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西南山地是我国地貌特殊而又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区域内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包括人口生态文化在内的灿烂而又丰富的文化。文章在对生态文化、人口生态文化概念予以厘定的基础上，概括总结了西南山地民族人口生态文化的内容，进而从人口再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生态文化素质培养等方面讨论分析了西南山地民族人口生态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人口生态文化；民族；西南山地；内容；价值
    作者简介：杨军昌，贵州大学 学报杨军昌(1963－)，贵州人，贵州大学《教育文化论坛》副主编，贵州大学人口·社会·法制研究中心教授。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1)06－0129－05
    一、引言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其间关系协调发展的理论可追溯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人与环境关系的阐释。其要点有：“人类和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1]建立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西南山地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重要区域，分布有藏、羌、彝、傣、苗、侗、布依、壮、土家等34个世居少数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多种生态环境的区域，是民族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地区。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探索认识自然规律，适应和改造生存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并实现与自然环境系统和谐相处的同时，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有着各自独特的生态意识。深入研究西南山地少数民族人口生态文化，不仅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能够为西南山地各民族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对于党和政府制定正确的人口发展与生态环境政策，实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相互协调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概念及其关系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地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主要包括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生物条件、地理条件和人为条件等。在理想的状态下，生态各要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在一定的动植物群落及其生态系统自然发展过程中，各种对立因素(相互排斥的生物种和非生物条件)通过相互制约、转化、补偿、交换等作用，能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阶段，亦是我们常说的“生态平衡”。反之，因其他因素，特别是人口的不断增加及其需求而产生的对生态系统的强大干预，而这一干预又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时，人类自身就面临“生态危机”。工业文明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诸如资源短缺、能源匮乏、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和大量生物物种趋于灭绝等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加重，使人类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而生态文化的概念，则有着内涵不一的多种阐释。如有观点认为，生态文化是指人类社会所形成的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物质技术手段、制度措施、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总和。(王明东，2001)有的学者从广义的角度考察认为，生态文化并不是或并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时的文化类型，而是一个具有相当广泛、普遍的文化学意义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包含并用以解释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所有阶段、所有类型的文化行为和文化模式，其原因是迄今为止的任何文化从本质来说都不过是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某种推演和表现，都属生态文化的基本范畴。(袁国友，2001)有的观点直接把生态文化看作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内容”，认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对生态保护的理念、学说、方式、经验所构成的思想文化体系可谓博大精深。生态文化从来就是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核心部分；它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的、核心的内涵。”(冯骥才，2008)等等阐释，不一而足。笔者认为，生态文化体现出人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在联系，是人们对于置身其中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总体认识和基本观念，包括对有关宇宙、自然生态的看法和知识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基本态度。其实质就是一个民族在适应、利用和改造环境及其被环境改造的过程中，在文化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形成的知识和经验。而这些知识与经验又蕴涵和表现在这个民族的宇宙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等之中。
