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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遇见王博教授，记者必定不会那么急切地想走进伊犁博物馆；即便走进伊犁博物馆，记者也难免会走马观花，留不下什么特别印象，更无法将这座博物馆与我们正在关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紧紧联系起来。 2013年12月23日，为方便记者集中采访，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宣传部邀请当地部分文化口负责人与记者座谈。记者在座谈会上意外地遇见了老朋友王博教授——多年前阿勒泰地区在北京举办人类滑雪起源地新闻发布会，记者和王博教授都获邀参加，王博教授的博学和严谨给记者留下很好的印象。 王博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目前是国家二级研究员、考古专家，在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工作，2012年起被伊犁州博物馆聘为特聘教授。座谈会后，记者来到伊犁州博物馆，请王博教授引领我们穿越时空，对伊犁州悠久的发展史以及这方土地与内地乃至周边国家的关联进行详细解读。 记者首先来到唐巴勒1号石棚遗址场景前，所谓石棚更像是一处岩洞，洞壁上绘着图画故被称作岩棚画。王博为我们解说：岩棚画比人们较为熟悉的岩壁刻画年代更早，属于旧石器晚期狩猎者的作品。伊犁河流域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历史上塞种、月氏、匈奴、乌孙、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古老民族以及汉民族都在那里留下了鲜明的印迹。“岩棚画在俄罗斯、蒙古国也有。”王博谈他个人的观点：一些岩棚画很可能是对天象的记录——古代狩猎者蹲守猎物时观察到某种天象，并从中总结出内在规律，以此来累积、强化成功捕获猎物的经验。 尼勒克奴拉赛古铜矿遗址深深的垂直矿井就像一道地震裂缝，竖井周围有一些经过人工打磨的石器。考古学家对奴拉赛古铜矿进行碳十四同位素测定，推测该铜矿的开采年代应该在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早期。早在1976年，王博就开始关注奴拉赛古铜矿遗址研究。他谈到奴拉赛古铜矿是中亚地区最早的铜矿，也是新疆境内保存最好、年代最早的铜矿遗址。 奴拉赛古铜矿遗址分采矿和冶炼两部分，其中冶炼遗址位于竖井附近的山沟里，考古工作者除了在那里发现大量炉渣，还发现经过粗炼的龟背形白冰铜锭。“这种含砷的铜属于世界上较早的铜，伊犁本地出土的铜器所含成分和奴拉赛生产的铜明显不同。不知那时候奴拉赛铜矿产出的铜沿着丝绸之路运到哪里去了？”王博补充谈到，这种含砷比例达到4%—5%的铜在甘肃省有少量发现，在俄罗斯的乌拉尔山一带也有用砷铜打制的器具。 1976年，巩留县阿尕尔森乡农民在挖水渠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其中包括铜锛、铜斧、铜锤、铜镰刀等。经过考证，这些青铜器与周边国家某些地区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王博接着领我们来到一尊青铜武士像跟前，雕像底座标明了它出土于新源县鱼塘古墓。“这尊武士像铸造时间应该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有人说他的帽子很像古罗马士兵的帽盔。”听王博这么一说，我们仔细端详起这位青铜武士，他身上的盔甲的确像是斯巴达克斯时代的刚武战士。可是这样一位战士在2000多年前是如何来到伊犁草原的呢？他从哪里来？最后又到哪里去了？伊犁草原乃至中亚草原当时又是怎样一种情形？ 矗立在博物馆中央的几块草原鹿石勾起了我们的强烈兴趣。博物馆展厅有关于草原鹿石的文字介绍：鹿石是一种碑状石刻，因碑体上雕刻鹿纹图样而得名。公元前十三至前七、六世纪，鹿石广泛分布在欧亚草原上，是草原文化的一种历史遗存。阿勒泰的青河、富蕴，伊犁河谷的昭苏、特克斯、巩留、新源等地都有分布。“鹿石很可能也是古代人和上天沟通的一种媒介，在亚洲的蒙古国西部、俄罗斯图瓦、外贝加尔地区，以及欧洲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北高加索地区都发现了鹿石，从某种角度讲其分布可能到了伊朗。” 我们了解到，十九世纪初俄罗斯考古学家在蒙古草原考察，把这种刻有鹿形图案的长条石块称为鹿石。但鹿石到了乌兰巴托以东就比较少了，其分布从东蒙古到了中欧，所以有人据此推断鹿石文化现象是从亚欧大陆的东部往西部一路流传过去的。 陈列在玻璃橱窗里的一具出土于巩留县墩买里的铜马镳和一根出土于特克斯县库克铁热克的铜马衔，年代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众所周知，家马是从野马驯化而来，家马的饲养始于青铜时代早、中期。出土于伊犁河谷的铜马镳、铜马衔表明，当时伊犁一带的草原居民已经从狩猎时代跨入了游牧时代。 伊犁是天马的故乡。伊犁马有乌孙马的血统，同时融入了大宛马、顿河马和奥尔洛夫马的血脉。2000多年前，活跃在伊犁河以南包括今特克斯河流域及伊塞克湖周边地区的乌孙国养马业非常发达。“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主要走的是南疆（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乌孙人也穿越天山峡谷，途经阿克苏前往楼兰，走向中原。公元三世纪以后，丝绸之路转向北疆，从中原一路向西，经过伊犁草原继续前往中亚、西亚。”王博谈到，楼兰汉简上就有关于乌孙人到达楼兰的记载。 就像一幕戏的高潮一样，当我们来到波马古墓出土文物面前时，一件件工艺精美无比、镶嵌着亮闪闪红宝石的金杯、金戒指、金面具让在场的每个人发出了惊叹声。波马古墓在昭苏县西南100公里、哈尔克他乌山前地带，那里有三座大型土墩墓。1997年，修路民工在中间一座土墩墓取土时，发现了许多金银器、铁制箭镞、铠甲残片、玛瑙残片，同时还发现了不少纺织品：织锦、绫、绢、绮及绣品。随后的考古结果证明那是一处王侯墓葬，说明那里曾经是丝绸之路重要通道。“那个年代生活在南俄草原西部的罗马首饰匠打造金银首饰的水平是最高的，这里曾被罗马人征服。”王博谈到，公元五六世纪，不少罗马制造的物品进入北疆草原，与此同时，波斯、粟特（现在的伊朗、乌兹别克、塔吉克一带）的产品则主要运往南疆，丝绸之路的繁荣、伊犁河流域与东、西两个方向的紧密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同样是波马古墓出土文物，金珠绣绮印证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金珠产自阿尔泰山，绮（绣品的底子）则来自中原。“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黑海边听一位到过东方的人描述：听说东方有一个地方，风很大，生产黄金……”王博说，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听说的那个地方就是阿勒泰。 类似波马古墓那样的土墩墓，伊犁河谷总共有5万多座，绝大多数是乌孙国时期的。周边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也有不少那样的乌孙古墓。耐人寻味的是，以往很多人凭借自己的经验习惯性地以为游牧民族不可能拥有太多的奢侈品，更别提丰富的陪葬品了。波马古墓出土文物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对任何事物的判断都来不得半点草率，也不可一概而论。 至于突厥石人，伊犁河谷大大小小有100多尊，阿勒泰也有不少，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同样广为分布。突厥人“为了纪念死去的武士，在墓前竖起石人。不少石人手持酒杯，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也想和祭奠他们的人一起饮酒作乐。”王博幽默一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