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6日，翻译家高莽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高莽是我国俄语翻译界的泰斗人物，也是著名的作家、画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高莽先生是《上海文学》的老作者，我们特此重发他的旧作，以为纪念。
    草婴先生九十高寿了，他是我国当今老一辈杰出的文学翻译大家。
    我感到很幸运，一生中能结识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起出席过多次文学翻译讨论会，聆听他的心诉，领教他的建议，接受他的启迪。我们还一起访问过苏联，接触过不少文学界朋友；我们共同游览过天下奇异的黄山，进行过无拘无束的交谈。前几年我在上海举办画展时，又多次相聚一起，访问过他的家，结识了他的夫人——盛天民。
    笔名的意义
    我很早就读过草婴的译作，深信“草婴”是一个人的笔名，觉得这个笔名中一定有很多的含意。我素来对笔名感兴趣。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笔名呢？
    有一次，兴致所至，便好奇地问他，这是否是笔名？它的来历如何？
    草婴先生说他本姓盛，名俊峰，童年是在浙江宁波度过的。
    透过茶色的眼镜，他望了我几眼，似乎在考虑是否要讲，然后缓缓地背诵了一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加了一句：“做一棵小草是我的愿望……”莫非他早就预料到生活会变幻无穷，甘当烧不尽的小草？！
    我望着草婴清瘦的身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着永远利利落落。他从来不多言多语，走路不慌不忙，和蔼文雅。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惹人注意，真的像一棵小草，挫折不能改变他顽强的性格。他就是这样，默默地从事着艰辛的工作，像小草倔强地生长在大地上。他一生中受过表扬，遭过践踏，但始终孜孜不倦地翻译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作品，终于小草遍地如茵。
    初登译坛
    1937年，日寇入侵我国，十四岁的草婴随家人一起迁居上海，进列斯特公学院读书。院长列斯特是英国籍犹太人，上海三大财阀之一，一生独身，死后遗嘱要求在上海办一个伦敦式的大学，邀请英国教授授课。
    草婴在这座公学院学习成绩优良，从入学到毕业都是班长。
    他一度考入农学院，想用农业科学拯救贫穷的中国广大农民。
    上海是一座各种势力聚集的城市，既有帝国主义的猖獗，也有无产阶级的抗争。封建的、殖民主义的文化泛滥，“五四”以来的先进文化思想也在这里得到广泛传播。年轻的草婴对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感到振奋。目睹入侵者的种种罪恶行径，产生了学习俄国人民那样争取解放和爱国与抗敌的朦胧思想。他深受鲁迅先生思想影响，大量阅读鲁迅等进步人士的作品，秘密传阅。
    草婴决心掌握俄语，要从俄文报刊上了解更多的真相。他看到一位俄侨教授俄文的广告，就找上门去。这是一位俄罗斯妇女，学费要得很高，每小时一元。草婴感到为难，父母每月只给他五元零花钱。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求知欲占了上风。每周上课一次，一个小时，拿出四元来作学费。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这位青年当时决心之大和毅力之强。
    那时学习俄文条件很差，我国甚至连一本俄汉字典也没有。既使在这种情况下，草婴仍顽强刻苦地学习。
    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苏联人民万众一心展开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当年8月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创办了汉文版的《时代周刊》。周刊名义上属于苏商，实际负责人是我党在上海的地下领导人之一的姜椿芳同志。
    姜椿芳精通俄文，在哈尔滨从事过地下工作，是位优秀的翻译大师。他通过新文字研究会知道有位青年人在努力学习俄文，便主动找他，帮助他解决一些学习上的困难。他要草婴为《时代周刊》翻译一些新闻报道。草婴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答应下来，先是利用课余时间，后来就全身心地投入了翻译工作。他的初译得到了姜椿芳的指点。1942年该社又创办《苏联文艺》杂志，草婴便开始为该杂志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他最早的译文之一是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
    1945年5月，草婴正式到塔斯社上海分社上班，从此开始了他终生不悔的翻译生涯。他的译文不断出现在报刊上。
    他登上了译坛。