    结合生态文化的内涵，不难看出，人口生态文化是关于人口与自然关系的文化，两者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等要素及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等人口过程与一定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建立起来。人口生态文化是人们对人口要素和人口过程与其自身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关系的总体认识和基本观点。人口生态文化与有关人与人关系的社会文化或人文文化相对应，不是探讨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要探讨和解决人口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说，人口生态文化问题实质上就是人口生态观的问题。
    而事实上，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极为紧密，从人类发展的历程来看，人口依赖于生态环境而生存，人口的生存、繁衍和发展，对环境也在发生反作用；被人口作用了的生态环境，又会影响人口的再生产。首先，人口和生态环境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生态环境为人口生存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源，而物质资源的每一个变化，都直接作用于人口本身，影响人口身体内各部器官的代谢，影响人口的寿命、生产、发育、遗传、营养、呼吸乃至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变化。当然，人口作为自然的产物，自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然而，从大自然走出来的人及其所建构的人类社会，有着与大自然不同的一系列活动，其中之一就是逐渐变成了大自然的统治者，对生态环境产生着反作用，而改变着自然环境。其次，人口和生态环境是一种统一的关系。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构成人类社会，人口与生态环境既相互影响、对立存在，又互为条件共同发展。其一，人口和环境共处于世界的统一体中。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人口和生态环境都是物质的不同运动形式。作为社会的统一体，既包括人口，也包括人口之外的环境，以及人口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和作用而产生的文化，亦即人口生态文化。其二，人口与生态环境在运动和发展过程中，都应统一恪守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观念。生态伦理观认为，生态环境也要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有其自身的作用和权利，并对人口和社会产生影响，人口与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应充分考虑到生态环境的伦理权利。因此，人口与生态环境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
    三、西南山地民族人口生态文化的内容
    
    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西南山地各民族积淀了丰富的人口生态文化，为中国西南边疆的人口再生产和生态保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内容而言，西南山地民族人口生态文化既包括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而上的思考和认识，也包括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与经验性的感知，还包括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习俗和禁忌中所内含的人口生态文化成分。具体来讲，西南山地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中的人口生态文化。古代西南山地少数民族的文明属农业文明和狩猎文明，完全以大自然恩赐而生存，普遍存在着对天、地、水、山、树、石等自然物的崇拜和禁忌，进而形成了对大自然的敬仰与崇拜。比如西南山地民族普遍有着对树林的崇拜，甚至一些民族如彝族将本民族归源于树木，有些民族如彝族、羌族、苗族、侗族、壮族、瑶族等将树木视为自己民族的保护神。一些民族对山石有着特殊的感情，如居住在云贵高原的山地民族，普遍崇拜山神。还有民族如怒族、土家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等把某种动物、植物甚至自然现象当作自己的祖先。
    西南山地民族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既有全民族共信一种宗教，又有一族中多种宗教信仰共存；既有对世界几大宗教的信仰，又有对本土宗教(如本教、巫教)的信奉。佛教对纳西、藏、傣、壮、侗等少数民族有深刻的影响，佛教自然观认为众生平等、万物平等，不仅一切生命都有平等的地位，就是草木、瓦砾、山川、大地等没有意识的事物，也有佛性，必须予以尊重。道教在土家族、仡佬族、毛南族、京族、黎族、白族、阿昌族、羌族、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中传播较广，影响较深。道家的“道法自然”，认为人与万物在道性上是平等的，富有灵性的人类应与“大地合德”，对万物利而不害；毁灭自然物的行为，是在扼杀自然的生机，必将给人类带来祸害。“重人贵生”是道教最重要的教义，要求人对待生命应当是“贵生”、“乐生”，善待万物。[2]这些观念与教义对西南山地民族影响较大，我们从瑶族的命名礼就可知其一斑。瑶族人一生取有多个名字，法名、郎名都要通过严格的道教仪式而获得。其命名仪式贯穿着诞生礼、成丁礼及入教仪式等内容，而这些仪式都表明了瑶族对人自身生命及其社会化教程的高度重视。
    社会组织结构和制度层面所反映的人口生态文化。具有地域和民族特点的人口生态文化体现于其基本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制度层面中。这里所指的社会组织结构，包括西南山地各少数民族的宗教组织、家庭组织、社区组织以及现在行政组织。这些组织及由之而形成的相关制度与人口生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以苗族为例以示说明：
    西南苗族社会历史悠久，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制度相对其他人数较少和历史较短的民族则要复杂和完整，族内权利组织更是赋有特色。村寨内既有共同推选出的德高望重、办事公正、能言善辩、熟悉榔规的寨老，也有按照血缘关系产生的具有宗教性质的鼓社及社长。社长全权管理全社事务，其职能之一是：“领导共同保护鼓社山村及村寨环境，管理耕种公田，修建鼓社庙等等。”[3]而苗族不同宗的家族组织成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域性村寨组织——议榔制，是苗族传统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议榔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议榔大会，由榔头、款首主持，通过议榔大会商定共同大事所产生的款约涉及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包括不准谁盗伐别人的树木，不准勾结外人来偷砍盗伐，不准烧林，不准剐剥别人的树皮以毁林，甚至不准砍小树或提早采摘林中茶籽、桐子等。[4]
