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用边缘化的新兴学科看待口述史，难免会焦点模糊；而如果将口述史纳入公众史学体系，其性质与意义立即就会清晰起来。有别于传统的文字再现，口述史是历史的声音再现，它打通了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隔阂。有别于传统的间接单向研究，口述史是一种直接的双向互动的当代史，它开创了主动留史的新模式。如果说传统史学是一种“组织本位”的史学，则口述史是一种“人为本位”的史学，它使历史学成为接地气的行业，为公众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口述史学；历史书写；当代历史；公众口述史 中图分类号：K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1-014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公众史学研究”（13FZS039） 作者简介：钱茂伟（1962—），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史学理论研究。 现代口述史学的产生，至少已有60多年历史。其初始发展期处于国家史学主导期，所以以精英人物的口述史为主；20世纪6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了草根人物的口述史［1］。口述史概念是从外国传入的，现在已经逐渐中国化。它是一种非常生活化的方式，很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作为历史学新兴分支学科，人们对口述史的研究，多及其历史、方法、路径、个案研究［2］；对口述史在历史学上的性质、意义与局限，虽然有所涉及，①但理论认知仍有提升空间。近年，我们倡导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将口述史纳入到公众史学，成为中国公众史学六大分支之一［3］。由此再来观察口述史的性质与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所谓公众史学，就是公众本位的史学。它是人人的史学，其基本特征是“人为本位”，有别于传统几千年的“组织本位”模式。②借用梁启超概念来说，前者是“民史”，后者是“君史”。口述史的发明，为公众史记录的实现开辟了阳关大道。近年，我承担了《火红岁月：甬城全国劳模口述史》《口述校史：我的大学》《江六村史》《史家码村史》四个大型口述史项目，采访人物近三百。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再经理论思考，对口述史理论的中国化问题有了深入的认识［4］。 一、口述史是通过声音再现的历史 口述史是一种独立的历史再现方式，是通过语言（声音）再现的历史，有别于通过文字再现的历史。迄今为止，很多人仅将口述史当作搜集史料的一种手段，将口述录音当作口述稿备查的证据，他们只重视口述史的转录稿、编纂稿。说到口述史，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口述史作品。甚至以为录音仅是为了保存人类个体的原汁原味的声音，录多录少无所谓。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舍本而逐末了。这些错误观念，导致大家对口述录音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而忽视了口述史的录制、保护、整理与开发工作。 生活世界必须转化为大脑记忆才能存在。大脑记忆是指以大脑形态储存的历史记忆，文本记忆是指文本形态表述的历史记忆。大脑记忆是人类记忆的第一宝库，是一切历史记录的起点。人类大脑对每天经历过的事物、思考过的问题、体验过的情感、操练过的动作，都会加以记录。人类每天的言行是相当丰富的，经历一生累积而成的大脑记忆是相当丰富的。个体的人类数是海量的，个体大脑所储存的信息是海量的，所以个体记忆库是海量的。 大脑记忆必须外化文本记忆才能超时空流传。人类表达思想的方式，不外乎语言与文字两大类型。用语言来交流思想，是人类最直接的选择，而用文字表达思想则是少数人的行为。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只能靠语言表达人类的思想、情感、经历。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由于录音技术的限制，人类的讲话声音无法保存，只能靠文字来记录。