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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和宝贵资源。城镇化进程中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负影响相当大，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流失，少数民族原有的价值观念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遭到很大毁坏。开发中，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约束，民族文化往往更多地被商业庸俗化。4月19日至20日，在昆明举办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对城乡发展一体化进行了深入研讨。 云南民族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的杨国才认为，古老的村落往往都保留了众多的古代民居建筑、宗教建筑以及相关的文化遗存，都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对这些历史文化进行分析、规划、保护十分必要。发展生态旅游是传统文化保护和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点。所以，在项目的选择上，必须是与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当地群众有一定技能基础的，在短期内即有经济回报的项目。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应有相应的措施作保障，使之能达到最佳效果。 随着新一轮城镇化高潮的来临，将会有更多的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移居到都市或城镇。面对这一变化和趋势，中国民族研究的重点区域必定面临着从乡村向城镇的转移，至少必须建构城乡兼顾的格局。同时，所探讨的问题和焦点也随之需要重新定位，以往的理论、观点和未经论证的“先见”需置于新的场景下重新审视与探讨。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族群边界成为国际人类学讨论的核心范畴之一。以往的文化人类学理论通常将文化接触与文化涵化或文化同化之间预设为因果关系，中国的民族研究习惯性地用人口流动、文化传播和城市化解释民族文化多样性消失的根源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危机来源；族群边界样态的多样性问题和在族群互动过程中，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在经济、政治及权力的差异所形成双方对族群边界建构所发挥的作用的不同，这两个问题往往未能被他们关注到。 云南大学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何明以从贵州农村迁徙到昆明从事垃圾回收职业并聚族而居的布依族为研究对象，解析族群边界的建构过程。他指出，布依族与城市居民的接触并未导致文化同化，反而进一步凸显族群边界，其动力来自族群之间的互动，而拥有经济和权力强势的城市主流群体对作为边缘群体的少数民族的社会排斥为其主导作用。由此，对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问题用自己的创新观点进行了回答：文化接触并非必然导致文化差异性的消失或文化同化，由城市化形成的人口流动并不意味着族群边界的模糊与消失；族群边界的存在样态多样，构成因素复杂，表达的强弱或显隐程度各不相同；族群边界并非由某一族群孤立地自我建构而成，而是该族群与其他相邻族群互动的结果。 近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各种少数民族文化日益受到冲击，少数民族许多节庆的原生性受到挑战。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在云南边疆地区，许多民族的传统节庆开始逐渐消亡，传统节庆文化已经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不再浓厚，一些得以保留的传统节日也在文化内涵、形态和形式等方方面面发生了较大改变。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马伊认为，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处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系，探索城镇化与文化保护规律，利用各种优势资源，深化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节庆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了科学系统的阐述，为区县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云南省作为集边疆、山区、农业、民族为一体的省份，少数民族独特的民风民俗文化有可能由于城镇化进程而发生改变甚至消失，如何保留他们民族中的文化精华、又使得他们能够融入城镇化生活将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来自云南农业大学的龙蔚、王全春等人认为，社区文化的变化既是社区发展的结果，又是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结合村民的心愿和当前农村文化生活实际，农村文化建设和改进农民文化生活现状的主要着力点在于不断拓展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在推进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加快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和农村文化产业建设。 来自云南农业大学的王迪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系，是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城镇化是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必经过程。城镇化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一把“双刃剑”。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成与保持受到城镇化的严重威胁，城镇化加剧了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城镇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普同化。为此，要对民族文化按“分类分层”的保护原则进行保护，要把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纳人城镇化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发挥教育和舆论的导向作用，增强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大胆扬弃、积极创新、加快发展，让民族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大放异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