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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新发展背景下，以牧业经济为主的藏区城镇传统经济格局受到冲击，传统经济形态与新型经济形态并存格局日渐形成。为阐述不同经济形态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以郎木寺镇为例，通过社会访谈与问卷调查，解析了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和服务经济三种经济形态对其商业主体结构与商业客体结构的影响，并基于经济形态间相互作用探讨了商业空间结构演变机制。最后指出：商业空间是社会空间的重要构成，商业空间结构的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状况。 关键词：经济形态，藏区，商业空间结构，郎木寺镇区 经济形态是对某一时期的社会生产活动的抽象描述，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可划分为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形态。经济形态对商业空间具有较强的规定性。城市内部商业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如唐代长安“行”迅速增加，“肆”演变成商业网点；宋元时期坊市分设制度因无法满足城市商业发展需求而崩溃，“城市商业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点面结合而构成的，点即是深入坊巷、遍布全城的各种商肆，面即是店铺林立、位于全城中心地区的商业区”[1]；明清时期专业性市场（批发）开始出现[2]，“北集南墟”和庙市成为乡村地区商业空间的重要组成[3]，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和手工工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也开始增多，钱庄、票号等商业金融开始出现等。但同时由于受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影响和重农抑商思想制约，众多中小城市内部商业空间发展并不完善。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商品经济（殖民经济）冲击下，广州相继出现了“广货店”、“京广货店”直至后来“百货店”[4]，上海百货商业（环球百货业、华洋杂货批发业及小百货零售业）迅速崛起并产生特定百货商业空间[5]。此外，不同经济形态下的商业主体也有差异。最古的商业由官府占有即“工商食官”，商人社会地位较低，如西周生利的商业由大贵族以官府的名义垄断，从事商品交换的专业商人是“贾正”率领下的商业奴隶，平民经商较少[2]。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商人规模迅速增大，工商食官制度崩溃。明清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商业主体结构更加复杂，中小商人（相对于富商大贾而言）逐渐增多，甚至出现地区性商帮，如徽商、晋商、闽商等，也出现了较为特殊的“官商”、“洋商”。可见，经济形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商业活动、商业格局，也影响着商业主体。 在全球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新发展背景下，藏区城镇以牧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经济形态遭受现代经济冲击而呈现出新旧并存的多元经济形态格局。本文研究地——郎木寺镇既有传统的牧业经济，也有新型的以旅游业为主的服务经济，还存在特殊的寺院经济①，这些经济形态发展水平、属性特征各异，对商业空影响也不同。然而，目前国内商业空间研究缺少对经济形态与商业空间结构关系的探索，且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对城镇研究[6－7]总体偏少，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镇）研究更少[8]，尤其关于藏区城镇研究尚属空白。纵观西方商业空间结构研究，已从偏重经济法则支配下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转向关注消费者、经营者的行为和社会经济属性、制度框架、文化差异等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决定和影响[9]。在此背景下，论文结合社会、文化、政策等因素尝试探讨多元经济形态并存下商业空间结构的形成、发展与演化。 1研究框架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域 郎木寺镇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南部，地处甘肃、青海和四川三省交界，是大九寨旅游热线上的重要节点城镇，并享有“中国魅力名镇”、“东方瑞士”、“江南香巴拉”等美誉。境内郎木赛赤寺院系格鲁派，在藏区享誉盛名、影响深远。