文本记忆仅是已经输出与表达的部分内容，是先前整理过的历史记忆，是较早时间内完成的、相对定型的作品。人类所看到的文本，仅仅是人类海量大脑记忆的一角、一些粗线条发展轮廓而已。文本具有超时空流传的特点，所以成为强势表达手段。在东方的中国，进入了文献本位时代，口述逐步边缘化。到了近代，一直重视声音记录的西方人发明了录音技术，实现了历史记录技术的革命。从此，中国人也得用上录音技术，能将人类讲话的声音录音下来。口述史突破了口述只能口耳相传小空间传播格局。这样，人类便有可能记录下更多的历史记忆。 口述史是“声音的历史”［5］，即通过人类个体的讲话声音再现历史面貌。它对应的是书面语形态的“文本史学”。口述史学是口语形态的史学，是用语言来表述的史学，是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历史。口述史的直接形态是录音文本，是历史的声音再现。至于整理成文字文本，那是二度加工，是衍生产品。之所以要做成文字文本，是因为人类更习惯读文字文本，声音文本听的少，习惯了无声的文本世界，忽视了有声世界。 通过口述声音研究历史，其特征有几端值得关注。 1.用第一人称叙述历史。文本可能会用第一人称来写，更多的是第三人称来写的。口述史是以历史主体为主导的历史叙述方式，其最大的特征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用第三人称写作的历史作品，传主是被人代言的，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口述史用第一人称说话，显然更为主动，更为真实可信。历史创造者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来，这是一大革命。 2.用自己话语叙述自己认知的历史。“口述”是相对于“笔书”而言的，它是借助录音设备记录人类大脑储存的过往历史记忆的活动。口述史是“用声音留住历史”［6］。这里所谓“声音”，至少有二层意思：一是当事人的讲话腔，二是当事人的话语系统。“声音的音频、音高、音域具有鲜明的物理特征……声音的物理性质塑造了我们的情感体验。”［7］“想象一下，能够听到历史上伟人的声音，那该有多棒！”［8］ 3.语言的多样化。通过嘴巴说出来的往往是口语，而笔书出来的往往是书面语。口语与书面语的不同，本质上是语言的多样化与文字的统一性问题。几千年的文字作品中，使用的是规范的书面语，体现出较大的统一性。现在开辟了另一大通道，直接将语言表述转化文字作品，成为口述史，这就带来了文字表达的多样化问题。语言是多样化的，有较多的地域、职业、个性色彩。口语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的语法表达体系，各有其优缺点。由于文字为政府所垄断，所以是强势的表达方式，人类的个体语言表述的多样性一直受到压制。承认个体口述的合法性，就得肯定语言表达的多样性，就会冲击或者说丰富书面语的表达模式。 4.可以保留丰富的肢体语言。口述可以录下人类个体的声音，声音是直通人心的，录音、录像可以保存人类个体的肢体语言。肢体语言是人类个体的第一思想情感表达符号，是十分生动的，文本可能是乏味的。 5.可以开辟“听历史”的新格式。有了录音文本，就有可能聆听到先人的讲话。“口述历史打破了人们长期形成的一成不变地遵循‘读’历史的传统模式，使大多数人能够‘听’到活生生的历史。”［9］通过倾听声音来研究其思想内容与表述方式，再现历史曾经的风采，是口述史研究最值得关注的事。通过声音如何研究历史？这是大家一时没有弄明白的。不过，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少由倾听、提问而研究人事的机会，如法庭辩论、面试。口述史声音的研究，正是这样一种通过“听”来研究当事人历史的模式。 口述史打通了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隔阂，实现了人类记录个人历史的梦想。从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二分理论来看，历史书写本质上是将生活世界转化成文本世界的过程。问题是，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是两个永远不对称的世界。在生活世界，人们没有录音、录像的习惯，至多有偶尔拍照习惯而已。文字记录，更是少见。对他们来说，生活世界是属自己的，相当熟悉；于文本世界相当生疏，文本世界是别人的，甚至不存在的，所以，文本怎么写，他们并不关心。因为不熟悉文本世界，普通人对文本转化的动力不强。要将生活世界转化成文本世界，是读书人的想法，非读书人没有这样的想法。读书人想将生活世界转化文本世界，会遇到普通人不太配合问题。要将两个不对称的世界实现转化，难度不小。 怎么办？我们先得观察生活世界的特点，找到障碍所在，才能想出相应的对策。