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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蒙古族民规民约、习惯法规中珍爱自然的生态理念 在蒙古族民规民约、习惯法规中处处体现着蒙古民族珍爱自然、热爱生命的文化理念和生态思想。对于生活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来说，自然就是衣食父母。也正因为此，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文化，也形成了对自然的特殊感情。蒙古族牧民可以根据地形地貌来判断牧草的疏密、青草的发芽情况、水源情况，新生的幼畜在哪个位置可以躲避风雪、抵御风寒，甚至可以根据土地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来辨明方向和地理位置。蒙古族懂得过度放牧会危害牧场，草场的好坏和水资源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人畜的生存安危。蒙古族牧民每年必须轮换牧场数次，由于冬季不备干草之故，必须调整移动路线，一般冬季就停留于家畜容易获得野生枯草和水源的合适场所。如果不长年逐水草而迁徙，那么，草场就会被牲畜啃光而无法休养生息，草原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牧民们就无法生存，这就是残酷的生存辩证法。因而，蒙古族很早就形成了很多有关草原、山川、河流、树木等自然保护的习惯法、成文法。人们都自觉遵守，自觉维护，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它使得蒙古族自然保护习俗传承至今。元代以后，有关环境保护的习惯法、成文法逐渐在蒙古社会广泛推行。如在《黑鞑事略》中就曾有“遗火而炙草者，诛其家”[5](98)的记载。由于北方草原干旱少雨，水源奇缺，生活在这里的蒙古人非常爱惜水源，不准以任何方式玷污水源。为了表达对水神的敬仰之意，成吉思汗的“大扎撒”曾规定春夏之季，禁止人们在河流中洗涮、便溺，不得用金银器皿汲水，以免引起电闪雷鸣。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和自然环境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关系。1251年，当蒙哥称汗之时，便昭告天下：不允许各种生灵和非生灵遭受苦难；不准用骑行、驮用重物、绊脚绳和打猎等方式折磨家畜，使家畜疲惫不堪；要让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原上跑的禽兽免遭猎人的箭和套索的威胁；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打扰[6](246)。北元时期的《阿勒坦汗法典》也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7](198)。这充分体现了游牧文明独特的自然观、价值观和生态理念。 概而言之，蒙古族所赖以生存的草原生态环境和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其生产生活方式必须全面考虑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否则，将会制约游牧业的可持续发展。牧草资源、水资源和畜群资源是游牧民族的生命线，它直接关系到游牧民族的兴衰，而生态保护意识的形成和传承直接关乎牧草资源、水资源和畜群资源的优劣好坏、兴衰枯荣。蒙古族正是以适应自然规则和人类挑战而产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使自己生生不息。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在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利用上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参考文献： [1][日]后藤十三雄.蒙古游牧社会[M].布林，译.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会，1992. [2]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M].赵景阳，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 [3][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4][德]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宝贵贞.蒙古族传统环保习俗与生态意识[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1). [6][波斯]拉施特.史集[M].于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