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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爆发前的17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界最引人关注也最有影响的史学现象，是对“五朵金花”及相关历史理论问题进行的大范围热烈讨论。“五朵金花”包括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它们被 “播种”、“生根”、“开花”的时间和方式不一，但集结为“五朵金花”则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 这样一个曾经吸引了绝大多数当时业已成名的“新”、“旧”史家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学术讨论，一个集宏观理论支撑和具体研究于一身的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索，尽管在当时受到许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然而仅以学术之外的因素来看待并评价“五朵金花”，显然是不全面的。时至今日，“五朵金花”问题或已不再那样引人注目，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 “假问题”而受到质疑，但其自身蕴含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仍然不可轻视。 从“五朵金花”讨论的缘起、发展可以看出：第一，“五朵金花”的讨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史学家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背景下产生的；第二，问题的提出，虽大多是由一篇文章、一个观点所引发，但这些问题多为以往问题在新的条件下的延续，成为新语境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关注的、具有学术与现实双重重大意义的问题；第三，就问题本身而言，都是在试图回答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宏观问题，试图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道路和特点。 在这五个问题中，古史分期问题是近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基本问题，宏观地看待历史发展进程而不仅仅将朝代更迭视为历史阶段性发展的标志，最基本的反映就是历史阶段的划分。中国古代史分期主要包括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划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标准、奴隶社会是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古代是否经历独特的发展道路等。这些问题无一不是必须深入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才有可能回答的，这其中又包含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等因素。“五朵金花”中的古史分期问题更多地注意到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尽管教条主义、公式化的痕迹仍然明显，政治干扰学术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是结合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探讨古史分期问题所形成的诸说并起、互相辩论的局面，实际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以整体、宏观看待历史为特征的研究范式的全面实践。古史分期问题实为“五朵金花”之冠。 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萌芽两个问题是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延伸。前者主要是探讨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地主所有制，后者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中的五种社会生产方式说，即封建社会之后应当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发掘大量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史方面获得了极其显著的进展，在学术成就方面可能是当今学术界获得最多赞誉的“金花”之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关系密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与近代社会转型、现代化问题等相互关联，究其原因，乃在于该问题扣住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虽孕育产生于古史分期问题，却开花结果于各自的领域，成为“五朵金花”中的两朵奇葩。 有关农民战争问题，从对史料的整理到对历史上农民战争领袖的评价，再到对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特点、思想武器、发展阶段、起因、历史作用、失败原因、农民政权的性质、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农民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等一系列理论和具体问题的讨论，发表的成果是“五朵金花”中数量最多的。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的热潮如此高涨，与新中国成立后政权性质的变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毛泽东的相关论断、史学界强调阶级分析方法等都有直接关系，因而带有更强的时代色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时至今日，农民战争问题这朵曾经绽放得最为夺目的“金花”却成为最受冷落的一枝。但是，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周期性爆发，且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局面包括改朝换代在内产生的重要影响，是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对农民战争的全面研究与重视，包括对相关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方面，加强了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历史发展动因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开辟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这一新的学科研究领域。 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与其他“金花”相比，在规模和成果数量上略显薄弱。然而，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却最具可持续的发展潜力。比较而言，古史分期的讨论对中国历史研究诸多重大问题的涵盖性和研究视角的宏观性最为突出，而汉民族形成问题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上升为最具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由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进而扩展至对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主流、历史上民族之间战争的性质、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民族政策的评价、怎样看待民族间的“和亲”等问题。时至今日，中国古代民族和国家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等有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大问题均成为热点问题，可证明昔日“五朵金花”中的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 “五朵金花”的讨论，在1978年以后仍持续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渐趋形成，有的以新的方式继续被讨论和研究，有的被冷落、怀疑和批评，“五朵金花”束在一起竞相开放的盛况不再。然而，以“五朵金花”为标志的对各种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后，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的全面深入探讨。尽管在讨论中存在着各种不足与失误，但是中国史学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收获甚丰是不争的事实，其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对于中国历史学研究走向的影响必将深远而长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