一则生活世界是本源的、基本的，多数人只熟悉生活世界，他们更擅长诉说，用语言来沟通。如此，我们只能适应这种现状，对他们提文本记录要求是不切实际的，那是违背他们特性的。二则从生活世界来看，百姓是有讲述自己历史习惯的。普通人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叙述问题，在生活世界是存在的。之所以称老人为“历史老人”，是因为人老了会忆旧，讲故事是老人的生存方式之一。只是，这些故事经常是在熟人圈小空间中进行的。生活世界的诉说，只能短时空传播，超过一定的时空，这种故事就会失传。三则生活世界的叙述，往往是零星的、片断的、缺乏联系的，有时难免重复，所以易被年轻人讨厌。文本是全面的、系统的、有逻辑的，不存在这种重复叙述现象。由于生活世界的诉说有种种缺陷，所以要转化为文本世界的叙述。 那么，普通人如何由生活中的历史诉说转型到文本世界的历史叙述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要想连结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以前的工具是文字。文字是从声音中来而又高于声音的媒介体，是高难度的翻译符号，门槛比较高，生活世界的人看不懂，必须专门有一批懂文字的读书人来辨识。现在，则多了录音、拍照、录像。录音与录像的发明，提供了更为容易的媒体工具。这些工具，更适应普通人，从而有可能降低两个世界的交流门槛。录音、录像，只要有工具即可制作。声音文本与视听文本，与生活世界更为接近，生活世界的人可以听、可以看，中间是无缝接轨的，不用翻译。由此可见，口述史、影像史的发明，意义确实伟大。 如何改变人类的观念，形成新的讲说习惯？这须在两个世界的通道上寻找。从有关情况来看，口述史录音录像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口述是生活世界的，口述史是文本世界的，两者在“口述”上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否录下音来。录音录像是一种既适合生活世界又适合文本世界的历史记录方式。录音，可以自录，也可他录。自己想说话而又找不到谈话对象时，最好自录；自己没有想到说而别人想到问的时候，可以他录。自录概念的提出，解决了独居老人的口述史保存问题。不过，绝大部分人只会说，不会想到录下来，从而导致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记录。从文本世界来说，他们仍是贫穷的。他录，可以是直接的对话，也可以是远距离对话。远距离对话，就是电话、QQ、SKYPE、微信等聊天工具。聊天工具的不断开发，为远距离的口述采访提供了方便。不管哪种方式，都要求录音。录音是一种文本，是一种历史的声音再现。有了录音版本，可以进一步转录成为文字作品，以适应阅读，从而达到超时空流传的目标。口述录音是目前可以寻找到的比较理想记录方式。它在原来聊天习惯上，稍加变通，录下音来，即可实现。口述史具备录音文本与文字文本两大功能，直接成果是录音文本，间接成果是文字文本。这样，就满足了传统与现代、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两大领域的不同要求。这种口述史模式，既保留了言说的特点，又留下了录音文本，还可转录成文字文本，解决了转型中的两难问题。可以这么说，文字的出现导致了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隔阂，而口述史的出现则打通了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隔阂。 口述史解决了书写公众史的技术障碍，方便了历史记录。此前主要靠文字，文本的形成是通过文人的想像来创作的，门槛较高，普通人无法进入。某些人如懒得记录，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就不会多。现在有了录音，随时可以保存人类的历史记忆，门槛大为降低，人人得有机会讲了、写了。口述史采访，可以借助别人（如传记公司）的帮助，这是花小钱可以解决的问题。要让普通人也有文本，当然可以通过公共财政投入来解决，但个人出资显然更主动。自己重视自己的历史，这是新时代提出的个体生存任务。智能手机让通信完全个体化、主体化，在这种背景下，要充分发挥手机的录音与拍照功能。口述史的直接版本是录音文本，可以实现说话与记录的同步，说过即录好。欧美街头“故事亭”［10］模式的出现，就是典型的口述史。如果转成文字，虽然费时，但可完成个人史文本的建构。笔者采访某中学校长，聊了2个小时，转录而成的录音稿有2.3万字。这说明，口述的速度远远大于写作的速度。口述史的出现，实现了人类快速记录历史的梦想。