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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族文化的良好传承，得益于自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觉保护和自族文化教育传承机制的有效性。自族文化利用自身的地缘特性，催生自族的文化自觉，打造自身文化传承的民族文化心理动力基础;以亲缘为手段，发挥教育的亲和优势，提升文化传承的实效性;通过川_俗生活家园的文化场域构建，教育和感染人;凭借自族文化自身的价值，打造了其文化传承价值的根本立足点。 如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所指：“文化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子以承认和肯定。”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成为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同时，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文化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本质缘由。面对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如何解决它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传承与发展，是和谐文化建设依据基本国情要求我们科学解答的问题。 白族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在自身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白族人民创造出诸如崇圣寺三塔、南诏德化碑、张胜温画卷、本主信仰等众多绚丽的文化成果;同时，白族经由长期对自身文化传承方式的不断调适，逐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文化传承机制，保障了自身文化的良好传承。时至今日，白族文化不仅保持了它在大理地区的存在和重要影响，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大理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持续提供养分。探讨白族文化的传承机制，对探讨全球化及和谐文化建设背景下，解决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等，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一、地缘:白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心理动力的催生婆 地缘(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指由地理位置上的联系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地缘特性对白族文化的作用与影响，以往的研究仅从大理的地理区位与白族文化间关系的表层结构来加以讨论。但笔者认为，地理区位对白族文化的影响，深深地隐藏于白族文化的内部，需要经由复杂的解剖和曲折的道路，方能认识到它对白族文化的发展、传承等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同时，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虽然于当代提出，但它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文化心理现象，而是在白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 大理是白族文化的中心所在，它地处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交汇，是“亚洲文明的十字路口”。大理的地理特性使白族文化能够较早且便利地与其他文化开展交流，由此构建起白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地缘环境。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意味着主体性的相互存在，它在唤醒白族文化的主体意识的同时，催生了白族的文化自觉，进而对白族文化漫长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法国学者——魏明德(BenoitVermander)所指，当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之中，文化的主体意识或自我认同并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可以参照的“他者”，一切都是自然的、是习惯的、是理应的，此时没有人会感觉到他是依据一套“价值”而行动。但当人们面前出现其它文化，遭受“他者”的挑战时，人们于是知道，有时是经验到，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规范和“价值”引领着人的行动，这种引领随着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而表现出差异。因此，对人们来讲，发现“他者”的存在，使得他们认识到价值完全是相对的。此时，人们文化的主体意识或自我认同得以诞生，人们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思考“我是谁”。如同人的心理发展中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一样，文化发展中的自我问题的出现也同样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它是文化自觉的催生婆。文化自觉使白族能明晰文化的“我”与“他”，进而在自身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中，其文化的主体意识或自我认同得以凸显，这是其文化数千年发展和传承所深深依赖的内在的民族文化心理动因。如此看来，大理作为白族的生境寄主所具有的地理特征，不仅直接孕育了白族及其文化，它还通过文化地缘环境的构建，早早催生了白族高度的文化自觉，并最终间接地使其成为白族文化传承的动力系统。 