    经历风雨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知识分子时沉时浮。1950年代上海成立华东作家协会，草婴由于自己的译作成为该协会最早的一位会员。
    那时正值中苏蜜月时期。1954年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发表长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小说在苏联产生很大影响。草婴将它译成汉文，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娜斯嘉的精神正为我国当时反对官僚主义所需要，便大力予以赞扬，接着《中国青年》杂志予以转载。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年向女主人公娜斯嘉学习。过了不久，我国“反右”斗争开始，小说被视为毒草，遭到了批判。
    1955年到1959年间，《世界文学》杂志又刊出草婴译的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该作后来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新垦地》），也遭到类似的命运。
    1957年《世界文学》杂志上还发表了他译的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先被称为苏联大作家的名作，后又变成毒草。肖洛霍夫给他带来一次又一次灾难。
    国家政治运动不断，文艺政策变化无穷，可是草婴先生的翻译事业没有改变。
    黑色的十年
    和草婴接触中，我发现他很少提及十年“文革”，可能当时他的处境太悲惨了，那是一场精神上的浩劫，是黑色的岁月。
    1957年苏联革命四十周年时，上海中苏友好画廊挂过草婴的大照片，把他视为上海文化界先进人物之一，翻译苏俄文学的代表人物。可是“文革”开始以后，同是那块画廊上，仍然是同一个草婴，却变成讽刺漫画——草婴跪在洋人面前乞求恩赐。
    “文化大革命”时，他和上海的罗稷南和满涛作为翻译界的三尊“佛像”被打倒。
    那个时期，苏联的文学作品几乎都被江青和“四人帮”扣上了“修正主义”帽子，连高尔基的某些作品也受到了怀疑，更不用说肖洛霍夫了。
    江青把肖洛霍夫定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时，草婴的厄运便接踵而至。他被定为这个鼻祖在中国的“吹鼓手”、“代理人”，被隔离审查，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他的全家为此遭了殃，他们被赶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进行劳动改造。
    草婴精神上受到巨大的摧残，肉体上又两次面临死亡。
    有人曾说“译者无罪”。草婴同意这种说法，还用此话鼓励过别人。后来，这句话和“译者感动论”成为两大罪状，指责草婴和苏联修正主义一脉相通，即所谓“三夫一草”，即赫鲁晓夫、肖洛霍夫、索柯洛夫（指《一个人的遭遇》中的主人公的名字），加上草婴。
    草婴的体质自幼不佳，他在学生时代患过肺结核，曾不得不辍学养病。所幸草婴的父亲是位医生，为他制订了严格的治疗方案，更主要的是草婴本人刚强的意志使自己几度战胜病魔。
    1969年他在农田超负荷劳动，加上营养不良，终于引发胃大出血。吐血，便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动手术，胃被割去三分之二，又一次面临生死关头，但他奇迹般地康复了。
    六年后，1975年，他已从“五七干校”回到上海，在出版社接受批判和劳动。有一天，他参加搬运水泥包的劳动。体重只有一百斤的他，去扛一百斤的水泥包，羸弱干瘦的身体怎能承担得了？结果被水泥包压倒在地，他甚至听到自己身上“咔吧”响了一声，经医生检查，是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医生警告说，只能躺在木板上，一动不动，让胸椎自行恢复，如不听忠告，轻则下肢瘫痪，重则生命难保。那时，能够照顾他、体贴他、安慰他的只有相濡以沫的妻子盛天民。他在木板上老老实实地躺了差不多一年。那一年，他的夫人给予他的是永远说不尽的深情和挚爱。
    草婴没有被病魔压垮，又活过来了。
    黑色的十年过去了，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人要互相关怀，彼此相爱。1977年重新恢复工作时，有关领导安排他担任出版社总编辑职务，草婴谢绝了。他认为人各有志，已选定自己终身的目标，便不再随意改变方向。他暗下决心，把自己的余生放在翻译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著作的浩大工程上。他要宣传为人道主义而努力。从此他当了“三无”人员——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一心扑在翻译事业上。
    黄山夜谈
    1983年6月我曾随草婴等几位同行一起游历了黄山。
    黄山是中国最美的风景区之一，早已闻名天下。它明丽、清净、浓艳、迷离，四季的风光，朝夕各异，瞬息万变，时令交辉，令游人惊叹。这里群山巍峨挺拔、气势凛然，青翠叠嶂，蕴藏着无数深邃莫测的峡谷、千姿百态的怪石，茫茫无际的云海，盘龙卧虎的苍松。更有说不尽的奇花异木，飞禽走兽，巨瀑流泉，美轮美奂。
