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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除了部署的大政方针，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细节值得我们留意，其中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即席发言，就很值得我们关心民族宗教工作的相关人员留意。俞正声说，昆明“3·01”事件以后，有些地方把矛头对准了普通的维吾尔族群众，限制维吾尔族群众的人身自由，检查住所证件，甚至驱赶相关人员。他愤怒地说，这些都是违反政策的非常愚蠢的做法，正中了暴恐分子的下怀。这种简单化、粗暴化的做法，离间了民族关系，严重影响了民族团结，给暴恐分子可乘之机，这也说明有些领导干部的觉悟还达不到群众的水平。 近几年来，新闻媒体中频频报出的暴恐事件，也的确给人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氛，大有草木皆兵之感。我听一位宗教学专业的研究生说，昆明暴恐事件之后，他去图书馆还一本伊斯兰教方面的书，图书管理员跟他说：你是研究伊斯兰教的呀，可要好好研究研究，他们太吓人了。类似的情绪常常弥漫在我们身边。昆明等地不少新疆风味特色小吃店、水果特产店、饭馆的生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在暂住地做生意的新疆人生意清淡，无所事事，但也不愿意回家，“回去赚不了钱，路上还要被警察一路盘问，回去干吗？” 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著作《报道伊斯兰》中曾经指出，美国等西方主流媒体很少对日常的穆斯林世界进行报道，伊斯兰世界只有出现社会暴动、恐怖袭击等具有爆炸新闻色彩的事件后，才会被长篇累牍地进行报道，久而久之，伊斯兰世界给西方普通民众就留下了固定化的负面印象，让人一提伊斯兰教就将其等同于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 我国普通大众的阅读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类似的问题。散文《天山天池》、民歌《达坂城的姑娘》是几十年前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甚至很多知识青年因此而自愿选择到新疆戍边。艾青、王蒙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极左年代被发配新疆，他们在作品中对新疆有着许多美好的记述，王蒙曾在《这边风景》中就形容新疆“真是个插上手杖也能够发芽长叶的地方”。改革开放后，国家要快速实现现代化、要走向世界，总是喜欢向前看，看欧美发达国家，看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看“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因此，媒体对于这些地方的报道也可以说是事无巨细。而对于其他地区，除了一些具有旅行探险价值的地方外，媒体的目光似乎很少涉及。常常听到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朋友抱怨，我们老家是不可能上新闻的，若是上了新闻一定没有好事，肯定是“曝光”。对于尚未“脱敏”的民族宗教问题，新闻媒体更是敬而远之。如此一来，似乎只有出现“暴恐”这样的事件，才有新闻价值，才值得报道。长此以往，往往给普通读者造成错误印象，错把少数极端分子固化为主流。 对于恐怖主义的新闻报道，是全球性的难题。恐怖主义组织制造事端，就是要通过媒体，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制造恐慌，同时这种广告效应也会吸引“潜在金主”。但作为媒体，对恐怖主义又不能不报道。因为报道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让民众有知情权，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故意不报道或选择性报道，也有很多负面效果，既不能对丑恶事件进行舆论谴责、警醒世人，同时也不能督促政府尽快解决问题。所以权衡利弊，全球媒体对恐怖主义事件都会进行报道。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报道，要进行怎样的舆论导向。如果把极少数人的极端行为推卸到某一个教派、某一个民族身上，则正如俞正声主席所说，这样的人“觉悟还达不到群众的水平”。 现在的舆论常常有一种潜台词，似乎虔诚的信仰就是宗教保守主义，而宗教保守主义就是宗教极端主义，就是“三股势力”，就是暴力恐怖主义。因此觉得越世俗化越好，似乎只有大力推行世俗化，淡化宗教意识，我们的社会才安全。实际上这种逻辑是在不断地“偷换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宗教保守主义只是力图严格遵守某些特定宗教的教义，固然我们可以从文化多元、宗教对话与开放的角度对宗教保守主义进行一些商榷，但人家严格遵守这些教义，并不存在法律或道德上的问题。宗教保守主义也可能会支持现世的传统。因此，对这一思想进行客观认识，并进行正确、客观的舆论导向，这才是最重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