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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以后，一条微信依托社交媒体迅速在社会上传播：不要把对恐怖分子的愤怒，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敌意，那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不要把对暴力的还击，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歧视，那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不要理会个别极端声音，那等于传播他们的主张；不传播血腥画面，慎采（访）伤员及遇难者家属。3月21日，《环球时报》利用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12位在京维吾尔族人士的生活、从业经历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受访者的语言朴实、真切，他们的诉说迅速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回应。 这是两起来自社会层面的对民族刻板印象的矫正行动，这些信息的社会传播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也给予我们一个启示：民族团结是一项全面的社会工程，民族团结意识、态度、情感和行为能力的培养与提升需要政府主导，更需要社会担当。 通过沟通来跨越社会距离与文化距离 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文化距离是由彼此居住、生活的空间距离，交往的频度和深度，文化特点及其差异性等因素综合决定的。新疆距离内地遥远，在自然地理、人文风情、自然景观、风俗民风、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等方面与内地有着显著不同。对于新疆和内地的普通民众而言，相互交往的机会少，彼此知晓的信息有限，因而他们之间在认知心态上是陌生而好奇的，甚至对彼此的文化及其价值判断有着浓厚的主观色彩，加上一些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的负面事件时有发生，就会出现对于相关群体的误读现象。 在个体认知方面，内地大多数普通民众往往将自己对个体的判断与对整个区域、整个民族、整个宗教的判断联系起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偏概全、以个别代替整体的现象。同理，部分内地人的态度和反应，经过信息不对称的传播，也会被相关地域和民族的民众视为所有内地人的态度和反应。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公务员队伍、成功人士等社会精英社会活动范围大、获取的信息全面、认知水平和能力素养较高；而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掌握的民族宗教知识有限，所面对的又大多是来自民族社会底层的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的文化表征更显得传统和保守，与当地文化的差异较大。 没有足够的沟通，社会距离与文化距离有时就会被利用。在不同的场域下，负载不同民族、宗教认同的普通民众和基层管理人员，在衣食住行、从业、教育、就医等方面产生交往，形成复杂、具体的社会关系，而一旦在场景式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中产生矛盾、纠纷，往往会不自觉地与民族宗教身份挂钩，而有的当事人甚至故意拿民族说事，小题大做。而源于民族宗教知识匮乏的另一方当事人，又怕事态扩大，急于息事宁人，作出无原则的处理。久而久之，人们会将民族因素视为麻烦，对之避让远离，族际刻板印象也由此成为影响民族交往的敏感因素。不和谐的个体经验与相关负面事件的影响叠加在一起，就会诱发族际交往中的隔阂、猜忌甚至是排斥心态。所以一有涉及民族因素的事端出现，人们的心态就会变得微妙，猜忌、对号的心理也会随之产生。 “不要把民族不当回事，也不要把民族太当回事，该是什么事就是什么事。”这句通俗的表达，也许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从社会层面看待民族因素。面对故意贴民族标签的具体个案，人们一定要坚持自信，要善于通过大范围的社会讨论和充分的民意沟通，形成社会公理的压力，要以社会的公正力量压缩故意拿民族说事的空间。 有效的沟通能够达成理解，澄清事实，形成共识。现代传媒可以帮助形成足够的、大范围的族际沟通，族际沟通能够使全社会形成认知一致，那就是每个民族都伸张正义，都知情懂理。故意拿民族说事，公理不容。 用团结捍卫共同的利益 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容易在国家的边疆地带滋生，这似乎是一条规律。地处边疆的民众往往感受到更多的安全压力。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一旦与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便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慌，引起更强烈的社会防范心理。 