    我们冒着纷纷细雨，从黄山脚下开始攀登，用了整整四个小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一步又一步地往上爬。
    走在崎岖路上，头脑里不断涌现出从事文学翻译的念头。攀山之难，与从事翻译之苦何其相似？
    我们来到了迎客松前，它似乎在向我们招手表示祝贺与欢迎，好像我们完成了一部译作。我们来到了玉屏楼，这是山腰的一座大众宾馆。
    那天晚上我们下榻于玉屏楼。夜色已黑，我们都是初访者，过去只听说过，如今身临其境，大家很兴奋。人声嘈杂，灯光昏暗，一时无法入睡，便漫无边际地神聊起来。从黄山的雄伟到译文的俊美，从游人的熙熙攘攘到译者甘于寂寞的伏案劳作，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很多事情都忘记了，而草婴先生那晚关于自己从事翻译的几个过程与登山的经历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草婴贫于开口，可一旦谈到他常日思考的事，话就有些止不住。他说，翻译文学作品是艰辛的脑力劳动，翻译一部作品如同攀登黄山，要经过很多步骤，踏着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密密麻麻的森林，才能登到理想的顶端。这一点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要有爱好、有耐力、有理想，能够坚持。他谈到老一辈文学翻译家，说了自己对他们译文的看法。
    鲁迅和瞿秋白都是新文学的开拓者，引进外国文学的闯将。他们的贡献不可磨灭。
    鲁迅先生是位文化伟人，他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工作要严谨、要认真的榜样，但他的翻译过于偏。鲁迅主张译文要保持作品的原味。外国小说就是外国小说，不能像中国小说。西餐就是西餐，中餐就是中餐，如果中餐的味道如同西餐的话，这道菜就失败了。外国小说要有洋味，但避免洋腔。中国人不喜欢长句子、倒装句，也不习惯主语前加一大堆形容词。当时的文学翻译，洋腔太重，是一个毛病，我们应当改变，但又不能像林琴南那样听他人口述，自己作艺术加工。
    当他谈到对瞿秋白翻译的看法时，说他忠实于原文和鲁迅是一致的，但瞿秋白除忠实于原文之外，还主张绝对的白话。瞿秋白的译文生动、易读，从《海燕之歌》到《马尔华》，都有一股魅力。
    记得那天夜里草婴还提到傅雷、钱锺书等先生。他说傅雷在翻译上作过大胆的试验，还为自己提出过问题：如果巴尔扎克用汉文写小说，他会使用什么样的文字呢？草婴说，钱锺书主张“化”——深入理解原文，再用汉文表达出来。钱锺书引证过塞万提斯的话，说：蹩脚的翻译如同壁毯的背面，是雾里看花。花好看，但模糊不清。他主张“灵魂的转化”、“投胎转世”。叶圣陶也主张要达到化境，要用汉语生动地表达原文。
    这是我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出来的，因为草婴一口上海话，我耳背，听起来有些难懂，又是在灯光昏暗中摸黑作的记录，一定有不准确的地方，还有大量的遗漏。不过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草婴如此直率地、多方面地谈论过对翻译的看法。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转侧不能入睡，对草婴的话又想了很久。想到一位真正的翻译家，为了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天职，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呀！
    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把这些经验写成文章？他腼腆地笑了笑，没有回答。我也不便再深究。
    那几天，黄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与草婴先生的同游，也让我牢牢记在心中。从事文学翻译如同攀登黄山，越高越难上，也越吸引人，最后才能进入神奇的世界。
    访问托尔斯泰的庄园故居
    草婴先生两次访问苏联。
    第一次是在1985年，正值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他在苏联访问了不少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埃里温。他目睹了俄苏文学作品中早已熟悉的地方与事件。
    在苏联，凡是经历过战火浩劫的城市都有烈士陵园、卫国战争纪念馆、纪念碑，而在那些地方也总有悠悠燃烧的长明火，象征烈士永恒的精神。长明火日夜熊熊燃烧，常年不熄，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后来人。
    那次访苏草婴最大的收获是参观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纳亚·波良纳故居，亲眼看到了伟大文豪的生平、创作与生活环境，增加了他的感性知识。陪同他一起参观的是苏中友好协会会长齐赫文斯基——著名的汉学家，接待他的是纪念馆馆长。