郎木寺部落最初形成于清高宗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坚参桑盖应黄河南亲王之请修建郎木寺，双岔部落迁出60余户牧民作为郎木寺的香火户[10]，随后更多信众迁居于此。清同治四年（1865年），甘肃宁夏的回族商人经商至郎木寺落户。此后，郎木寺凭借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较为发达的畜牧业，一直是甘青川三省边界重要的商品交易场所。新中国建立前，郎木寺基本无商业空间，仅一条沿江狭巷盘曲的窄街，商业点数量较少、孤立分散，商业类型单调，多以满足本地居居民和寺院僧侣生活所需为主。1960年代后国家为发展民族地区，相继设立了一些国营、集体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又颁布了诸多支援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及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方针，藏区交通网络日渐发达，第三产业发展迅速，郎木寺镇的商业才逐渐有所起色，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旅游的驱动下发展尤为迅速，至此相对完整的商业街区才得以形成[11]。郎木寺商业空间由1条主街和4条支街构成，其中，主街为商业主街，4条支街按照方位分别为北支街、南支街、东南支街和西南支街。 1.2研究框架 商业空间即商业活动中销售和消费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关系在商业业态及其等级、规模、组织等方面的空间体现[12]，此概念承认商业业态（商业活动）是构成商业空间的基础，但对于商业主体关注不够。商业空间是商业主体所进行多样化商贸活动的集中场所，包含着作为主体要素的经济主体和作为客体要素的经济活动，而经济主体与经济活动又客观地为经济形态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即何种经济形态对应何种经济主客体要素。因此，对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应立足对经济形态的深入解析，从商业主体（形成商业主体结构）和商业活动（形成商业客体结构）两方面出发。其中，商业主体结构即商业主体的人口统计属性与主体经营属性在总人口属性中的比例；商业客体结构即不同商业活动类型所占总类型的比例及空间分布。商业空间结构并非单纯的静态架构，而是动态的演化过程，多元经济形态下商业空间结构发展与演化并非偶然，而是不同经济形态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以经济力（市场经济规律）为基础，外化为对地段区位的争夺能力，但同时也受到一系列社会力（社会文化惯性）约束，如文化、政策、宗教等社会文化要求和惯性。在确定了本文关于多元经济形态下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理论框架（图1）基础上，论文以店铺这一商业空间最小构成单元作为切入点：首先，通过共时性研究揭示当前多元经济形态下商业空间结构特征；其次，通过历时性研究解析多元经济形态下商业空间结构演化，并基于社会力和经济力的假设，探讨多元经济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商业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 1.3数据来源 在藏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调查法进行调研。调研以问卷（针对经营者）为主，辅以访谈（针对僧侣），以镇区1条主大街、4条支街两边共计134处经营店铺②为调研对象，针对商业主体、商业活动进行了统计和测度。问卷共涉及两部分内容：第一，经营者人口统计特征，包括籍贯、民族、受教育水平、年龄等；第二，主体经营特征，包括经营场所、经营时间、经营时段、经营方式、月收入等。同时，根据《郎木寺镇总体规划（2011－2020年）》确定的商业用地范围（略有调整），将问卷调查所得的店铺按照编号（1#－134#）标在相应位置，并依据经济形态特征和店铺经营特征划分店铺经营类型与属性；根据《郎木寺镇中心区修建性详细规划（2009－2012年）》梳理了2007年镇区商业空间店铺经营的相关信息，为商业空间结构演变研究提供可靠资料。 摘 要：在全球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新发展背景下，以牧业经济为主的藏区城镇传统经济格局受到冲击，传统经济形态与新型经济形态并存格局日渐形成。为阐述不同经济形态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以郎木寺镇为例，通过社会访谈与问卷调查，解析了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和服务经济三种经济形态对其商业主体结构与商业客体结构的影响，并基于经济形态间相互作用探讨了商业空间结构演变机制。最后指出：商业空间是社会空间的重要构成，商业空间结构的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状况。 