分裂主义常常利用民族因素，挑起民族之间的猜忌和敌意，通过制造恐慌引发社会成员对某个民族或某些民族的防范和疏远，以此通过群体间的排斥力来拓宽群体间的心理距离，加上破坏分子别有用心的舆情渲染和诱导，就会砌起群体之间的“心墙”。这样，一有事端发生，人们就会按照既往的经验不自觉地将其与某个民族或某些民族挂钩，形成族际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这恰恰是分裂主义者设计的陷阱。 宗教极端主义完全抛弃宗教包容原则，只强调自己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其他教派和不信教者都属于应该剔除的异端。宗教极端势力利用自身的蛊惑性和信众对宣教者的痴迷，不分民族、不分教派地诋毁和攻击其他信仰乃至其他宗教信众。宗教极端主义是所有正当宗教信众的共同敌人，也是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敌人。 每每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的事端发生之后，社会都会陷入一种安全困境。一些社会成员和基层管理者既觉得如果不远离相关群体就可能不安全，又觉得单纯地按民族宗教界限疏离会误伤很多无辜者的自尊与感情。但为了最低的安全成本，很多社会成员和基层管理者采取了简单的、群体性的防范和疏离的态度与做法。社会场景中的冷漠和躲避、歧视性的安检和排拒、策略性的“驱离”或挤压都会在无形中搭起阻碍群体信任的藩篱，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也找到了他们赖以藏身的环境。 防范和打击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保持和促进全社会的团结。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彼此信任、相互依靠、共享信息、共集心智，才能区分、孤立恶势力和坏分子，形成涸泽而渔的打击形势。 实现民族团结与社会担当 伴随着市场开放和社会流动，各民族人口散居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尤其是大批底层民众的流动，会进一步增加基层社会治安管理、社会服务、社区建设的难度，从业竞争、文化碰撞、社会摩擦、资源挤占都会引起当地社区对外来人口的斥力，而一些关联性事端的发生就可能使这种外斥力升级，具体表现为当地人对外来者表情冷漠、接触减少乃至恶语中伤。当地管理者实施的针对性、选择性的检查也会增加，社会舆情随之会表现为群体不信任。相关群体的流动人口则陷入尴尬、无奈、无助、受挫的心态，与心态消沉相伴的常常是收入下降、居留困难的窘境。这种柔性的“群体性惩罚”会伤及一个群体的自尊，是一种可能滋生敌意的歧视，其对群体之间交往的信心、可依赖感的伤害是持久而深刻的。在辨别力和控制力差的个体身上，强烈的委屈感和挫折感可能转化为攻击行为。 学会民族交往和相依共处是社会流动性增强的必然要求，民族团结也需要从口号和原则的高位下沉到民间，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需要精细化为彼此见面时一个真诚的微笑、一句真诚的问候、一次温暖的扶助。 社会层面的民族团结需要社会担当。底层流动人口往往从业技能有限、从业资本有限、社会化和本地化程度低，这造成他们生存能力较弱，面临的挑战更多。因而，当地民众和管理者需要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善待和接纳相关群体。 从大处着眼体现在认识上。特殊地区、特殊群体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国家利用公共资源实施对口支援，就内地而言，温情的接纳相当于团结和服务于特殊地区和特殊群体的一个成员、一个家庭、一个宗族、一个村落。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实现民族团结的社会担当。 从细微处着手体现在行动上。立足、从业、生存是底层流动人口的基本目标，当地社区首先要以包容的心态做到一视同仁，对相关群体的流动人口不排斥、不区别对待。其次，在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建设中统筹考虑，并有针对性地施以关切与关怀。在一些事端发生后，温情、主动地对特定群体进行心理疏导，对当地社区民众进行认知和言行引导。在社会层面，民族团结具体体现在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与具体相处中，具体化为相互的尊重、体谅、理解与亲和。 总之，在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日益加大的当下，实现社会基层的民族团结困难最多、任务最重，因为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公民素养问题、基层管理问题、发展差距问题都集中显现于社会底层，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也容易发生在社会基层。实现民族团结大业，需要更多的社会担当；自觉践行民族团结，应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素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