    托尔斯泰出生于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也安葬在那里。他活了近一个世纪（1828—1910），写下了几十卷浩瀚著作，一生在探寻幸福的的种子，寻觅爱的世界。他是伯爵，享尽奢侈生活，到了晚年，耕田犁地，靠自身修养求得新生。他茫然彷徨、上下求索，在各种宗教学说中寻找解脱尘世痛苦之路。
    在这座庄园里每时每刻会遇到种种矛盾的现象，同时又处处感受到一股引导人不停歇地追求真理的力量。
    托尔斯泰三十四岁时娶了十八岁的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贝尔斯（1844—1919）为妻，前后生了十三个儿女，有过美满的日子，彼此感情很深。夫人是位精明能干的女人，管理一个大家庭，井然有序。托尔斯泰的有些稿子都是由夫人一遍又一遍地抄写的，有时抄到深夜，抄到天明。
    托尔斯泰以俄军1805年到1807年和1812年到1814年的两次反抗拿破仑的入侵为题材，写成史诗般的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军民共同奋斗，最后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
    后来，他完成《安娜·卡列尼娜》，揭示俄国上层社会的虚伪和宗法制解体中俄罗斯妇女的悲惨命运。
    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则是19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一幅触目惊心的人民受难图。托尔斯泰在其中提出尖锐的问题：人民的苦难是怎样造成的？谁是罪魁祸首？人民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
    托翁晚年思想突变，把许多精力都花在钻研宗教上，他重新翻译《圣经》，想拯救世风日下的社会，把希望寄托在笃信宗教的俄罗斯农民身上。他求救于一切学问，甚至佛教、伊斯兰教，迷恋孔孟之道，老庄哲学。他从别国文字重译老子的《道德经》。1891年他回答什么对他生活各阶段影响最大的问题时，他说是“老子”。
    1910年他在信中提到“假如我还年轻的话，我一定要到中国去”。年逾八旬的老人对中国的向往，令人敬佩。可惜他没有能到中国来，但他的主要作品都译成了汉文，他的思想、他的精神结晶遍撒神州大地。这不能不感激他的汉文译者们，尤其是草婴先生。
    他的作品虽然不是长明火，但胜似长明火。
    二访苏联
    草婴第二次访苏是1987年6月。那次草婴先生率领三名翻译工作者前往莫斯科，出席第七届苏联文学翻译国际会议。
    大会都是在苏联作家协会礼堂举行的。草婴先生在会上作了报告，谈了自己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
    他介绍自己如何从1950年代起开始翻译肖洛霍夫的小说，从1960年代初开始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他为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所感动，为托尔斯泰作品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他认为人类发展到今天，除了物质上高度发展外，更需要推广人道主义思想，需要和谐、需要心灵的美。
    他把自己翻译出版的苏俄文学作品摆在主席台桌上，呈现给出席大会的六十个左右国家代表参观，令大家赞叹不已。外国同行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我一直纳闷，草婴访苏时为何不要求去维约申斯克镇访问肖洛霍夫的故居。他简简单单说：“主办方没有安排，我们不便提。”草婴就是这么一位本本分分的人。集体活动时他从不提出个人要求，没有机会时他也不会勉强对方。如果他能前往肖洛霍夫的故乡，能亲眼看一看顿河哥萨克的生活与劳动，对他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该有多大益处啊！
    画像前沉思
    2007年9月在上海图书馆举办我了的画展。
    开幕那一天下午，风雨交加，我估计出席的人会大大减少，没有想到来宾仍然是济济一堂。令我最为感动的是八十四岁高龄的草婴先生拄着手杖在夫人的陪同下也来了。
    我陪着他们观看展出的作品，其中苏俄作家画像数量较多。他很认真地观赏了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画像，我悔恨自己当时没有请他来题词。
    然后，我们又来到肖洛霍夫画像前。我画的是肖洛霍夫坐在顿河边上瞻望着远方，画像上有他应我的请求而题的四句话：
    面对静静流淌的顿河，
    心里翻腾着哥萨克的血泪，
    通过一个人的悲惨遭遇，
    控诉法西斯的滔天罪行。
    我觉得他的话概括了这位杰出的苏联作家的一生。肖洛霍夫早期作品中写尽顿河哥萨克充满血与泪的悲惨历史。
    “一个人的悲惨遭遇”无疑集中了“二战”时期苏联人所经历的大灾大难。在这篇字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中，揭露了德国法西斯试图灭绝人类的罪行。德国侵略者不仅给肖洛霍夫的祖国、人民和家庭造成重大的苦难，在他个人的身上和心灵中也留下了难忘的创伤。