口述史是最适合生活世界的历史记录方式。用声音表达的故事更多，远远多于用文字表达的故事。 二、口述史是双向建构的当代史 有别于传统间接单向的历史研究，口述史是一种双向直接的当代史建构活动。这至少有三层意思。 1.口述史是一种历史研究。口述史作品是什么？很多人说是史料，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史料，是现代学术研究视野下的概念，是指可据以讨论的文本（包括文献、图像、录音、录像等凝固化的东西）。这是一种外在的泛指，不是内在的特指。口述史作品是史料一种，研究者自然可称之为史料，但这绝不是口述史作品自身的特征。口述史本身是一种经研究后形成的历史作品，它是通过采访人与受访人双向历史认识互动建构起来的历史作品。只是，从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二分理论来看，口述史作品是历史书写作品而已。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两者只有初级加工与深度加工之分，不存在天生的史料与研究之分。 历史记录有两种，一种是及时记录，一种是事后回溯，口述史属后者。口述史是一种有意识的专题性历史回溯，有意识的系统回溯就是研究了。口述史是建立在采访人问题框架下的询问。在初步调查基础上，设计出相关的问题，直接面对面地搜集资料，从而获得想要的历史答案，然后建构历史文本，这是一个研究过程。这种系统的回溯，可以记录下一个人完整人生或某一段人生故事。 复杂的口述史建构，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口述与文献相结合的。只有当受访人完全没有文献记录的情况下，才会依赖口述史本身。这可能是一种更为全面的研究，因为在文献之外，多了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口述史的研究性，要求我们提升口述史的研究性含金量，而不是简单的记录下受访人的说话而已。简单的口述史，谁都能做，但复杂的口述史，须由专家组织。要问出高水平的问题，须有复杂的思考与技巧。 2.口述史是直接的历史研究。传统的历史研究，主要是一种由文献到文献的间接研究；这种理解是否符合当事人的意愿，不得而知；而且，似乎也不需要征求当事人的意愿。而从当代史领域产生的口述史则突破了这两大限制，它是面对面的双向建构活动。口述史研究，不经由文本，直接与受访人接触，所以称为直接的历史研究。研究人员抛开文本，与历史人物进行直接的面对面沟通。直接的沟通与交谈，实际是对历史人物的现场研究，有人称为“口头治史”［11］。采访人心中要有一部当代史，将特定的人物与事件置于特定的时间段加以思考。事前要对受访人有初步研究，采访过程中要及时研究捕捉临时透露出来的有用信息，事后整理成稿时仍得进一步梳理重要信息，以便下一步补充采访。成熟的口述史，是建立在不断的逐步深入研究基础上的。口述史是双方建构的历史，是当事人自我认知历史，也是采访人的好奇追问史。此前，传主自己都没有对自己的人生历程作过系统的梳理，他们的历史记忆未加整理过，不知道哪些要记录下来，而现在是历史人物想留下什么就留下什么。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也可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根据自己的理解，想要什么就可问什么。这种双方均可满足的双赢式历史建构活动，是此前不太容易出现的。共同的建构有望克服更多的历史认知盲点。口述史不同于文书与记者的记录工作，它更近于史家需求，是用史家的技术要求与理念去创造新的历史记录。某些不理解或注意不够的东西，可以在双方的不断沟通中得到纠正或重视。以这种方式留下的文本，有可能更为精确，更能细节化。 3.口述史是当代人治当代史。口述史的受访人是当代人，采访人是当代人，所以口述史是一种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活动。中国一直有一种当代人写不好当代史的观念，这应是君史时代的特点。在公众史时代，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12］375。从公众史角度来说，当代人治当代史，优点更明显，“当代人能直接观察、亲身感受、耳闻目染当代史本身，至少能部分地直观到历史的所谓本来面目”［12］379。口述史有可能留下普通人对当代历史的认识。普通人的历史认识，指他们对大历史、小历史的独到观察与体悟。某些个人的体悟，相当到位，绝对不逊色于历史学家。口述史离生活世界更近，比传统的通过文献接近历史。历史是当事人的历史，当事人最了解事情过程及相关的社会关系。