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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莱斯是加拿大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生态批判理论以独特的视角开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他把生态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透过历史考察，剖析了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提出了消解生态危机的三个维度：意识形态批判、社会制度批判与技术理性批判。其生态批判理论对于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威廉·莱斯；控制自然；生态批判理论；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B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3-0018-04 作者简介：薛勇民（1964—），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哲学、应用伦理学等研究；贾婕（1981—），女，博士研究生，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 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以其著名的生态批判理论而独树一帜。他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从人的观念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力图为生态危机的消解探寻出一条超越之道。莱斯“反对那种坚持在现行框架内把生态危机简单地看作是一个经济时代的问题，进而把解决经济危机寄托于在自然资源使用上引进市场机制的做法”［1］2。他认为，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必须从根本上实现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变革。当前，考察和辨析莱斯的生态批判理论，对于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化解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的三个维度 莱斯的生态批判理论视域宽广，其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上。 （一）意识形态批判：“控制自然”的实质在于“控制人” 莱斯认为，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他指出，控制自然已作为意识形态干预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构成社会危机的深刻根源。“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根源。”［2］2 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在历史进程中包含有双重价值。一方面，控制自然是对以往自然权力理论的一种超越，是人类借助技术摆脱自然控制、实现人自由解放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控制自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扭曲，成为实现资产阶级利益非理性的欲望表达，其目的在于掩盖资本社会控制人的本性。他强调，控制自然作为意识形态无限夸大了人类自身的能力，使人类的价值观念产生歪曲，直到人类在接受自然的惩罚时，才意识到盲目追求控制自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割裂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加以控制，使人不仅在对待自然关系上呈现自私的一面、肆意控制和破坏自然环境，而且在对待人类自身关系上表现冷漠，以歪曲的意识控制人类自身，使人最终丧失自我、沦为工具。实际上，自然界并不是其真正控制的对象，控制自然的真正目的在于控制人。 莱斯还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论述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人的本性的控制。马克思曾认为，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是一种和谐持续的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关系被破坏，资产阶级凭借自身优势对自然资源大量占有，并以这种方式来雇佣或控制工人，以满足自身利益的要求，在这种残酷的社会关系下，工人不得不受雇于资本家并长期遭受资本家的剥削。自然资源分配的技术化，使技术理性取代人的自然理性，成为控制人的重要手段。从本质上来看，控制自然作为意识形态背后反映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其实质在于对人实施控制。在此意义上，控制自然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控制人的过程，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莱斯强调，要想回到马克思所谓的“控制自然”的关系中，就必须摈弃现有的意识形态，变革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解放。 （二）社会制度批判：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莱斯在批判了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之后，将生态批判的对象转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他指出，在工业革命繁荣的背后却是自然系统的破坏，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生物灭绝等时刻威胁着自然的生态平衡。生态危机不仅使人与自然形成对立，而且破坏着人自身的生存状况。对自然来说，它与人类有着天然的联系，人只有在遵循自然的基础上对自然合理控制，才能以同样的方式对人类产生作用力。然而，这一切都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背离，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最突出的特点不是社会生产的过剩，而是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资本主义工业每生产一天，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都会加重一分，这种盲目无组织的生产已远远超越了自然的承载能力。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与生态环境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这一矛盾的直接元凶。 进一步，莱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消费对人及自然资源的控制。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不可能获得人对自由的满足，而且在本质上压制人的自由。人们为“补偿”这种对自由的满足，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与生产相对应的物质消费领域，大量的物质消费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追求，现实中，“满足的歪曲让消费品的数量成了衡量人们幸福程度的唯一标尺，消费因此异化，成为实现自我确证和自我价值的主要方式。”［4］莱斯极力批判资本主义这种异化消费的后果。在他看来，建立在“过度消费”与“异化消费”基础上的满足和幸福，最终使人变得愈加迷茫和痛苦，人们愈是痴迷于这种生活，自由便愈远离人们，而事实上，这种混乱状况又使“资产阶级在控制无产阶级整个消费的过程中也被消费所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而被消费品所异化”［5］。一定意义上讲，异化消费成了生态危机的直接社会根源。在自然领域，为满足无限制的生产与人们巨大的消耗，自然资源遭受到了空前的掠夺，生态平衡也无时不面临严峻的考验。而自然承载的限度一旦被打破，生态危机便不可避免。 