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会场全景 张建恒摄/光明图片 编者按 中国社会治理论坛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建设新型社会治理智库的重要依托和平台，也是开展国内外合作交流的窗口，已连续举办六届，形成的系列成果发挥了政策影响与舆论引导的有效作用。于7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论坛聚焦于“创新社会治理，决胜全面小康”这一主题，进行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探索与思考，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落实国家“十三五”规划具有积极意义。今摘编论坛主要成果，与读者分享。 7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联合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第六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论坛以“创新社会治理，决胜全面小康”为主题，设立“新发展理念与创新社会治理”“新型城镇化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传承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大数据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五个分论坛。与会专家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集中研讨，达成以下几方面共识： 准确把握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的目标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里程碑。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崭新的目标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小康社会。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创新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手段方式，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的水平，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中国社会治理与社会状态将呈现七个“更加显著”的建设成效：即“和谐社会”“平安社会”“信用社会”“法治社会”“健康社会”“幸福社会”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成效更加显著。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是“十三五”时期需要补齐的“短板”中的“短板”，需要花大力气从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三个方面全力推进，这是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亦即“小康社会”在人的方面的实现程度。 “互联网+”时代创新社会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新形势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经济新常态下，和谐社会建设任务更加繁重。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8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收入差距水平还是很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极易引发社会不和谐、不稳定。 社会形态仍然复杂多变。我们当前面临的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社会结构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社会矛盾形态复杂化、社会机制发育待强化。 利益格局失衡调整难度还很大。有专家认为，利益格局失衡是导致社会矛盾的深刻根源。当前，一定程度上讲，劳资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任重道远。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仍较薄弱。一些专家指出，解决中国结构性问题的关键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重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主要难题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还远未完成；基层自治能力和独立性还较差；基层治理的资源保障存在较多缺口。 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现代化程度有待提高。当前，网络社会带来的不只是信息，还有价值观的重塑、民主政治的发展、文化变迁、经济演化和社会分层等，亟须通过“互联网+政务”提升政府效能，运用大数据智能分析助力科学决策，促进社会治理的共建共享。 实现决胜全面小康社会治理目标任务的关键路径 实现决胜全面小康社会治理的目标任务，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复杂工程，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抓住关键，选好路径，把握以下几个环节：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这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方向和要求。社会治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就是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给人民信心和希望，给人民公平和正义，给人民安全和稳定，加快构建共建、共享、共治三位一体的新格局。 坚持深化改革，统筹推进。实现社会治理目标任务，必须继续全面深化和推进改革，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促进社会治理体系高效运行。同时，还需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方位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法治德治并举，构建包容性秩序。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让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不断推进社会走向法治，走向更加文明的秩序。 夯实基层，建设现代社会体系。特别需要着力构建民生保障体系，着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着力强化社会信用体系，着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着力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在新常态条件下，通过社会治理创新来实现社会系统的现代化改造，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夯实基层，以更好地服务、推进、保障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必须创造性地运用现代科技最新成果，树立大数据思维，特别是注重运用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精细化、现代化水平。 传承历史文化，推进现代社会治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跨时代、跨地域、跨文明的包容性与融合性，经济全球化与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弘扬传统文化需要注重时代性，不宜过多地强调技术性，也宜不过多地引用西方的管理方法，而应充分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做一些实践性工作。 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也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要加强风险防控，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小风险演变成大风险，防止单一风险演变成综合风险，防止局部风险演变成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防止经济风险演变成政治风险，防止国际风险演变成国内风险，为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专家声音 蔡 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78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带来了社会治理领域的新挑战，特别是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紧迫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改善收入分配，让再分配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必须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创新社会治理应该以人为本，体现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同时，要坚持社会政策托底，通过社会政策化解矛盾，要警惕和防止民粹主义的政策倾向，要有积极正面的舆论引导，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郑功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一方面，我们当前面临的社会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社会结构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社会矛盾的形态日益复杂化，政府包办一切社会事务已经难以为继，而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还未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利益格局失衡是导致一切社会矛盾的深刻根源，劳资之间的利益格局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扩大不仅制约着新时期的社会治理，而且直接制约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要用共享的理念来指导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提升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加快构建共建、共享、共治三位一体的新格局，引领社会治理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路。 闪淳昌(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 “东方之星”客轮倾覆事件带给我们一些思考：一是坚持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各种救援力量团结一致，在应对灾难中表现出决策迅速、出手快、出拳重、应对有力的鲜明特色；二是快速反应，协同应对，各部门密切配合，条块紧密结合，军地高度融合，资源有效整合；三是提升应对处置与救援能力，广大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要争创世界一流；四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健全智能安全保障系统，提高应对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能力；五是鼓励各级干部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提高研判力、决策力、掌控力、协调力和舆论引导力。 宋贵伦（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 当前我国大城市治理面临十分艰巨和繁重的任务，既有流动人口管理、区域化协同治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城市基本设施建设管理、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经常性工作，又有突发事件处置、社会矛盾化解、民族宗教服务管理、虚拟社会服务管理、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等社会治理问题。在大城市社会治理中，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都非常重要，问题是突破口，需求是着力点，目标是任务书，三个导向有机结合，才能立体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因此，一要认清形势，正视问题；二要明确思路，精准发力；三要明确目标，分步实施；四要明确任务，务求实效。 齐 晔(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是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在新的历史节点，学会要实现新的“使命”转变，即由帮助政府决策到改善社会治理，为全球社会治理提供新思路，并将“专注改善治理”作为学会新百年计划的五大目标之一。智库对政府决策的支撑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独立研究、优质成果、快速提交，这分别体现了智库的信誉、实力和可靠度。随着时代发生深刻变化，我们不能继续沿用原来的治理方式，这就要求智库的研究要有前瞻性、战略性和针对性，更要有效协助战略实施。 龚维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精细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社会治理的服务化，而不是管控化；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专业化作为支撑；社会治理精细化还需要整体化推进，而不能碎片化。 萧 放(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师大中社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系主任)： 理解民俗传统、传承历史文化，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民俗文化具有很强的聚合作用，对于快节奏、个体化的现代生活方式是一种有益的调节。在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实践中，我们过多强调了先进技术与西方管理方法，忽视了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柔性作用。相关专家学者应对此多发声呼吁，在社会治理的具体工作中也应多做一些实践探索。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