所有人的历史认识，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一定的知识背景下形成的。当事人处于事局之中，处于人际网络结构之中，他们对自身历史的直观认知，显然真于他人。如果当代都写不好公众史，则异代更为困难，因为少了当事人的回忆，很多材料都不存在了。我们的口号是，留下当代人对当代史的理解，不要等待后人来理解。 当代人治当代人物史，开创了主动留史的新模式。人类一直处于被动留下史料阶段，前人留下什么资料，后人只能用什么资料。口述史的发明，开创了主动留史的新阶段。过程性的历史，多存于人类大脑之中。口述史采取了更为主动和接近本真历史的研究方式，能直接从大脑中搜集历史记忆。当代人共同的、直接的双向沟通活动，将历史研究、文本建构工作提前了。主动存史的优势是，采访人有较大的选择余地。采访人在制订口述计划、实际访谈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他们可以有目的地查寻和发现历史［13］。口述史是“历史学家希望给历史留下什么”，而传统史料则是“历史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什么”。采访人有可能搜集到更为完整的历史资料，有望留下更多的有意义的历史资料。说到当代史，人们总会说忌讳多，太难写。笔者以为这种认知要加以细化的分析。从利益避忌来说，君史与民史写作均有这种限制。不过，从正反面来说，则有较大的区别。异代修史，当然可以超脱利益圈，写出当代人因利益避嫌而不敢讲的东西。至于讲述正面事迹与人之心态，当然是当代人强于后代人，当事人强于局外人。历史当事人活着的时候动手写作个人史，显然强于当事人死后的追述。在口述史模式下，采访人具有足够大的获取史料的空间，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学术意愿，多角度、多层面来获得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相关史料。完整的口述史要提供三种版本资料：一是声音版本，二是图像版本，三是文字版本。这也就是说，口述史有可能将受访人的声音、形象记录下来。不仅能拍摄到受访人当时的形象，还可翻拍到受访人此前的老照片。还可以从受访人家中搜寻到相关的档案资料（文字、证件、证书等）。从我们的宁波籍全国劳模采访活动来看，主动存史至少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私有档案的公开化。某些劳模家中，保存着丰富的个人档案资料。这些材料藏于家中，是作为私有文献存在的，外人并不知道。我们的翻拍，使这些私密材料得到公开化。二是散乱材料的集中化。某些底层的工农劳模，缺乏档案意识，材料的保存四零八落。我们的搜集，有可能使之集中化保存。三是生前主动搜集。中国人缺乏超越意识，一旦老人离世，有可能将之有关的物品销毁。我们趁老人活着的时候，主动出击，有意识地到其家中搜集材料，就有可能避免出现这种不测。总之，这是一种有关历史主人的资料全面搜集活动，是一种抢救历史的活动。其次，某些疑难问题可以当场得到解决。在前代史模式下，历史对象已经故世，某些疑难问题，无法当面求证。 三、口述史是人为本位的历史 我们不能一直泛泛谈论口述史，而应根据应用范围对口述史作出更为细化的分类认识。 首先，口述史可分“组织口述史”与“公众口述史”两大类。从社会空间来看，可分为组织与个人两大类型。相应地，历史记录模式也可分为“组织本位”与“人为本位”两大类型，从而形成“君史”与“民史”两大范型。政府是生活世界中最强势的组织，所以政府/国家是优先关注的对象。政府又分中央政府（朝廷）与地方政府两大类，所以国史与方志一直是主流编纂单位。“组织本位”的政府史，重在写政府及其官员的历史，更适合政府官员的需求。到了近代，随着国家形态的变化，人的个体独立性越来越强，这样的格局越来越难以维持。到21世纪，中国进入公众时代，口述史的整体发展方向是目光朝下，进入了可以称之为“公众口述史”的时代。 口述是实现个人史写作的基本途径。口述史是典型的人为本位，它提供的是人为本位的历史资源。人类历史是靠人创造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因人而发生的，所有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即便组织史，也是由组织中的人的活动构成的。口述史，既可服务于组织史，也可服务于个人史。不过，口述史在两者中的位置是不同的。传统的历史主要是国家史，国家史有相对丰富的档案、文本资料，对口述的需求度小些。摒弃组织史理念，回归人为本位，就会有新的发现。口述史的本质是个人史，最大的特点是个体化，是历史主人公自己在说话。因为是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能写出本真的人生感悟、独特的人生经验，传统文本多只能写出他者的理解。