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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理学是研究民族群体心理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被提出的时间早于心理学成为独立科学的时间。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民族心理学的学科地位依然存在争议，依然有研究者对民族心理学采用实验方法存有疑虑。 民族心理学与实验传统的 分歧与整合 在心理学领域内，民族心理学建立之初并未引起心理学家的关注。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冯特甚至断言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只适合于研究感知觉等初级心理过程，而思维、记忆等高级心理过程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任务。这一断言表达了两个方面的限定：实验方法不能用于高级、复杂心理现象的研究;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不适合采用实验方法。其中暗含了一个悖论：科学心理学需要民族心理学研究结论的支持，却不能接受民族心理学研究本身。 冯特的断言随后被艾宾浩斯对于记忆的实验研究所突破。尽管后来冯特也致力于民族心理学研究，并花了20多年的时间，出版了10卷本的《民族心理学》巨著，但他在心理学史上的贡献依然是实验心理学，而不是他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家之所以不接纳民族心理学，是因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多采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缺少科学方法(主要是实验方法)的支持。心理学家对于民族心理学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出于研究人的高级心理过程的需要，不得不考察文化、人口学特征等变量;另一方面，为了确立研究的科学性，又必须以科学方法为基础。而民族心理学所关注的主题，诸如文化因素、民族性等内容，因为缺乏严格的操作性定义和精确的变量控制技术，难以被纳入科学的实验研究体系之中。 事实上，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极大地受制于研究范式、方法和技术。一些过去不被认可的课题，在新的研究范式、方法和技术支持下，成为今天研究的热点。例如，在艾宾浩斯发明“节省法”之前，关于记忆的实验研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在反应时技术发展之前，认知心理学关于人脑内部信息加工的过程被认为是无法研究的;在内隐研究技术发明之前，心理学家无法从事潜意识的实验研究;在脑电、脑成像的技术成熟之前，有关人脑结构和功能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不可能出现。可见，今天认为难以通过实验法来研究的民族心理学的问题，可能仅因为缺少适当的研究范式、方法和技术，一旦有了适合的变量定义模式和相应的变量控制技术，这些问题就可能成为以后实验研究的对象。 因此，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实验方法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分歧或是历史、传统习惯的影响使然。心理学以人的一般性的心理和行为为研究对象，不可能脱离民族心理学的支持。而民族心理学研究作为心理学理论的重要支撑，既然心理学以实验法作为其理论建构的核心手段，那么，民族心理学研究同样可以实验法作为其理论建构的核心手段。 文化范式与实验方法之间 存在冲突 实验科学通过控制自变量，并观察、记录因变量，从而在两者之间寻找因果联系。作为一种解释体系，它需要事先预设一个基本前提和一套解释规范，这就是“范式”。范式作为解释体系中被置于最高端的预设前提，是对其他低级现象做出解释的基础，它的形成与确立基于某种预成性假设。当人们试图解释某种现象时，一定以某种预先的假设为前提，选择的假设不同，对现象的解释也不同。在科学史上，这被称为因范式更迭带来的理论交替。面对同样的现象，选择的前提假设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理论解释，这就是文化差异。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文化常常被作为研究变量，民族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常遭遇这样的问题：研究者必须通过自己基于某种文化预设形成的理论去解释他种文化现象。这就是用一种文化去解释另一种文化的理论悖谬。 实验科学范式建立在欧洲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当将它用于他种文化现象的描述与解释时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偏差。这种偏差不是由于理论或研究技术的局限导致，而是衍生于用一种文化去解释另一种文化的悖谬。车文博在《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中提出一个“四方文化”的界定模型。他按照解释范式的“世俗的—神性的”、“分析的—整体的”两个维度，将世界上几种主要的文化传统划分为四种类型：欧洲的世俗/分析传统、古代阿拉伯的神性/分析传统、古代印度的神性/整体传统以及东亚(中国)的世俗/整体传统。按照这个文化分类模型，文化类型差异是基本范式的类型区别而不是解释技术的区别，即世界上多种文化类型存在差异，但无先进与落后之分。这一模型挑战了传统的“东西方文化分野”的方式。后者将文化类型区分为“西方的”和“东方的”，所谓“东方的”实际上就是“非西方”。这种文化分类方式暗含了欧洲中心的文化沙文主义。在这种分类之下，研究者自然会从惯用的欧洲文化范式出发来评判其他文化现象，出现学理和伦理的双重偏差。“四方文化”的界定模型虽然未提出如何实现跨文化范式评价的具体方法，却至少明确了文化范式的平行关系，提醒研究者在进行跨文化范式比较或评价时，应自觉避免陷入文化自我中心论。 在技术和理论层面突破困境 民族心理学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其研究需要实验方法的支持;另一方面，实验科学所依据的欧洲文化范式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即他种文化现象)之间存在着解释性的冲突。那么，实验研究的手段如何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中实现?是否存在一种“超”文化的实验范式? 这两个追问分别体现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技术层面上，如何通过实验方法来考察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课题。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将文化、社会等复杂因素作为变量，这一类变量一直是实验心理学所面临的巨大难题，即冯特当年所限定的“不适合用实验方法来研究”的内容。然而，正如艾宾浩斯的记忆研究带来的启示一样，人们有理由相信，对这些复杂变量，实验法所遭遇的困难只是表明：当前还缺乏关于这些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和操纵这些变量的技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方法和技术的难题终究会被逐渐克服，民族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将面临越来越宽广的领域。为了对文化、社会因素做出适当的操作性定义，研究者还需要对问题做出可行的理论模型，即需要对相关的诸多因素做出理论上的因果假设。这些工作是实验研究前的理论思考。在许多情况下，某些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在采用实验法时遭遇困难，其障碍常常不在于实验法本身，而在于关于这些研究课题的理论建构尚未成熟。 二是理论层面上，是否存在一种“超”文化的理论?首先，任何理论都建立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超”文化的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不能在多种不同文化背景中找到一个相对的参照系，通过它来比较或评价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现象。正因为有这样的预期，民族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不仅仅是将实验法运用于民族心理研究，而且有可能成为重新界定心理学实验法的元理论。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