，打疼了一批，打醒了一批。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还写过两首善意批评好友的打油诗。
    北大教授钱玄同曾著文提出，人超过四十岁就应该死掉，从而实现社会年轻化。他还扬言，北大若开设辩证法课程，除非砍掉他的脑袋。鲁迅认为钱玄同的想法既偏激又保守，写了首打油诗委婉地批评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以肥头，抵当辩证法。”
    著名编辑赵景琛是鲁迅的好友，也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但其译文时有错误，如将“银河”译成“牛奶路”，将“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批评他治学不严谨，有误人子弟之嫌，便作打油诗加以批评、规劝：“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归，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让人发笑之余，也可窥见鲁迅治学严谨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