“人为本位”模式能满足材料内涵的丰富提升要求。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主要靠文本，文本往往只能留下一些历史发展轮廓，“不能反映历史的细节，更不能呈现历史中人的真实面貌”［14］。现在的要求提高了，需要寻找更为详细的生动的历史过程自我体验资料。这些丰富而细致的资料，必须通过口述史来解决。从历史人物角度来说，上层、下层人物都有一个通过发掘大脑记忆资源，建构人物主体历史的过程。口述史的主体模式是个体生平讲述，会记录下人类的实际感受，有故事有细节，有可能搜集到人类更为丰富、更为生动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人物记忆资源越多，越能促进人类历史的研究。 公众口述史可以看出代位嬗变与百行百业特色。从纵向人生历程来看，人群可分为代位；从横向职业看，人分布于不同行业。个人史是个人本位的网络关系史。人是社会群体性动物，不同的人会建构出不同的网络社会体系，个人与不同的个人、组织交往的历史，就构成了独特的历史。通过不同人物的亲身经历及其网络交往过程，可以揭示一个普通人的日常工作与生活面貌，了解一个行业的工作生活状况。对那些领头雁来说，通过一个人，可以写出一部局部史、一部单位史、一部村史，意义自然更大。 个体记忆库可作大数据开发利用，有可能建立起更为丰富的人类个体文本记忆库。人类个体是海量的，个体记忆是海量的，个体的大脑记忆是人类最为丰富的信息库。只是，它是分散的、私密化的信息库。大脑记忆如果不加提取，会随着个体肉身的消失而消失。人类的聪明在于，可以将分散的大脑记忆外化，从而建构起一个更为丰富的公共知识信息库，为大家所用。在古代世界，只能留下少数上层的个人史；而在今日，则能留下更为丰富的下层个人史信息。有人提出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15］概念，这是非常值得期许的。中国唱片总公司正在对库存老唱片音源进行物理性保护以及修复整理，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实现永久保存，并建立起中国音乐数据库和中国戏曲数据库［16］。这是声音数据保存。那么，留下那么多个人史资料库有什么用呢？这是很多人怀疑的。大数据概念的提出，解决了这个难题。有了人类个体记忆信息库，扎扎实实地进行数据的收集、提纯、解析、利用等，就可以进行各种科学分析了，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提升人类的智慧水平，能提升未来的历史研究水平。建立个体人类记忆信息库，这样一来，史家显然更为主动了，历史研究的基础更为牢固了。人类往往只重视物质遗产，其实更要重视精神遗产。大脑记忆的提取与保存，就是精神遗产保护。人类最为宝贵的资源是人类大脑储存的丰富历史记忆资源，将其发掘出来，可以成为可观的一笔文化资源，使我们成为民史资源强国，成为智力上的世界强国。 口述史大量发展的结果，可能出现“全面”的总体历史，形成网络状历史记录格局。以前的国家史只能容纳几个精英人物，今后的国家史如何容纳海量的普通人物，这是许多人担心的事。我们以为，这是多余的担心，新媒体、新技术将改变历史的书写格局。不同类型的历史，其表达方式是不同的。以前的历史书写，是以“点”代“面”的历史，帝王将相的历史被无限放大，而其他人物的历史被无限缩小；今天的历史是“面”的历史，历史是由众多“点”组成的“面”的历史，是大平面上网络结点式、繁星式历史。可以肯定的是，精英与凡人会共存，合成一张网络历史图。大国家史是一张大拼图，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链接位置。“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够通过一定的网络链接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成为历史网络中的一个独一无二的链接结点”［17］319。在这些结点中，君与精英虽会仍居核心结点，但也会有其他人的结点位置。历史书写的媒介也不同，传统历史以纸质版本、出版社为主，而今后是电子稿、网络为主。谁掌握话筒，谁就有发言权。20世纪以来，个人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只有个人史广行，才能实现大平面的网络状历史书写格局。口述史将做实这种“人为本位”的史学格式。只有事件史、制度史、人物史三者充分发达，历史学才是全面的、丰满的。 其次，从历史书写对象来看，公众口述史也可以进一步细化为精英口述史与大众口述史两类。以精英为对象的口述史是精英口述史，以大众为对象的口述史是大众口述史。