关键词：经济形态，藏区，商业空间结构，郎木寺镇区 2郎木寺镇商业空间结构解析 店铺作为商业空间的最小构成单元，是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重要载体和切入点。为解析多元经济形态下商业空间结构构成，首先将店铺按照经营活动特征划分为商品服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休闲娱乐、日用服务、准公共服务、服装销售、享受服务和其它九大类型；同时，结合经济形态特征和店铺服务对象、范围，构建经济形态与店铺的对应关系（表1），并分别将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和服务经济下的店铺归为传统店铺、特殊店铺和现代店铺。 2.1牧业经济形态下的商业空间结构 藏区牧业经济相继经历了游牧部落制、人民公社制、家庭牲畜承包制、家庭草畜双承包制等阶段[13]。历史上，郎木寺一直作为甘青川边界商贸物资集散场所，呈现出有商业无空间的发展特征。家庭草畜双承包制实施后，随着牧民开始定居，商业发展才逐渐步入正轨。牧业经济发展历史久远，为本地居民和外来商贸者提供生产、生活服务需求，至今仍是郎木寺镇的支柱产业，也是郎木寺镇商业空间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商业空间主体结构方面，牧业经济下的商业主体共41人，以甘肃和四川两省的藏族（34.1%）、回族（43.9%）为主，其中甘肃的商业主体多来自郎木寺镇本地、甘南州、临夏州等地；年龄以25－44岁（31.7%）和45－64岁（41.5%）两个年龄段为主，中老年居多；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学历以小学为多，也有较多未接受过教育（68.3%）；经营场所以租赁为主（58.5%），但自家所有也占有相当比例（41.5%）；经营时间集中在6－9年，商业主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经营时段多为全年经营，体现了商业主体服务对象的本地化；经营方式基本为独资；月收入集中在3000元以内。造成此种主体结构与牧业经济形态关系密切：第一，牧业经济相对保守，藏族居民受“重牧抑商”传统思想影响，较少从事商业活动，回族是藏区重要的商业主体；第二，牧业经济对商业主体的综合要求较低，如年龄较大且学历较低者在商业主体中占多数；第三，商业主体多属于自食其力的个体经营户，经营活动内容相对常规，经营风险小，故商业主体流动性弱，经营时间较长。此外，商业主体对商业活动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如汉族多从事日用服务，回族从事餐饮服务等。 在商业空间客体结构方面，传统店铺共41处（表2），主要类型有餐饮服务、日用服务、服装销售，其中餐饮服务和日用服务类店铺占传统店铺总数的90%。从店铺空间分布看，主要集中于商业主街北侧及南、北支街。其中，餐饮服务类店铺分布于主街与北、南和东南三条支街的交汇处附近，体现了接近人流、依托交通的布局原则；日用服务类店铺以本地市场为依托，分布相对集中，且区位较好，反映其在镇区居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服装销售类店铺数量少且分散，这与居民对服装的需求强度并非随着位置偏远而减弱的特性有关（图2）。牧业经济对商业活动的内在规定性集中体现在牧业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边境贸易和交易活动的开展，也进一步决定了以茶叶、粮油、布匹等为主的经营内容，其原因为在此生产方式下提供的肉、乳、乳制品和不多的青稞这些单一经济产品和不耐存储的特点与生活需求差距太大，难以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状况，他们还需要茶、盐以及其他物品[14]，历史上“茶马互市”便是见证。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加快，牧业经济受到冲击，传统店铺发展环境逐渐趋于不利，面临着边缘化和萎缩。 2.2寺院经济形态下的商业空间结构 寺院经济本质上是借助寺院影响、宗教特权、国家政策而综合形成的一种经济形态，既按照市场规律运行，也遵循宗教、社会、文化等内在运行规则，具有多重发展优势。为凸显寺院经济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本文在此选取的是寺院经济中服务经济部分。 在商业空间主体结构方面，由访谈结果显示寺院经济下的商业主体主要为僧侣，服务人员往往雇用本地居民；僧侣每隔一年或三年根据寺院的安排轮流参与商业经营；寺院自养产业发展于1990年代中期，至今已近20年；经营时段多为全年经营，但寺院租赁出去的店铺在旅游淡季多休业整顿；经营场所以寺院集资购买为主，如寺院于1990年代初在拍卖中买下了原供销社的用地，后来建造了寺院宾馆。寺院经济在受国家政策即1985年国家下发的《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影响后，对商业主体的要求既有一定的开放性，也有一定的限制性，寺院认为经营商业活动是僧侣应尽的义务和职责，但同时僧侣受学经的任务以及身份和戒律的限制，只能有限地参与经营活动。 在商业空间客体结构方面，店铺类型主要有餐饮、住宿、藏医药、商店，店铺数共计6个（表3），虽然数量少，但规模较大、经济实力较强，在镇区商业空间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达仓郎木宾馆作为镇区最好的涉外酒店，其2007年盈利高达20万元[15]。