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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理论，如果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来看，是没有错的；如果从具体民族文化单元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角度来看，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来看，那就是“一体多元”的关系了；如果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与具体民族文化单元的关系来看，也是“一体多元”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秦始皇统一六国，制定并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基本上就从政治制度层面即从顶层设计上奠定了“一体多元”的格局。再有，如果从现行政体来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那么，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不是与“一体多元”是相一致的？当然，笔者并不是想否定“多元一体”的提法，只是觉得光提“多元一体”还是有所欠缺、并不全面。如果既提“多元一体”，也提“一体多元”，这样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也符合中国的现实，比较全面。 一、从先贤圣哲的思想中理解“一体多元” 关于“多元一体”的话题，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在此无需赘述。关于“一体多元”的话题，其实也有人论及，但显然不够充分。要想充分而又全面地理解“一体多元”的涵义，必须从中国哲学即先贤圣哲们的思想里去吸收养料。所谓“一体”者，即是指生命的、心灵的、宇宙万有的各自的统一、合一、融一、化一的整体性；也是指生命的、心灵的、宇宙万有的整体上的统一、合一、融一、化一的形而上的根源性的本源归一性。《老子》四十二章里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在《论語·里仁》中强调：“吾道一以贯之。”《易传》中也讲：“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太极”就是无极而太极的“一”。《吕氏春秋·大乐篇》中讲：“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易传》所讲的是在本源之“一”的基础上的二、四、六、八直到六十四卦之裂变之生，是强调偶数之生，是强调无穷生变中的对称性，用现代物理学的术语讲，就叫做“宇称的守恒”；但是不对称性也在其中，同样用现代物理学的术语讲，就叫做“宇称的破缺”。《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里的“一”和“同”同义，就是“统一”。最早出现“车同轨”记载的是《中庸》，原文是这样的：“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从原文的内容看，从周朝建立，统一的国家形成的时候，文字、车的轨距、道德规范统一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和混战，各国在各自地域独立发展的时候，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周朝订立的各项制度，也即所谓“礼崩乐坏”。秦王朝建立之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些措施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各国在实质上的融合和统一，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对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功不可没的，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一体多元”理论是综合以上“一”的全部义理而言的，即这个本源性的“一”，它既是派生万有，含括万有，遍在万有，又超越万有而成的“一”，但它同时又可以是化无归空，即无即空而又不无不空的“一”。 “万有”是泛指所有的现象界的事物，所有的现象界的事物，如自其现象界的各自之“一”视之、或各自之“一”而界定、论定，那就是不超越的下属的许多“一”的那些物质和事物，也包括抽象的数字的“一”，这许多“一”从许多的角度来看，又同时是“多”。所有这些现象意义上的“一”，都是因为这些“一”的自身和之外的虚位的“空”和“无”而成立、而转化、而超越、而消解，这些所谓的“成立、转化、超越、消解”，就是在人类的知觉意识和客观物象的这两者之间的、似二实一的、既分离而相配合又消融的不区别的、即有即无的、“体用”之“一”的“体”的本源之妙，和“体用”之“多”的“用”的现象之奇。 简言之，“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但“一”是本位、是基础，“多”是派生、衍生的；“一”能生“多”，“多”又归“一”，但它们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互相转换的关系。 从国体建构上的中国，从民族建构上的中华民族，所呈现出来的“一体多元”格局，正是奠基于以上的哲学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