现实生活中的人分为大人物与小人物，大人物掌握着政府的权力，事关全国或一方的大局，所以他们的个人史就成了大历史；而那些小人物的历史，则因为无关国家与地方发展的大局，于是边缘化。不过，现代大国家史理念，强调国家史应是大家共同的历史，是大人物与小人物共同创造的历史。前人强调口述史的“民主性”与“大众化”［18］，如果从大众口述史来看，理解会更透彻。 书写对象以大众为主。大家想做口述史项目，问题是从何处入手，这是初学者马上会想问的一个问题。这没有统一的规定，每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的口述采访对象。根据公众口述史理念，笔者主张从身边人物与典型人物的采访入手。身边人物，可以是家人，可以是家族中的人，也可以是地方（村、区县、城市、省）名人。既可以是老人，也可以是中年人。有人认为不可能人人都写传记，主张从榜样人物入手来写。这个建议是可行的，我们正在进行的宁波全国劳模口述史采访，正是这么一种典型的榜样群体的个案采访。“昔日的声音是谁的声音”［19］2，反映的是历史话语权在谁之手的问题。今天，要求上层人物之外，有更多的下层人物进来。只要用心，随时可保留身边人的录音，进而整理成文本，普通人据此可以拥有自己的小历史文本。口述史离普通人群最近，可以让历史主人公开口说话，不再由别人来代言。有了口述史，不会书写的人也可以将自己的话记录下来了。只要会说就可以书写，这当然是一大进步。对没有文献的人来说，这是个人史文献建构的开始。口述史会让受访人惊喜，当我们的采访人送上口述史初稿，有的采访人十分高兴，称想不到聊了近二个小时，能整理出那样详细的传记来。他平生之中从来没有写过这么详细的传记。 参与主体以大众为主。谁来做口述史，派什么用场，也会清楚。君史与民史，其书写格局是不同的。政府及其官员史就是国家史时代，只有几个史官来记录历史即可；而在现代，人人是国家一员，人人的历史是历史，人人的历史组成大国家的历史，如此人人应是历史的记录者。目前，人人有手机或录音机，只要想做，人人可参与来做，人人也可成为口述采访的对象，人人的声音得以发出来。人人动手做口述史，实现口述史的普及化，才会真正改变人类历史的记录方式。人人成为一个历史记录者，这当然是人类历史记录史上的伟大发明。 书写内容以大众的生活与工作为主。人物口述采访有两种模式，一是通过个人了解大历史，一是突出个人小历史。陈墨的个人采访设计，以外在事件为标志，谈个人的看法［17］37。笔者以为这样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一定的难度。对一个领军人物或视野宽广的学者来说，这样的采访要求是合理的；而对一个小人物来说，这样的要求是缘木求鱼，找错了方向。“屁股指挥脑袋”，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视野，不同位置会有不同的关注点。一个人关注什么，才会讲出什么来。如果将历史分为大历史与小历史两大类，则普通人更擅长小历史。普通人关注视野小，只能讲一些身边的历史。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突出个人史，梳理其心路历程及外在事迹。至于个人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应是第二层面的事，那是他们的弱项，可能说不出什么新鲜内容。 大众口述史为民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口述史为公众史记录提供了可能，人人的历史均有可能留下来。大众生活于现实世界，没有文本世界意识，所以留下的文本记录少。如此，他们的历史写作不能走传统的文献整理之路，得主要靠直接的大脑历史记忆资源开发来解决。口述是人类的基本功能，人人会讲话，口述史有可能使更多的人得以记录下自己的历史。口述史妙处在于没有文献处建立历史文献，让从来不受记录关注的人物及其历史，得以记录下来。口述史“让我们脱离历史文献的束缚，得以接触多元的边缘历史记忆”［20］。口述史的发现，使民间与民众的历史得以建立起文献系统来，这是最大的意义所在。可以说，口述史天生是为下层人民打造的历史建构模式。民史建设，要从民间人物历史记录入手。没有民史记录，民史研究就是无本之源。20世纪的民史研究之所以不理想，是因为没有留下多少民史记录。如果从现代开始，有意识地留下当代的民史记录，写出当代人理解的民史作品来，则后代人再来研究21世纪初年的民间生活，就有了丰富的资料。长此以往，中国的民史面貌将大为改观。总之，大众口述史将引起口述历史书写对象、书写内容、历史记录人员的革命。 分类以后，我们对口述史的历史与现状会看得更为清楚。口述史由组织本位向人为本位转型，人物由精英而大众，这是两大发展趋势。口述史更适合人为本位，更适合大众。