    “二战”时，肖洛霍夫一直战斗在前线，多次遇险，敌人的子弹从身边穿过。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乘坐的飞机着陆时坠毁，他受了重伤，但幸免于死。他的母亲在敌机轰炸他的家乡维约申斯克镇时，被炸死在家门口……
    肖洛霍夫正是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和对德国法西斯的恨，创作出这篇《一个人的遭遇》的不朽杰作。
    他忽然扭身问我：“你可知道肖洛霍夫销毁《他们为祖国而战》手稿一事？”我摇摇头。他说，那是1970年代，正值勃列日涅夫当政。勃列日涅夫劝他不要再写战争与战前生活的小说了。肖洛霍夫一气之下，回家便将创作中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的手稿付之一炬。这是苏联史上可悲的一幕。显然，他想起政权昏庸给文学带来的创伤。
    草婴说：“我之所以介绍肖洛霍夫的作品，是因为我认为苏联作家中，他是继承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很出色的一位，尤其是继承托尔斯泰的传统，发扬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草婴双手拄着拐杖一板一眼地说：“当然，肖洛霍夫所处的时代有他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社会条件去要求一位作家，同样不能这样去要求肖洛霍夫。不过，在同时代的苏联作家中，肖洛霍夫是较有胆识的、敢于在作品中尽可能反映生活的真实、较少受教条主义影响的有良心的作家之一。”
    译艺无止境
    我想起1987年，我们一同访问列宁格勒时，正是“白夜”时节。玉带般的涅瓦河，习习的夏风，金晃晃的教堂屋顶和高高低低的塔尖，众多的雕像和喷泉，郁郁葱葱的树木，优美别致的铁艺栏杆，还有那彻夜不眠的青年男女在马路上的身影和不消逝的歌声，在不明不暗的夜色中，显得格外迷人与神秘。
    那几天，我和草婴先生在一起，面对着美的世界，话题常常扯到文学翻译的艺术质量和艺术追求上。
    草婴说，过去每天译三千字，一年一百多万字，但现在对自己的质量要求严格了，再不赶译了，一年只译二十几万字，更多的时间是在质量上下功夫。为了学好语言，尽量多读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有时则听一听相声，学习使用语言的本领。他说，他不主张用方言，本地人听着顺耳，但不适于全国，他的原则是南北老少、文化水平不同的人都能接受。
    我想到《被开垦的处女地》作为书名已在我国流传几十年，可是草婴将这部长篇小说重译之后，毅然把书名改为《新垦地》。他不仅要改变已习惯了的语法，而且在汉文词组上也作了突破。“新垦地”从理解的意义上来讲，比“处女地”更为汉化。
    我也想到他译的《一个人的遭遇》，不仅严谨地遵守了原文，而且用优美的汉文作了表达。每句话都可有不同的译法，但我觉得草婴的译文实在高明。
    我虽然也从事文学翻译，但没有章法，没有固定的标准，没有一贯始终的要求，翻译每一篇作品时，可能有不同的意向与兴趣，特别是译诗。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草婴先生。他总是笑眯眯地听我陈述，用深邃的目光注视我，然后讲起自己的体会与感受。
    他说从事文学翻译就是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搭架一座桥。搭桥——要对双方负责任。“文学创作是一种艺术工作。作家在创作一个人物形象时，他要费尽心血。文学翻译也是一种艺术工作，也要费尽心血，他的工作还必须忠于原作，因此是一种艺术再创作。再创作之苦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他想了一下，说，“我认为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应该是译文读者的感受相当于原文读者读后的感受。”他住了口，观察着我的反应，“当然，要达到这个要求极不容易。翻译家确实要花大工夫，下大力气，使译文读者也能尽量欣赏到原作的艺术魅力。”托尔斯泰说他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修改了七遍。译者怎么也得读上十遍二十遍吧？“读懂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自己的头脑里清晰了，译时才能得心应手。”我在静静地听。草婴接着说：“第二步是动笔翻译，也就是逐字逐句地忠实地把原著译成汉文。翻译家不是机器，文学翻译要有感情色彩……”“你试想，《战争与和平》有那么多纷纭的历史事件，表现了那么广阔的社会生活，牵涉到那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为译者就必须跟随作者了解天文地理的广泛知识，特别是俄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人情、生活习惯等等。我们哪能有那么多的知识？”草婴缓了一口气，“下一步是仔细核对译文。检查一下有没有漏译，有没有误解的地方。仔仔细细一句一句地核对。再下一步就是摆脱原作，单纯从译文角度来审阅译稿。”他说他尽量努力做到译文流畅易读。说到这里时他笑了笑：“有时还请演员朋友，如孙道临等人帮助朗诵译稿，改动拗口的句子。”“再下一步就是把完成的译稿交给出版社编辑审读了。负责的编辑能提出宝贵的意见，然后我再根据编辑的意见认真考虑，作必要的修改。”草婴沉思了一刻，“在校样出来后，我坚持自己至少通读一遍。这是我经手的最后一关，再以后得听读者的意见了。”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翻译的艺术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他的话像是没有说完，但让我遐思无穷。