我们可以从白族文化的来源和发展变迁等角度来对这一观点加以证实。首先，从文化来源的角度看，白族文化的源流确实具有多源性。白族文化的来源主要有四:其一是本土文化的发展;二是西北高原的氏戎文化;三是中原文化;四是来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无论上述的哪种文化，都可以在现今的白族文化中看到它的痕迹，但这种痕迹，比如大理密宗之十佛教、本主信仰中的道教元素等，却又经常是具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试问，如果白族没有文化的主体意识、没有文化的自我认同、没有文化自觉，那么对这些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改造，凭什么能够完成? 其次，从白族文化的发展历史看，白族文化的发展史，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大理地区的文化角力史。拜大理地理特性所赐，大理地区始终具有文化角力场的特征。但白族文化在大理地区的文化角力中，虽然地位数次变迁，但从未改变的，却是白族文化在大理地区的“活的文化”地位与特性。白族文化在白族地区地位的改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远古时期到公738元年南诏建国，白族文化在大理地区具有统治地位。虽然如马耀先生“白族是以生长于洱海地区到商代进入青铜文化时期的‘洱滨人’为主体，不断同化或融合了西迁的英人、蜀(叟)人、楚人、秦人—汉人以及周围的一些民族的人，同时吸收了大量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形成的一个开放性的民族共同体”的白族族源界说，表明这一时期的白族文化中就存在着中原文化的渗透，但由于受当时交通等因素的影响，文化间的交流还很困难，所以中原等外来文化在大理地区的文化交流及其影响应该不是强烈的，否则就不会有史料中对大理地区少数民族的“南蛮”之称，更不会有后来南诏和大理国大规模的汉文化输入情况的发生。如此可认为，本土文化应该是此时大理地区的主流文化。本土文化此时在大理地区文化的独占性，加上文化间屏弱的交流，导致此时白族在文化上呈现出典型的自然性特征。二是南诏建国后至大理国灭亡。在南诏和大理国500余年时间内，南诏和大理国倾心于中原文化的发达，潜心向学。如《南诏德化碑》所言“阐三教，宾四门”成为南诏和大理国文教政策的基本取向。受其影响，南诏和大理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规模输入中原文化。《新唐书.南蛮传》载，南诏在国中设“慈爽”主管文教“立孔子像于国中”，使“郑回为师”。大理国期《南诏野史》称“段氏有国，亦开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读儒书者”，“徽宗癸未崇宁二年，(段正淳)使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中原文化的大量输入，改变了白族文化对大理地区的独占性局面，使大理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中原文化与白族文化并重的态势。为什么白族会如此主动而急切地输入中原文化?这其实是经由对自身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主动比较后，基于对自身文化状态的不满和对中原文化的比较优势的认同结果使然。这样看来，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在唤醒白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使他们摆脱了文化上的自然特性。南诏大理国时期也就此成为白族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的苏醒期。三是元灭大理国后至今，中原文化最终成为白族地区的主流文化，白族文化则退居为民间、世俗文化。元朝和之后的历代中央政权为加强对大理地区的统治，以中原文化为基础，不懈地强化着对大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新打造。据《新元史·选举制》载，元朝在将科举制引入大理地区的同时，元世祖在大理地区大力推广中原文化教育“令云南诸路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明朝延续了元朝在大理地区的政治方略和文教政策并持续予以强化，据《滇系》所载，明洪武年间，傅友德、蓝玉、沐英入滇后，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对大理白族文化进行了大肆破坏;在大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的政治改革;在大理地区完成了官学、私学和半官半私的书院三者一紧密结合的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设土作。这些措施，在加强中央政权对大理地区政治统治的同时，还使中原文化最终牢固确立了其在大理地区的主流文化地位。相应地，白族文化在大理地区的地位，滑落至民间、世俗文化的层面，并一直持续至今。然而在今日之大理，“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的三月街上的喧嚣，遍布大理地区的白族本主庙中旺盛的香火“绕三灵”熙熙攘攘的人群等诸多事实，却向我们鲜活地展示着白族文化的“活性”和它作为大理白族地区“活的文化”的地位。在这种“活”的态势中，折射出白族高度的文化主体性，其实质是白族文化自觉的高调张扬。 所以，无论是从白族文化的来源还是从白族文化在大理地区地位的历史变迁来看，白族高度的文化主体性和自觉性，是白族文化得以发展传承的民族文化心理动因。白族的文化主体性与自觉性，来源于他们长期而持续的与其他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而这种对话和交流的直接原因，就是大理“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地理特性所使然，它不仅直接孕育出白族及其文化，还间接地营造了白族文化的地缘环境，该环境较早且经常地促使白族文化与其它文化进行交流和对话，间接地使白族能够早早地超越文化上的自然性，唤醒白族的文化主体性或自我认同，最终催生了白族的文化自觉。