    生产生活中的人口生态文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渗透于西南山地民族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婚育丧葬和岁时年节等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如苗族中老年人买苗为子孙造林，未婚青年男女则互换树苗作为恋爱信物。许多侗寨都有营造儿孙林的习俗，称为“十八杉”或“女儿杉”。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所有藏族人要种树。藏族人家生小孩请喇嘛取名，生病时请喇嘛祛病，喇嘛都会叫人们去种树，并规定必须种多少棵树。傣族、独龙族、贵州芭莎苗族死者葬入墓地后，不留坟堆，过一段时间后，墓地复归自然，生态环境因之不会受到任何破坏；怒族、傈僳族不设立专门的墓地，葬死者的地方仍可耕作种地，从而很好地保持了原有的生态平衡。
    禁忌习俗所体现的人口生态文化禁忌是一个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交际中，自发地逐渐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禁忌虽大多含有鬼神等迷信色彩，但在客观上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维持自然界以及人口与自然界的平衡。广西壮族有祭“龙山”的古老宗教仪式。为保持“龙山”神圣性，禁止上“龙山”挖药、砍伐、狩猎等。土家族把村前村后的山视为“神山”，四季封锁，并不准在有古树的地方大小便。四川凉山的彝族把“神山”看作撑天的巨柱，禁止任何人面对着神山吼叫，不许人们上山随便开采山石，不许砍伐山上的一草一木。藏族忌讳在某一地方和神山上随意挖土、挖药材、打猎、砍伐森林。哈尼族禁止在村寨附近的神林中砍树、放牧、追捕动物。此外，不少民族有严禁捕杀动物和禁止污染水源的禁忌习俗。如忌打怀崽、产崽孵卵动物；对于正在哺乳的动物“手下留情”；忌春天狩猎；不准将垃圾等不洁之物倒入水中，以免污染水源，影响健康。
    乡规民约和习惯法中的人口生态文化。西南山地少数民族乡规民约和习惯法中渗透着生态保护意识。如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卷八“祖宗明训”以习惯法的形式定下规矩：“树木枯了匠人来培植，树很茂盛不用刀伤害，祖宗有明训，祖宗定下大法，笔之于书，传诸子孙，古如此，而今也如此。”贵州黎平南泉山“永远示禁”碑记载：“自此山中凡一草一木，不得妄伐。‘公仪禁止’碑文：其有一切大小树木，日后子孙并众人、山僧等，记不许砍伐。违者送官究治。”普定布依族火田寨护林碑规定“一禁水火，二禁砍伐，三禁开挖。”榕江冷里侗族“禁条碑记”规定“不准砍伐生柴，若有乱砍破坏，日后查出，罚钱一千二百文。”各民族保护森林的制度和规定还通过一些仪式表现出来，如四川省茂县赤不苏区的羌族每年冬季都要择一吉日举行吊狗封山仪式，以强调对森林的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承载的人口生态文化。民间文学艺术是人类对自然及人类自己认知的审美化表达，涵盖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及社会文化观。几乎所有生态文化都通过民间文艺表现出来，并融入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其中的许多认识和思考，其思想之精深、表现之生动、形式之精致和情感之朴素都令人敬佩和感动，融汇着人口生态文化的内涵，如土家族关于人类起源神话代表作《衣罗娘娘》、《水杉的传说》、《涨齐天的大水》、《十八姓人的来历》、《余氏婆婆》中，蕴含着人们对植物和动物的崇拜，对自然的敬畏和遵从。
    四、西南民族人口生态文化的价值分析
    
    历史上，西南山地各少数民族长期深居高山大川，地表切割，山高坡陡，河急涧深，关山重重。它们中的传统人口生态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条件下适应和改造自然生态环境而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其在民族发展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1.对人口再生产的价值
    西南山地民族人口生态文化是西南山地各民族在长期与自然互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规范和行为模式。在历史上，尤其是农业社会，西南山地各民族借之得以和谐处理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各种关系，从而使各民族人口再生产得以进行，人口增长得以实现，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得以持续，人口与环境的互动得以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口生态文化既体现出了西南山地各民族之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聪明智慧，又是各民族处理事关生存发展而认识自然、尊重自然、改造自然的规范形态，尽管这些规则、规范在理论上尚不系统且处于不断的变动发展中。不可否认，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不断增多的人口生存需求与自然环境的博弈以及工业文明的影响，人们不时遭受着自然的报复和惩罚，这使人们不得不反思人口问题与经济增长方式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倡导并实践人口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而人口的合理增长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最关键的要求。作为西南各山地民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人口生态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各民族人口生存繁衍中，不仅发挥了其积极的功能，而且在促进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促进人口与自然协调的新的时代，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2.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意义
    对于处在前工业社会的西南山地各民族，其人口生态文化以人口发展、自然保护和自然崇拜为特征，一方面是自发的和朴素的，大多融会于生活生产实践之中，较少理论的演绎和归纳提炼；另一方面又是普遍和实用的，它们充分体现在各民族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无时不在、无处不起作用。各民族通过禁忌、习俗、神话故事等世代相传，有效地约束了人们有损自然的不良行为，长期维持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状态，维护了生态环境的平衡。