为了有效化解生态危机，莱斯给出了采取稳态经济与“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方案。人类在获得满足需要的自然资源之时，就要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稳态经济的发展形式来修正控制自然的错误意识。他认为，化解生态危机在于对新生产方式的追求中，使人们在生产劳动中获得满足与幸福，为此，必须改变异化消费对人价值观念的扭曲，从对消费商品量的追求中转向注重商品质的提升。莱斯进一步强调，“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实质上要求国家政府在一定层面实施调控，而非资本家直接垄断，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等都应在国家的统一协调下使用，目的在于打破资本家无限控制自然与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但是，莱斯也断言，资本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权利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反生态的，不可能实现生态危机的真正解困。 （三）技术理性批判：技术成为控制人的工具 技术的革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同样，人对自然的控制也在技术的应用中完成。莱斯在赞赏技术积极效应的同时，发展了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将技术视为新的统治或控制工具。他认为，“关键是要弄清楚‘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如何纳入到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中，使科学技术成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1］1 毫无疑问，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以及对自然的深层探索，无不彰显着技术的力量。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里，为追求生产与利润的最大化，在对待与自然的关系上则采取简单的实用主义和操作主义的方式，把技术对自然的控制与对人的控制内在地联系起来。资本主义社会盲目抬高生产的重要性，忽视自然应有的尊严，视自然为无限索取的对象。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现代工业体系，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泄场”。在资产阶级看来，技术似乎越强大，人类就越自由，技术的目标成了人的目标。实际上，技术完全取代了人的自由选择，并且奴役人，技术的背后根本“不是对技术的认识和熟练掌握，而是贪婪、渴求力量、过分自负以及对未来漠不关心”［6］。这一资产阶级的逻辑，使技术异化在造成生态危机之时也导致人的异化，最终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可见，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所宣称的对人的自由的解放，其本质是违背人的自主性的，技术异化所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将“控制自然”的目的转变为控制人自身。 莱斯进一步指出，技术成为控制人的工具，由最初的生产领域逐步转向分配领域，技术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应用与对人的劳动剥削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而且其强度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加剧。这种技术的控制与无产阶级对技术的需要是完全不同的。莱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不可能是无产阶级获得自由解放的手段，统治集团也不可能放弃对技术的统治，包括对自然的控制；技术的控制力量在资产阶级手中被完全释放，成为新生产力和破坏力的推动者。在这样的情形下，无产阶级对技术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生产愈技术化自由就愈被束缚，商品愈社会化其剥削就愈严重，社会就愈不公平。因此，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下，技术的非理性应用，不但引起技术异化和生态破坏，而且还阻碍技术的发展，破坏技术的合理性，引发新的社会冲突。需要指出的是，莱斯在此意识到了技术异化对人的控制的一面，却消极看待无产阶级对技术自由的追求，把技术应用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完全等同起来了。 二、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的时代价值 莱斯的生态批判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刻揭示了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他以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为切入点，通过技术及其社会制度的批判，剖析了生态危机的深层内涵，开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 （一）重释了控制自然意识形态的意义 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构成莱斯整个生态批判理论的核心。他坦言，控制自然在历史进程中有着积极的一面，它将人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赋予了人的自然主体地位；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控制自然逐渐走向它的反面，成为意识形态，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和成为控制人的工具。他指出，重释控制自然的意义是实现生态危机解蔽的关键，亦是实现人的自由、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重释控制自然对人的劳动创造及其自由解放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自然与社会、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相互促进、互动统一的过程。 莱斯并不否认技术的作用，而是将其纳入人的伦理视域范围内，将伦理和道德建设看作是重释控制自然的有效路径。他认为，“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解放——即人性的解放。”［2］9在他看来，技术的非理性结果是资本主义工业滥用所致。技术服务于人的生存需要，它与人的伦理价值有着一致性。技术本身并不具有善恶的特质，只是在资本主义工厂里，技术被妖魔化，技术的非理性使用排挤人的价值理念，使人成为技术控制的对象而被奴役。于是，莱斯强调，应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还原技术的人性价值，依赖人自身的努力实现对自然的合理控制，应把技术的应用视为伦理道德的一部分，视为控制自然的一个基础因素。因此，控制自然应遵守的有效方法之一则在于重建技术伦理，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实施有效开发和合理控制。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不是自主选择下的和谐劳动关系，而是一种被规定的雇佣劳动关系。莱斯认为，这种劳动关系是为满足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因而它使控制自然成为权力，并通过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加剧着生态危机的严重后果。莱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此予以批判，强调必须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由控制自然到解放自然。控制自然只有在大多数人广泛参与的情况下，才能不被当作一种权力，技术主导下的劳动异化和异化消费才能被消除，人的创造性与自主性才能在自由的劳动关系中真正发挥作用。这时，控制自然也就不再作为控制人的手段及一切危机的根源，从而实现了解放自然的根本超越。 （二）彰显了马克思生态观的实践价值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生产异化下的症结。