“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19］24，这标志着历史书写重心的转移。从历史书写史角度来说，口述史的产生是一项革命，这将大大改写人类的历史书写模式，它使“人为本位”成为可能，使公众史找到了发展的空间所在。口述史的出现，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历史书写的重要性，意识到历史学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口述史实践让学生感受到了历史学习的用处，口述史让历史学成为接地气的行业，证明历史学是食人间烟火的行业。 口述史源于人类大脑历史记忆，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历史认知，体现出较强的主体性，自然会有一家之言的片面性；记忆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总有一定距离，不可能完全吻合；历史记忆是靠大脑承载的，难免会受到时间的侵蚀而变形。前二条，所有文本也存在这种特性，口述的问题不会比文本多多少。何况这些缺点，可以借助多人的采访，再辅以文献，给予一定的弥补，不必太过紧张。总的说来，口述史的优点远远大于缺点，大家大胆地实践口述史吧！ 参考文献： ［1］杨祥银，梓皓.口述历史“草根史学”冲击“精英史学”［N］.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03-28. ［2］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2). ［3］钱茂伟.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辨［J］.史学理论研究,2014,(4)；钱茂伟.公众史学的定义及学科框架［J］.浙江学刊,2014,(1)；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的本土性［J］.辽宁大学学报,2015,(4). ［4］钱茂伟.口述史实务流程相关问题思考［J］.学习与探索,2014,(12). ［5］金亚.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递思想——从《声音档案》看口述历史类广播节目［N］.中国广播,2012-05-15. ［6］彭建芬.用声音留住历史——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简介［J］.浙江档案,1994,(11). ［7］林岗.论口述与书写［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8］张艺译.维基百科新增音频资料再现历史［BD/OL］.新华国际,2014-01-27.（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27/c_126068053.htm）. ［9］邬情.口述历史与历史的重建［J］.学术月刊,2003,(6). ［10］洪卉.纽约“故事亭”诉说百姓故事［M］.外滩画报,2004-01-06；德国故事屋讲百姓故事［M］.环球时报，2008-02-12. ［11］黎煜.对话过去、当下、现在：口述与历史撰写［J］.当代电影,2012,(3). ［12］王学典.良史的命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75. ［13］赵晓阳.文本与口述之间－YMCA干事口述访谈及口述史料在基督教研究中［C］.基督宗教研究:第7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14］金光耀.口述史学者：不少事件有文字记载，但无法反映细节［N］.东方早报,2008-11-20. ［15］陈墨.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历史学［J］.晋阳学刊,2013,(5). ［16］巩峥.海量历史原声数字化保存［N］.北京日报,2012-12-11. ［17］陈墨.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19. ［18］杨祥银.关于口述史学基本特征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19］汤普森 保.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 ［20］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