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说部指在满族及其先民中流传的口头文学样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荷红长期致力于满族说部研究。满族说部研究现状如何？当前主要有哪些研究力量？满族说部与其他民族史诗传统相比有何特点？应如何推进满族说部研究？记者近日围绕相关问题采访了高荷红。 传承与传播路径多元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下满族说部传承现状，其传承方式及传承人类型发生了哪些变化。 高荷红：与满族说部有关的术语还有“乌勒本”（满语为ulabun，传或传记之意，这也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术语）、“德布达林”（tebtelin）、“说古”等。“说部”一词借自汉语，据富育光先生考证，源于满语“满朱衣德布达林”（manju i tebtelin），意为满族人段落较长的说唱文学，与韵体满族说部含义很近似。 满族说部传承先后经历了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而在当前电子媒介时代，满族说部传承呈现出多元化的形式：原生口语进入次生口语时代，且将持续下去；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介手段；静态保存文本及录音录像资料；立体式的博物馆活态展演、进校园开拓新的传播空间等。多元化的传承与传播路径，使得满族说部当代的传承体系正在构建和完善。 满族说部传承人以血缘传承、地缘传承、萨满间秘传为主。我们调查发现，穆昆组织架构起满族文化传承的血缘纽带，在穆昆组织内产生的萨满文化则成为其宗教纽带，“家族—社会”为其传承边界。满族说部由多个家族世代血缘相传，由家族的萨满或其他人完成文化传承。以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富育光为例，已出版及即将出版的三批满族说部中，与他有关的说部超过20部，逾千万字。之所以他能够得天独厚传承如此巨量的说部，家族内部世代相沿的传统和规训是个体能够掌握巨量叙事资源的关键，而他个人较高的文学修养和长期的记诵—书写实践也造就了传承人及其说部文本的独特性。 “书写型”传承人的提出主要就是基于满族说部存在大量像富育光这样的传承人，在赫哲族、锡伯族、苗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中，都存在着此种情形，这一类传承人的特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共性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因满族说部第三批尚未出版，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基于前两批文本，满族说部的整体研究还需等待资料的进一步丰富。 说部传承不容乐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比较的视野来说，与其他长篇叙事传统相比，满族说部的传承有什么特点？ 高荷红：按照富育光的分类标准，满族说部分为“窝车库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和“给孙乌春乌勒本”。“窝车库乌勒本”为韵体或散韵兼行，其中《乌布西奔妈妈》6213行（最长）、《天宫大战》除引子外共1781行（最短）、《奥克敦妈妈》3800行（第三批未出版）、《西林安班玛发》4079行、《恩切布库》4507行。其他三类为散体叙事，每一部大多为几十万字。 一般将韵体或散韵兼行的“窝车库乌勒本”视为满族史诗，与三大史诗相比，“窝车库乌勒本”篇幅较短，均不足万行，而《玛纳斯》8部20万行、《江格尔》60多部10万行、《格萨（斯）尔》120多部100万行。 因满语已不再是日常交流语言，目前能用满语讲述“窝车库乌勒本”的仅有何世环老人，而富育光、赵东升等讲述满族说部主要运用汉语，《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虽曾用满语或汉字记录满音，但现在已很难用满语讲述，也无活态传承。而《玛纳斯》《江格尔》《格萨（斯）尔》三大史诗的传承均依托了本民族语言的活态传承。 三大史诗歌手的传承有其特定的方式，如《玛纳斯》史诗歌手绝大多数通过父系家族传承，而母系家族传承、“梦授”说也较为普遍；《格萨（斯）尔》史诗歌手更是有神授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掘藏艺人、圆光艺人之分；《江格尔》史诗歌手江格尔奇有业余、职业和御前三种，他们借助口头学唱或背诵手抄本。目前满族说部的传承堪忧，富育光选择徒弟时首先考虑家族内的子侄，但因多种原因不合适，后来又选择了懂满语的或懂音乐的青年人。而他刚收的徒弟对《乌布西奔妈妈》及《萨大人传》是运用其擅长的评书训练方式进行背诵及讲述的。 此外，满族说部还有一些特点，如“窝车库乌勒本”中除《天宫大战》外，其他均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史诗较少体现征战内容，应是以《天宫大战》为基础的叙事，讲述的是从天庭秩序到人间秩序的确立；史诗的英雄多为萨满，以女性萨满居多，其功绩主要是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保障部落民众的生活，史诗的英雄最后都魂归天国或海底。 构建说部研究学术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国内从事满族说部研究的学术力量有哪些？ 高荷红：国内以研究满族说部为主的学术机构有“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该学会于2011年8月9日成立，目前仅吸纳吉林省内的学者，主要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省民族研究所、长春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工作。2016年9月24日，“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满族说部传承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在吉林省外研究满族说部的学者主要分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辽宁大学、大连民族大学等。 在学术期刊方面，《社会科学战线》从2007年开始主持召开“满族说部研究座谈会”等学术活动，推出系列满族说部研究论文及田野研究报告，至今已经刊发20余篇论文，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东北史地》《民族文学研究》等也相继推出了满族说部研究专栏。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近年来在满族说部传承研究领域有哪些新工作和新观点？ 高荷红：近年来我从传播学的角度关注媒介与满族说部传承的关系，发表了论文《技术的力量：媒介对满族说部传承的影响》《“书写型”传承人研究》等。对文本进行研究时，首先选择解读“窝车库乌勒本”文本，发现其萨满史诗的独特性；接下来将研究“巴图鲁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和“给孙乌春乌勒本”，之后我们才能清晰地勾勒出满族说部的整体面貌。 近年来我发表的论文《从记忆到文本：满族说部的形成、发展和定型》《在家族之内：基于穆昆组织的满族说部传承》《记忆·书写：满族说部的传承》等，其实是从三个方面来研究满族说部的传承。满族说部反映了满族及其先人从远古至清末民国不同时期的生活，其中的“乌勒本”至迟在辽金时期应已趋于成熟。目前，很多传统的满族说部已散佚，有的因为年长者的离世不再为人所知，有的仅保留在民众的记忆中，有的仅有片段留存。从已出版及即将出版的三批来看，满族说部的文本演述、流布和传播主要经历了七个时期：口述记忆时期；以口传为主讲古习俗盛行时期；明末清初新说部大量产生时期；康乾至清末讲述说部习俗定型期；辛亥革命影响下对满族文学有意识传承期；满族说部与乌勒本定名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定型期。满族说部以往的传承在其穆昆组织之内，正因如此才能保留下如此巨量的说部。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后应从哪些方面推进满族说部研究？ 高荷红：从2008年开始，以满族说部调查，某一部文本、传承人的研究为选题的博士、硕士论文有10余篇；自2009年至今，围绕满族说部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6个；2011年研究专著《满族说部传承研究》出版，5年间专著出版近10种。这些专著着眼于某一部文本展开全面分析，进行文本研究、叙事类型研究、主题研究、概述性研究等。但目前对于满族说部的整体性研究几乎没有，当然这主要是受到第三批满族说部还未出版的影响，很多问题悬而未决。 就我个人而言，满族说部研究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首先，待第三批满族说部出版后，学者应依据文本情况审视满族说部概念是否需重新界定，文本也需重新解读，围绕这三批说部文本展开整体性研究，以期构建满族说部研究的学术框架。其次，满族说部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较高，因其内容较为复杂，研究者要了解满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学等相关内容，懂得满语。最后，应加强对传承人的调查研究。文化部已经立项记录富育光讲述的《乌布西奔妈妈》，对赵东升、何世环等传承人的调查还应继续，他们代表了不同的满族说部传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