    草婴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全部译成汉文。
    早在“文革”前草婴就翻译过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文革”中他遭受迫害，头脑反复思考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草婴把目光投向托尔斯泰，呼唤人性的回归，唤起人道主义情怀，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
    于是草婴拒绝了一切职务，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翻译托翁的作品上。2007年《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包括巴金精心收藏的托翁集珍本中的两百多幅精美的插图（可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没有注明插图作者的姓名，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托尔斯泰十二卷的汉译本的问世是中国译界的大事，也是草婴的大事，难怪他一再重复：“这套书的出版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我终于实现了自己最大的心愿。”
    心 声
    草婴先生做了一辈子文学翻译工作。他担任过上海译协会长、上海作协副主席，现任全国译协副会长，还是华东师大和厦门大学的兼职教授。他参加过《辞海》等大型辞书的编辑修订工作。他受过阳光雨露的滋润，也遭过暴风骤雨的袭击；他得到过宠爱，也经历过打击。但他从来没有骄傲，更没有气馁，他信守了自己的生活底线，也达到了事业高峰。面对现实，回首往事，无论是做人还是从文，他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草婴先生是专业翻译家，生活只靠文学翻译的收入，这样的人在我国人数极少。生活中他经常遇到各种困难，业务上同样困难重重。他常谦虚地称自己的俄文水平不够，汉文水平也不够，翻译时不能运用自如。他还常说自己的知识面不广，文学素养不足，同样造成翻译工作上的困难。他说只能凭中国的一句俗话“勤能补拙”，坚持艰苦的文学翻译工作。只要多花工夫，不怕麻烦，总能克服各种困难。
    我记得他跟我说过，文学翻译如同照相，要真实，同时文学翻译更应当像油画，要有魅力，绘画要超过照相。其他翻译可以由机器来代替，文学翻译则代替不了。他说，更为重要的是“凭良知”。
    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曾专门谈到过知识分子的良知问题。他说：良知是什么？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就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第二，脑就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第三，是眼睛。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不能只听媒体的介绍，也就是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第四是脊梁骨。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第五是胆，也就是勇气。人如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当然，我并不是提倡蛮勇，但我认为人活在世上一定的胆量还是需要的，如果胆小如鼠，也就一事无成。”
    他告诉我，他的这些想法，并非一时的随感，而是长期思索的结果。
    草婴先生正是在六十年的文学翻译生涯中经过风风雨雨，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才能在人品和文品上达到如此境界。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生平只追求一点，那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我似乎更深地听到了这位老翻译家的心声！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