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人】 北京大学教授 仰海峰 厦门大学教授 陈嘉明 山东大学教授 徐艳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陈慧平  自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思想界出现一股声势浩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波及哲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一些著作的翻译，后现代主义思想被译介入中国，并引发激烈争论。后现代主义以其“反思性”、“批判性”为一些学者所关注。然而，后现代主义思潮倡导的解构主义、反理性主义等思想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儆醒。本期“学海观潮”邀请学者就“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深入辨析，对其“反思性”进行再反思，对其“批判性”进行再批判。 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各位看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具有哪些特征？ 仰海峰：后现代主义思潮，其根本主旨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这些批判可以归结为几个重要的主题：第一，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内核，即对理性主体的批判与解构。第二，继对理性主体的解构，还开启了对传统哲学中与之相关的其他概念如自然、本质、真理、同一性、总体性等的批判与解构，比如齐泽克从拉康出发对“真理”的反思，力图揭示本质、真理等的空洞性特征。第三，对“存在”的批判。这是由海德格尔引起的问题。对“存在”的批判，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徐艳玲：后现代主义是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在整个思维模式、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方面所进行的一次思想革命。在法国的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美国的利奥塔、福科、伽达默尔等这些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相关著述中，后现代主义思潮可以归纳为四个较为典型的特征：反主体性、反总体性和同一性、反理性至上、不确定性。 陈嘉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这些特征，从根本上说是对现代西方哲学追求某种普遍性的、基础性的“第一原理”的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反叛。在利奥塔的“后现代就是不相信元叙事”的经典命题中得到集中体现。他把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等同于制造并相信某些“元叙事”，在其《后现代状况》一书中，疾呼“向整体性开战，恢复差异的名声”。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时代及社会背景？ 徐艳玲：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形态，是对后工业社会的反映。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如物质世界充分发展，人的世界不断贬值；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人文科学日趋堕落；人类主体性急剧膨胀，个体的人日趋消解。这些变化表明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次断裂。作为一种西方社会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反映了人类对现代社会中的感受及其反思。西方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质和技术至上的时代，人的自由和自主受到了压抑。西方现代化进程使理性走向了它的对立面，使自由走向了压迫和统治。所以，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们要求用新的价值体系去克服西方现代话语和实践的缺陷，呼唤新的概念范畴、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由此观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存在和发展深深根植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之中，是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危机的产物。 仰海峰：从社会情境来说，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内在的关系。从简单的时代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来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思想家已经开始全面批判西方现代思想，但他们更多是在理性的背面形成了新的哲学论述或思想表达。在此之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发达国家传播开来。这一思潮体现了在反抗组织化社会及其精神倾向时的非总体性的、非确定性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消费社会的全面展开和电子计算机时代的来临，这样一种非中心的、非本质的、非总体性的观念，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思想内容。 解构有余 建构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评价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 仰海峰：西方后现代主义一开始有着否定的含义，意为现代主义的衰退。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这个概念逐渐取得了肯定的含义，一些学者开始把它看作是对现代主义压迫的反抗，是一种积极的思想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思想家，如苏姗·桑坦格、莱斯利·费德勒等。即使有这样的力挺，有学者还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保守思想的当代体现。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规划》一文中认为，第三种保守主义——“青年保守主义”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反对现代性，这种保守主义最易与前现代的残余纠缠在一起。 陈慧平：清晰而客观地认识西方后现代主义确实要有一个正确的立足点，要把后现代主义内置于人类思想进程中进行辩证思考，同时要把它当作动态的、未完成的思想潮流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区分。后现代主义的内部参差不齐、矛盾重重，总体上看，有表层后现代主义与深层后现代主义之分。表层后现代主义的思维对人自身缺乏反思，没有脱离传统文化和现代性的思想框架，隐含着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只不过从理性转向了感性（在理性内部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从确定性转向了非确定性等。深层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比较深刻，它触及了人自身的不自足性、过渡性特征，但缺乏必要的系统性理论阐述，显得解构有余、建构不足。 徐艳玲：西方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逆动现象，与现代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后现代”既不是作为一个时代取代了“现代”，也并非作为一种时代潮流与现代主义完全对立。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西方现代性孕育着后现代性，后现代性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后现代性不是一个新时期，而是对现代性所宣称的某些特征的重写，重写现代性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纠偏，这种纠偏突出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政治结构等最顽固的传统发起挑战。 陈嘉明：不过，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现代性的这种批判是否恰如其分，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现代性不论是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还是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等方面看，无疑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同时也伴随一些破坏与灾难。这就有一个功与过的比例问题。应当说，现代性的“功”是大于“过”的，启蒙思想为人类带来的进步是主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有“矫枉过正”之嫌。 