从寺院经济空间分布，主要集中于镇区核心区位地段（图3），其中，达仓郎木宾馆餐厅、宾馆、藏医门诊部、商店等位于商业主街与三条支街（北支街、南支街和东南支街）的交汇，是镇区人流、物流最集中的商业节点。因此，无论就其经济实力还是商业区位，都是同类经营者所无法比拟的。形成此种空间分布格局的主要原因并非为单纯的市场机制，而是经济、政策、宗教和民俗习惯等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解放前，藏区没有不经商的寺院，每个寺院都设有专事商业的充本（商官），寺院几乎垄断了藏区的商业[16]。1959年，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被废除，此后国家对寺院实施了“以寺养寺”政策，寺院开始实行“自办自养”，通过经营农牧副业、工商业以及旅游业等来实现寺庙自养。自此，寺院垄断的商业格局逐渐得以扭转，并在新时期得到国家一系列宗教政策的支持，成为藏区宗教型城镇的重要经济支撑。此外，宗教和宗教团体的优势也较为显著，如寺院集体的财产实力雄厚、集体观念较强，群众购买商品还夹杂着宗教感情，其认为到寺院的商店购买东西，既满足了生活的需要，又为寺院做出了贡献[17]。这些均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寺院经济下其对应的商业店铺的发展。 2.3服务经济形态下的商业空间结构 服务经济主要是以旅游业为主的现代服务经济，发展于1990年代初，较多国外游客入郎木寺旅游，不仅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带动了国内旅游，郎木寺镇开始成为藏区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在此背景下，郎木寺镇的传统商业空间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在商业空间主体结构方面，服务经济下四川、青海、云南、宁夏等地的外来经营者较多，不再局限于甘肃本省；民族成分更加多样，汉族仍占多数，藏族经商者迅速增加，也有较多白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年龄以中青年为主，整体年轻化，44岁以下的商业主体占总数的63.4%；学历仍集中在初中及以下，高中、专科和本科学历较少。同时，商业主体的学习意识逐渐增强，重视先进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学习，多有过外出接受教育或专门培训的经历，这是区别于牧业经济下商业主体的重要特征。经营场所多依靠租赁，自家拥有的商业主体较少；与牧业经济下商业主体经营时间相比，整体缩短，经营主体流动性较强，店铺的更新率提高；经营时段集中在旅游旺季（每年正月法会期间和5－10月），其它时间段闭门停止营业，体现了以游客为导向的经营模式；经营方式以独资为主，但也有合伙、代理等多种方式，如雪山咖啡店主为国外经营者代理，黑帐篷咖啡店主为郎木寺镇本地居民代理；就月收入而言，集中于2001－4000元的商业主体比例（65.3%），较牧业经济下商业主体同等区段比例（48.8%）高出16个百分点。访谈中，有些店主透露其年收入可达10余万元。造成服务经济下商业主体结构呈现如此特征的原因也正是服务经济本身：第一，服务经济对商业主体的综合素质要求较牧业经济显著提高，商业主体的综合能力与其经营效益直接挂钩，经济利益的驱动又促使商业主体空间流动性的增加；第二，服务经济对商业主体的影响增大，传统思想观念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开始动摇，最典型的是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的藏族居民逐渐增多；第三，服务经济的高风险和高回报导致店面更新速度加快；第四，商业主体投资、经营、管理灵活性、自由性增强，商业氛围更加浓厚。服务经济下商业主体对商业活动的选择性、干预性也相应增强，商业主体获取信息的方式更便捷，对信息的判断、处理能力也相应增强，访谈中发现较多商业主体之所以来郎木寺从事商业活动是由于网络的宣传，同时他们还善于利用网络积极宣传其品牌形象。 在商业空间客体结构方面，服务经济下的现代店铺共75处，占店铺总数的57.5%。其中，商品服务和餐饮服务类店铺数量最多，占现代店铺总数的52%；休闲娱乐类店铺主要以茶楼、咖啡厅、马队俱乐部为主，出现时间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准公共服务、服装销售、享受服务类店铺在现代经济的冲击下呈现出新的发展形势（表4）。旅游服务业是现代经济最核心的构成，大量旅游商品、餐饮、住宿业迅速发展，同时也促使了原有手工业、加工业向商品制作、销售的转型，带动了现代服装、美容美发、洗浴、化妆品等发展。这些服务业依托内外双重消费群体，盈利能力较强，挤占商业主街核心段的南北两侧（图4）。近年来，西南支街凭借其连接四川格尔底寺的良好区位优势，商业发展迅速，店面更新快，较多新商业建筑正在出现；东南支街的部分民居已开始转变为商业经营场所。就不同类型店铺的空间分布而言，商品服务、餐饮和住宿服务三类店铺相对集中，且位于商业主街的中部核心区段；休闲服务、服装销售和享受服务三类店铺因为新近出现发展不足而呈现出边缘化、分散化的分布态势；准公共服务类店铺具有公共服务的特性，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故其空间区位相对良好（图5）。