因此，应通过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通过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扬弃异化、恢复人的自由本性，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科学的实践观则是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则。“人类满足的可能性必须根植于创造一个完善的共同劳动和决策环境，以便使个体在其中能锻炼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7］马克思充分肯定劳动实践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指出劳动实践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整个人类社会是生产劳动与人化自然的动态过程，人与自然在彼此共同的作用下相互完善、辩证发展。 莱斯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既把人放在整个自然环境中去考量、发挥其主动性与创造性，又充分考虑自然规律的必要限度，关注其接纳能力与平衡关系。人的物质生产关系实质上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辩证统一。回顾和反思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工业化以来过度抬高了人的主体地位，把满足人的需要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忽视了自然所拥有的权利和自身所具有的必要限度，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逐利的本性更是加深了人与自然的鸿沟，导致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化。为此，坚持马克思的生产实践观，有助于为生态危机的消解探寻出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即变革现有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理想社会制度。 此外，莱斯还站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立场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的实质。他强调异化消费的消除，必须以马克思的生产实践观为指导，从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中去探求出路，应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来改变现有的生存方式，进而从根本上实现生态危机的消解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三）树立了生态保护伦理道德建设的时代价值 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消解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与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明确提出要通过伦理道德建设来实现由控制自然到解放自然的转化。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的这一特色，开启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新路径，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至今仍发挥效用。控制自然不仅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而且成为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最大阻碍。他强调，必须重释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来消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对控制自然意识形态的重释则必须依赖于人的伦理道德建设。更为可贵的是，莱斯同时也坚持了技术的进步性，主张从伦理道德方面赋予技术的人性价值，从而从根本上与马克思的生产实践观形成了互补、互动关系。 莱斯还在承继法兰克福学派生态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当代生态危机的恶化及难以控制性，并不只是技术影响的结果，整体上看则是人们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水平、技术应用、自然探索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引起的。控制自然的后果不仅遭到了自然的反抗，而且使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因此，要在世界范围内消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不单是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而且要改变整个人类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点上，伦理道德价值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所述，莱斯的生态批判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开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它把生态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透过历史分析，充分挖掘了马克思的生态实践观，尤其主张从社会现实与生产方式的视域下来看待生态问题，并以唯物史观贯彻于他的整个生态批判理论，体现了他超越于其他西方生态学者的独特之处。 当然，全面审视莱斯的生态批判理论，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理论存在的局限性。他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分析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上出现了颠倒主次的情形，他肯定了资本主义爆发生态危机的必然性，却将伦理道德建设看作重释控制自然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方法，呈现出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毫无疑问，科学认识并解决生态危机并非易事，辩证探析莱斯的生态批判理论，不仅要从意识形态、技术理性、社会制度的变革来思考与找寻消解之道，而且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实践观，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来实现社会的整体变革，还原人的自由劳动的本性，从根本上消解人与自然的矛盾。 参考文献： ［1］王雨辰.论威廉·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J］.哲学研究,2008,(6). ［2］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 ［4］姜霁青.论威廉·莱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5)：12. ［5］郝峰,殷雄飞.控制自然与异化消费——威廉·莱斯的生态危机理论评述［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89. ［6］MUMFOD.The Myth of the Machine:The Pentagon of Power［M］.New York:Harcount Brace Jovanovich,1970：55. ［7］LEISS.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An Easy on the Problem of Needs and Commodities ［M］.Montreal：Mcgill University Press,198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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