未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深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同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如何看两者的关系？ 仰海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中，有诸多学者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第一，他们吸取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观念的批判精神。但其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对现代主义思想观念的批判上，强调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解构与批判，这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深度反思，有着一定的差距。第二，后现代主义对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激进的批判和解读，产生了一批后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后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主将），如拉克劳、德里达、德鲁兹、鲍德里亚、齐泽克等。后现代主义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就是后现代主义的肇始者。 徐艳玲：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二者既具有一致性又相互区别。从一致性方面看，两者确实有一定的联系，都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都存在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都蕴含着重要的警示作用。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要晚于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积极的批判经验。马克思主义深刻的批判方法和成果为后现代主义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是后现代主义无法逾越的视界。 但两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从相互区别方面看，一是后现代性过分地放大了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二是后现代主义只是着眼于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往往陷入为了解构而解构的泥淖，显得批判有余而建设不足；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其批判的目的在于重建，并提出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构性理想。三是马克思主义主要强调对资本主义宏观状况的批判，而后现代性主义主要强调对资本主义微观领域的解析。 从以上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处时代具有共时性、交错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它们思考的主体及批判的对象具有类似性和关联性。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目的是建构，是因立而破；而后现代主义则注重破坏而失于建设，倾向于批判和否定及为“破”而破的解构，它们在批判视角和领域、方法策略以及批判力度和深度上都不相同。 不适宜中国现代性语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想被引介到国内，如何评价它对我国思想界、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当前，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思想资源与中国自身现代性建构的关系？ 陈嘉明：后现代主义在思想观念上对国内产生的影响，主要是提供了一套新的概念，如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等。它们构成了一种思想与文化批判的新视角，特别是在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后现代主义思想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具有某种冲击性。“后现代热”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比如有些学者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套用其概念，甚至声称中国“已进入后现代”。这属于牵强附会、哗众取宠的做法，是浮躁的学风的产物。 仰海峰：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国内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第一，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助于我们看到现代思想的意义及其界限，使我们在面对西方的现代主义时，多了一种批判的眼光，开阔了学术研究的视野。第二，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历史情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变迁，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把握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逻辑。 当然，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更需要一种批判性的讨论。后现代主义是对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反应，是对西方发达国家高度现代化的反应，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日常行为还没有完全确立理性的原则，这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后现代主义思潮那样去解构理性。这种历史结构上的错位，是我们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另外，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我们的研究应该区分出两种后现代主义：一是激进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这种后现代主义强调反对任何固定的东西，强调碎片化。二是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比如德里达在解构了现代哲学的核心理念之后，他想建构出一种新的文化理念，而不是一味地批判、解构。这种思想上的差异要求我们更为深入地研究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便从总体上把握西方社会的观念变迁，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学术建构，提供有理论深度的参照系。 陈嘉明：从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看，我们正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相应地，在哲学尤其是价值论的意义上，中国仍然处于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之中。后现代思想可以为我们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一种反思，避免重复西方现代性的错误。但后现代主义思想存在矫枉过正的地方。 徐艳玲：后现代主义有其产生的特殊政治经济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有其特殊的社会环境。若将后现代主义直接移植到中国，无疑会南橘北枳，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首先体现在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反驳和深化，是奠基在现代社会基础上的一种思潮。然而，我国当前社会还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急匆匆地将后现代主义引入中国并以此来审视和评判当前的中国，难免会犯“病急乱投医”的毛病。现代化尚未实现，就用后现代主义这味药来医治出现的病症，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次，后现代主义使当前中国产生了许多扭曲的价值观念，造成这些观念产生的根源在于后现代主义所尊崇的一些基本特征。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消解、碎片化、平面化、反本质等特征，使得当前社会产生出某种极为混乱的价值观念，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典型例子。看看当前社会上流传的对革命烈士的“另类解读”，对英雄人物的反讽、对存在于历史中真实事件的极度扭曲就可见一斑。 最后还要指出，由于后现代主义强调反权威、反中心等，使得一些人缺乏信仰，没有主见，立场不坚定，也对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