造成此种空间分布格局的原因有：第一，旅游市场日趋完善与成熟，相对稳定的客源（除2008年的“3·14”事件、2010年的“8·8”泥石流事件等造成的影响）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市场保障；游客需求的多样化与个性化发展丰富了商业经营，休闲娱乐功能的出现成为镇区商业空间功能转变的重要体现。第二，郎木寺镇政府将旅游业同畜牧业一起并列为全镇的支柱产业，放宽招商引资政策支持力度和范围，外来经商者的增多且流动门槛的降低使得商业空间结构更具变化性和动态性。 3郎木寺镇商业空间结构演变 根据上述分析，可得知牧业经济下的传统店铺主要分布于商业主街的北侧，主街南侧及西南支街集中分布着服务经济下的现代店铺，寺院经济下的店铺分布集中、占地面积大且位于镇区核心商业圈内，因此形成了多元经济形态下店铺的拼接（图6）。这种拼接结构并非稳定不变，在现代经济的冲击下，郎木寺镇传统商业空间结构正在迅速被重构，而造成这种结构变化的动力正是经济力（主动力）、社会力（辅动力）下多元经济形态之间的博弈。不同经济形态受市场力与社会力影响不一，反映在空间上则表现出对空间的争夺。 3.1商业主客体结构演变 商业主客体结构演变也即店铺更新，是不同经济形态博弈的动态体现。根据2007年由西北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郎木寺中心区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方案》对步行街两边店铺的梳理，然后与2011年调研所得店铺进行对比，发现4年间更名店铺达20处（图7），转变特点如下：①更名店铺的类型以餐饮、手工加工、商品店为主；②更名后店铺类型主要为宾馆、服装店、餐饮店与商品店；③以餐饮、住宿为代表的同类型更名多与旅游有关，2007年住宿餐饮店更多为本地和商贸人员服务，更名后店铺主要服务游客；④多店铺整合与单店铺分化并存，多店铺整合的如清真川味馆、世昌商店和嘉葛尔商店被整合成萨那宾馆，单店铺分化如鸿雁手机部分化为郎木寺主题餐饮吧、郎木寺民族工艺品商店、中国电信郎木寺营业厅、珠穆朗玛峰（商品店）、中国联通等。以住宿为例，2007－2011年由店铺更新而出现的住宿设施为4处，分别为萨那宾馆、兴隆宾馆、和善宾馆和阳光宾馆，而2011年年底镇区商业空间住宿设施总计才11处。此外，还有部分店铺被拆除或改建为新的商业设施，部分民房被租为商业店铺。商业主体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其空间流动，包括前来郎木寺镇的经营者、离开郎木寺的经营者和变化经营内容的经营者三部分。根据对经营者问卷调查，发现5年内易主的店铺占调研总数的9%，商业主体结构日渐复杂。 除了店铺更新流转较为显性的变化外，也存在相对隐性的变化，即店铺功能的转变。服务经济下的餐饮服务日渐多样化和复合化，餐饮服务不再局限于饮食，更开始向休闲、娱乐等功能转变，如位于西南支街的神仙居，游客在内可以晒太阳、听音乐、吃午餐、喝咖啡、阅读杂志或者在墙上、T恤上留言等。服务经济下的住宿服务更加注重特色化和人性化，如位于南支街的郎木寺宾馆不仅是一家藏味浓郁的住宿场所，也是文化交流、旅游推介、生活服务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牧业经济下的餐饮和住宿服务则更偏向保守，在店铺装修风格、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及经营管理方面明显落后于服务经济下的同类服务。 牧业经济和寺院经济属于内生性经济，服务经济属于输入性经济。牧业经济生产水平较低，且具有相对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其下的店铺盈利水平较低，地价支付能力有限，在市场竞争中多处于不利地位。寺院经济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受宗教、政策及社会心理影响，其下的店铺更新不会完全按照经济规律进入市场，体现在用地上即用地属性极少发生更变。服务经济以对外服务为主，以市场为导向，其下的店铺更新正是经济规律的体现，且较少受到本地文化传统影响。在此背景下，寺院经济由于受到一系列社会力的影响，较少受到服务经济影响，而服务经济的迅速发展则只能体现在依靠经济力驱使牧业经济下较低经济收益的传统店铺逐渐更变属性和用途，不断朝着更高经济效益的方向转变。“市场区位条件最佳、地价最高的空间将会被能够支付这种地价能力的高级职能零售业所占据，低级职能的零售业由于支付地价的能力受限，将被排斥到市场地域的边缘”[18]，牧业经济不断遭受服务经济挤占，呈现出边缘化、分散化趋势。郎木寺镇这种由三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经济格局也并非长久持续下去，最终必将成为服务经济主导的发展局面。 3.2商业空间结构演变反思 郎木寺镇商业空间成形于1980年代，到目前为止仅30余年，但在全球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多种力量交织的发展背景下，商业空间结构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快速演变的商业空间结构是社会逐渐开放、经济日渐繁荣的写照。值得深思的是以旅游需求为导向、以商业开发为手段的传统商业空间结构正在被解构，这种快速的演变是自发盲目的还是有目的引导和干预，是综合考虑了社会的可接受性还是只单纯强调了经济的创收性？