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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古族天葬仪式中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 海德格尔说：“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3](302)即人是向死而生的，有生即有死，有死即有生，生命的完整性体现为生与死的轮回过程。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可以在生前设计好死后的丧葬方式。因而，对于人类来说，丧葬方式和人的诞生同等重要，甚至在原始先民看来，人的死亡比出生更令他们困惑和好奇。也正是这些令人不解的问题，促使先民非常重视丧葬仪式，希望亲人死后可以投胎转世，灵魂可以升入天堂。为此，举行各种丧葬仪式进行祭奠。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丧葬方式因受各自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各式各样，它透射出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和民族对生死存亡、灵魂转世、生命轮回的认识与体悟。 受自然天惠极少的蒙古族牧民，因受到蒙古高原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特有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丧葬仪式。蒙古族的丧葬仪式中最具代表性和富含生态意蕴的是天葬，它折射出蒙古族取之自然、用之自然、珍爱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这种智慧包含着天人合一、天人共存的思想，维系了人与自然唇齿相依、血脉相连的关系，对本已脆弱的蒙古高原生态环境起到了缓解和调适的作用。如今，蒙古族天葬虽然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草原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从而成为一种追忆，但回忆历史、追寻美好生活所给予我们的各种启示，却是令人深思、意味悠远的。就像荷尔德林所说的那样：“万物亲密地存在，我如何表达谢意?要在深刻地考验之际去把握。”[4](246～247)对此，海德格尔说：“考验必须透彻。必须使固执之心屈服，使之消隐。”“通过反反复复的倾听，我们将变得更有倾听能力，但也会更加留意那种方式。”[4](247)蒙古族天葬的精粹在于它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传统的蒙古族天葬是将死者的尸体以白布裹身，面孔朝天，盖上一块写有经文的白布，放在荒郊野外，让鹰、野狗、狼等食肉动物吞食。三天后，死者亲属前来查看，如果尸体被鸟兽吃得所剩无几，就说明死者前世积德行善、乐于助人，死后灵魂借助鸟兽升天，同时也预示着子孙将获得吉祥福寿；如果死者的尸体未被野兽吞食或吞食得很少，就被认为死者生前罪孽尚未消除，连鸟兽都不愿以其果腹，这时，死者亲属就请喇嘛诵经超度，替死者忏悔、赎罪，同时在尸身上洒黄油或酒，直到骨肉尸身被野兽果腹，才认为对死者已尽心意。这一点与藏族的天葬是类似的，只是在具体细节上略有差别。随着蒙古族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变迁，其丧葬仪式逐渐失去了自身独具的特点，和其他民族的丧葬仪式逐渐趋同，墓(土)葬、火葬逐渐成为主要方式，而天葬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那么，在蒙古族游牧文明所承载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中，为什么会出现天葬仪式?它与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哪些内在的关联呢? 其一，蒙古族的原始信仰是其天葬仪式产生与传承的文化根源。蒙古族信仰萨满教，其至高无上的神灵长生天与蒙古族原始先民的“狼图腾”崇拜有着须臾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蒙古族先民认为，狼是长生天派遣到人间的使者。按照蒙古族萨满教信仰观，人死后，灵魂尽快归天转世是一件既重大又吉祥的事情。狼在蒙古族人的心目中是会飞的，当狼把人的尸体吃掉，天葬才算圆满完成。蒙古族天葬的产生，既与其先民的原始信仰有关，也与藏传佛教所宣扬的灵魂不灭、轮回转世的思想有关。对于蒙古族民众来说，不论是作为捕猎对象的禽兽，还是保证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家畜，既然都是由具有神力的自然赐予的，那就要对自然无私的赐福馈赠表达谢意，以自己死亡之后的身体进行天葬来回馈自然，就是一种向神灵表示感谢的现实举动。对大自然、长生天恩赐的每个动物，无论猎物还是家畜，“仅仅意味着是偶然的死，而求其生则是永恒的希望”[1](67)。当人类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发生矛盾时，蒙古族人选择人类的利益，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决不会像当今一些人那样毫无怜悯之心，将动物的生命视如草芥，赶尽杀绝或将其看作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蒙古族牧民或狩猎民会带着深深的歉意与动物对话、交流，以求得动物的理解、原谅，并怀着敬畏之心，举行各种仪式，以此表达歉疚之意。 其二，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草原食物链的动态平衡，是蒙古族天葬仪式得以实施和传承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草原生态系统是一个由自然地理环境、动植物和人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草原生态系统中，肉食动物、草食动物与草地资源之间能否实现食物链结构的良性循环，直接关乎整个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及其功能的稳定和良性发展。肉食动物通常处于草原生态食物链顶端，它们不仅以草食动物为食，也食腐肉。蒙古高原上大批肉食动物的存在，是蒙古族天葬得以实施、延续的重要保障，它使得天葬的亡者尸体被它们叼食腹中，避免尸体腐烂，发出浓烈腐臭味，滋生繁衍有害细菌，传播疾病、瘟疫，危及动植物良性发展及草原生态。 其三，蒙古族自古天成的游牧生产方式是其采用天葬仪式的社会动因。自公元8世纪以来，蒙古氏族开始西迁，进至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今蒙古国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游牧氏族形成游牧部落，游牧生产方式借此产生。蒙古族“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决定了蒙古族先民不会选择砍伐树木制作棺椁，以破土挖坑、修造坟墓的形式来安葬死者。其原因是，这既不符合蒙古族民俗法规，也会破坏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态植被；再者，对于“逐水草而迁徙”、没有固定居所、奔波忙碌的蒙古族先民来说，从遥远的地方骑着马或赶着勒勒车长途跋涉去祭拜亡者，既不合理，也不现实。 蒙古族天葬是蒙古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它包含着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休戚与共、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这种丧葬方式，既保证了草原食物链的良性循环，促进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又消除了修造坟墓、火葬等丧葬形式给草原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需要说明的是，草原游牧人除了饲养家畜谋生以外，还猎杀一部分动物为食，所以，蒙古族牧民认为，人死之后以自己的皮囊肉身喂以鸟兽果腹来回报自然万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种丧葬方式看似不合人情常理，甚至有些残酷无情，实则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水乳交融、和谐共生、生命同根同源的生态大智慧。当然，这种生命觉解的大智慧绝不是对各种区别的消融，而是与区别于自身的异己之物的共属一体，即“奇异化之运作、畏惧之要求”[2](246)，是一种对自然无限恩赐的感恩和回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