    作为人与自然的许多正式的制度安排，包括几十年来大规模的工业开采(尤其是森工企业)，短期经济利益的疯狂追求、频繁的政策变化和政治运动、人口的急剧增长等等，使各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态信念受到冲击，并日趋淡漠，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其对民众原有的规范和约束功能，造成了民众对生态保护的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对于年轻人，由实践经验获得的新的意识形态比老年人更快，使传统生态文化的约束力变弱小。所以，不断弘扬各民族传统人口生态文化，树立人口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坚定信念，对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3.对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影响
    西南山地民族人口文化是维护民族地区生态平衡的有效手段。在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人口生态文化中，无论是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观念，还是传统知识中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认知，都折射出这样一种生态智慧：即人口、自然、动植物是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生命整体。这种认识实质表现为一种朴素的或者超前的共生意识和敬畏生命思想。现代伦理学的精神是把道德所规范的行为延伸到人同自然关系中，不仅强调人与人和谐相处，而且也强调人同自然的和谐相处。西南山地各民族地区早在几千年前就已存在并运用着的人口生态文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符合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目标，而且其深层含义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虽然它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但从建设生态文明社会视角看，它应属传统科学的范畴，内涵丰富而又价值久远。
    4.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在新的发展阶段，人口生态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体系既应包括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又应包含保持良好的生态和优美的环境。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正是在确保生态系统平衡健康和自然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物质财富的持续增长。西南山地民族地区资源禀赋相对贫乏，资源利用效率相对低下的地情实际，使得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人口负担沉重、资源约束严重、生态环境容量有限等一系列特殊瓶颈。充分利用西南民族地区人口生态文化中的合理、优秀成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着力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追求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永续利用，强调生态平衡和环境健康，正是化解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特殊瓶颈的有效而基本的措施。
    5.对培养人们的生态文化素质的教化功能
    西南山地民族人口生态文化是西南各民族在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而留下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智慧，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新的时期，对于培育人们生态文化教养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一是有助于人们形成人口与生态协调、和谐互动的生态思维。西南山地民族传统人口生态文化以人们直接的生存经验为基础，具体真切地把握了人类生存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从中可使人们认识、洞悉到，人类只有维持与自然界长期的和谐共生关系，才有可能获得持久健康的生存。二是有利于完善当代人口生态伦理。西南民族人口生态文化有助于人们在体验自然、领会自然、热爱自然的过程中，发自内心地尊重和关爱生命，真诚地产生“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人口生态关怀和产生对养育人类生命的自然界的报恩情怀。三是能够深化社会成员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丰富自己对生命意义的体验，并促进人们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形成必需的人口生态生存论的态度，重建赋有时代精神的健康、文明、环保生活方式，提供不竭的建设生态文明所需要的智慧、道德和精神氛围的历史源泉。
    五、结语
    
    西南山地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探索认识自然规律，适应和改造生存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并实现与自然环境系统和谐相处的同时，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有着各自独特的生态意识，并在人口再生产、人口与生态环境协调共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功能。不可否认，传统人口生态文化本身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再加上全球化的影响和解放后我国相关政策的设计偏差，以及制度缺陷而造成的观念和行为等原因，西南山地民族人口文化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致使人口生态环境处在恶化状态之中。因此，深入研究西南山地少数民族人口生态文化，不仅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能够为西南山地各民族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8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84.
    [2]张继鬲．道教对生态保护的启迪[J].中国宗教，1999(2).
    [3]何积全．苗族文化研究[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4]邢启顺，麻勇斌．黔东北苗族传统文化约束力在森林管理中的嬗变[M]//何丕坤等.乡土知识的实践与发掘．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