近年来，政府部门为发展旅游不断推进危旧房建设、商业店铺改造、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等项目，但由于缺少相应管理与规划引导，已对镇区原生的自然环境和浓郁的宗教氛围造成较大影响，较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景观元素正逐渐丧失，如不少极具民族特色的藏式踏板房建筑被更新替换为砖瓦房，传统藏区城镇空间结构面临特色缺失的威胁[19]。其次，商业的过度开发促使较多或潜在社会问题的出现，如物价抬升、财富分化、社会关系变化、文化变迁等。其中社会关系方面，经营者由于对地方依赖减弱，因而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也日趋淡化；文化变迁方面，过度商业化开发导致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舞台化、商业包装现象严重。此外，集中的商业开发也造成了镇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流经镇区的白龙江河堤两边出现成堆的垃圾杂物，这与藏族所倡导的“崇敬自然、尊重生命、万物一体”的独特生态伦理观反差极大。 4结语 藏区较多城镇由于受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等因素影响，主要以牧业经济为主，工业经济相对缺失。但在全球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等新发展背景下，这种经济格局开始受到冲击，传统经济形态尚存、新型经济形态孕育产生的过渡局面日渐清晰。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和服务经济三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经济格局是郎木寺镇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现实。经济形态对商业空间具有较强的规定性。为揭示多元经济形态下的商业空间结构，论文从商业主体和商业活动两方面出发，详细分析了郎木寺镇商业主客体结构及其演变，并结合社会力和市场力探究了商业空间结构动力机制。同时，论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对商业主客体演变分析缺乏长期观察统计，商业主体与客体间的互动研究、经济力与市场力的耦合研究不足，而这些对于把握多元经济形态下的商业空间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商业空间作为外来文化、经济等要素最先介入区域，通常是民族性与外来性相互交织、碰撞的起始区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透视镜，剖析其商业空间结构可增强对藏族城镇商业空间发展、演化规律的理解，深化对民族地区在新时期发展过程与发展方式的理性思考。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71143、4077106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项目（NCET－07－039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lzujbky－2012－k35） ①寺院经济包括牧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其自身就是一个多元经济形态综合体，由于其独特性，故本文单独将其列为一种经济形态。 ②已剔除部分由于装修或其他原因而临时性关门的店铺，此类店铺占总数不足5%，不影响研究分析。调研时间为2011年10月。 参考文献： [1]尹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宋代城市风情图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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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巍.民族地区旅游城镇意象空间结构整合优化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郎木寺镇为例[J].冰川冻土，2013，35（1）：240－248. 作者简介：刘润（1987－），男，安徽肥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城市。 杨永春（1969－），男，陕西白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与规划。 作者： 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刘润 杨永春※ 顾磊 卢红 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李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