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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帆，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一分校讲师。 内容提要：近年来，围绕我国现行民族理论政策学界展开了诸多的争论，有些学者对现行民族理论政策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主张民族政策应该“去政治化”、实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根本指导作用，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分析新形势下民族关系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性质，才能明确方向，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地位 近年来，关于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讨论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各种质疑和批评现行民族理论政策的观点时有表现，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论。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1]因此，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新形势下民族工作中的作用就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 我国民族理论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的产物。在当前民族关系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背景下，存在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依据是苏联模式，是从苏联那里抄来的，而苏联已经解体，因此我国民族关系问题具有像苏联解体那样的现实危险；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我国民族理论政策是自搞一套，走的完全是自己的道路，因此与马克思主义没什么关系。这两种观点无疑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实质上都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根本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不论在革命、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时期，我国的民族理论政策不但从未脱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而且还根据我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灵活地加以运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影响，一开始主张用民族自决和联邦制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因而提出了建立中华苏维埃联邦的口号。但随着对我国境内各民族的了解程度加深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逐渐从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民族政策转向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这恰恰说明了我国的民族理论政策是根据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不是照搬照抄苏联民族政策的结果，恰恰体现了我国的民族理论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不是以苏联民族理论为指导的。李维汉当年曾研究了中国国情与苏联国情的不同：一是民族结构和民族分布不同，“苏联少数民族人口与俄罗斯民族相差不远，而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并且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二是革命条件不同，“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形式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我国则是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经过民族分离”。[2](p.10)因此，同样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同样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中国采用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苏联采用的是联邦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