白族的文化自觉使他们能明晰文化的“我”与‘地”，基于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召唤，白族于是对内积极开展自身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对外则如饥似渴地开展对其它文化的学习和借鉴，最终在使自身文化表现出开放、包容的特性的同时，督促自己无论在何种条件、环境下，都一直自觉而努力地探寻着自身文化的传承之路。这于是成为白族文化得以传承的民族文化心理动因。 二、亲缘:白族文化传承手段和方式的内在本质 亲缘(Kinship)，是指宗族、亲戚关系，它包括了血亲、姻亲和假亲，这里意指亲际间的关系。白族文化是农耕文明的典型表现。由于在农耕时代，个人难以应对繁重的农耕生产劳作，但家庭、家族对土地的保护与耕作，以及农作物的播种、收获具有持久和稳定的共同体价值，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特性，使得家庭、家族在其中的价值巨大，因此，重亲情、重宗族是农耕文明的重要特点。与其它农耕文明一样，白族文化不仅具有浓浓的亲情特征，而且在自身文化传承中，它还对亲情充分加以利用，并最终使亲际间(亲缘)传递成为白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白族文化传承的亲缘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其所创建的亲情场域之中。黄雪梅认为，白族家庭为白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亲情场域，白族文化为白族人的家庭生活提供了文化给养。在白族家庭生活中，白族文化通过长辈示范、亲情说教等教育方式，实现它的教育传承。如此看来，由于白族文化在白族家庭中的文化在场，最终使它能够经由亲缘这一管道，扎实而高效地实现文化传承。其次是表现在白族文化亲缘化的传承模式之中。农耕文明重宗族、重亲情的特性，使白族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探索出一套依附于白族的亲缘纽带的教育传承模式。陈继杨认为，白族利用自我教育、德行感召、亲情说教和世代传承等方式，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点，积极学习外来知识，与民俗、信仰相结合，充分利用地方社会的教育影响，以家庭教育为主渠道，构建起白族文化传承的基本模式[[9]。毋庸置疑，亲缘化是这一模式的建构主线，它同时是今天白族文化“活”性保持的秘密所在。再次，母性教育是白族文化亲缘传承的强化手段。何志魁指出，白族具有“重母性”的性别文化传统，并以民间妇女信仰团体“莲池会”为主要载体，形成了“重女不轻男”的二元伦理结构。以此为基础，白族文化引领白族女性通过参与“莲池会”等极具白族文化色彩的社会活动，在丰富了白族女性的社会生活形态和内容的同时，还促使她们深刻内化了白族传统文化知识，并驱使她们在家庭生活中运用自身的知识、通过母性地位开展卓有成效的文化传承教育。母性的特殊性使得母性教育一方面具有最大限度调动白族文化传承教育的人力资源的价值;另一方面，它对白族文化传承的效果提供了积极的保障作用。 这样看来，白族文化通过白族亲际间的亲缘管道，在使自身文化传承的手段和方法具有浓厚的亲情意味的同时，始终保持了自身在白族地区的文化的“活”性。 三、家园:白族文化传承的社会空间场域 家园(Hometown)，意指家中的庭园，泛指家庭或家乡。这里取其家乡及其风土民俗之意，特指白族社会的民间世俗生活空间场域。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Comte .Auguste)认为，人是其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产物。白族文化作为大理白族地区民间世俗的“活的文化”，使白族社会的民间世俗生活场域处处充斥着它的气息，生活于其间的白族民众，经由对自身世俗生活的主体性参与，在自觉或不自觉中，白族文化于是得以世代传承。 白族文化作为大理世俗生活场域文化的价值，在白族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以表现，而白族“绕三灵”是其中的典型代卷“绕三灵”意指“载歌载舞游逛三个最灵验的圣地”，它是以白族宗教祭祀和唱白族调为主的白族歌舞游行称“绕三灵”不仅是白族先民“祈雨求丰”的宗教活动，它同时还是白族民众对祖先的追忆和怀念“绕三灵”于每年农历的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举行。首日，来自大理各地的白族民众着节日盛装，以喜洲为界，载歌载舞，向北顺着苍山之麓，聚集到苍山五台峰下庆洞庄的本主庙圣源寺，当晚人们在这里通宵达旦的祈祷、赛歌。次日，人们从圣源寺启程，经过喜洲镇街道向南绕到河埃城本主庙，当晚在其间祈祷、赛歌。最后一日，人们继续沿洱海边南下，绕到大理崇圣寺东边的马久邑本主庙，祈祷过后各自回家[[}z]“绕三灵”以白族文化知识为基础，巧妙地将对白族民众的自然知识教育、劳动教育、信仰教育、审美教育等有机结合，以热烈的民族节庆形式，通过白族人民的主体性参与，在加强民族认同的同时，达到其文化传承的目的。首先从时间春“绕三灵”举办的时间是大理地区农事的交接期，即秋耕作物收割完毕，春耕劳作即将开始，属农闲期。因此“绕三灵”歌舞游行节庆活动的举行，极大的丰富了白族民众的闲暇生活，因而对白族民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其次从空间角度春“绕三灵”依托大理壮美的地理空间，搭建起白族文化自我展演的舞台。“绕三灵”的行进路线，是大理今天旅游的黄金路线，沿途不仅风光旖旎，而且是白族人口的密集区。游行队伍通过欣赏沿途美丽的风光，获得美的情感体验，满足人们美的追求的同时，通过对“佛”、“神”、“仙”等三灵和沿途村落中本主庙的祭拜、祈祷等活动，播撒着白族文化知识的种子，强化着白族的民族认同。再次，从内容方面春“绕三灵”一方面是白族宗教信仰和民族历史等文化知识的高度聚合体，另一方面，“绕三灵”具有劳动生产知识教育的实用价值。白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形成了一套适合大理地区的农事安排制度。“绕三灵”特定的活动时间，大量的祈雨求丰活动，与农业耕作有关的歌舞表演等内容，意味着白族人民是在用三天两季交接的农闲时间，以民族节庆的形式，让各地民众聚集在一起，祈雨求丰，学习农时、农事等生产知识。因此“绕三灵”具有浓厚的实用性价值，它实际上是白族原始、生动的农业生产知识教育活动。“绕三灵”巧妙地实现了将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教育与现实生产劳动知识教育相结合，在有效地开展民族文化教育的同时，增强它的活动效应。最后，从活动手段与形式看，喜庆的节日盛装，诙谐的本主故事表演，庄重的本主祭祀礼仪，热烈的白族调对歌与霸王鞭舞蹈等，是“绕三灵”显著的外在形式，以这些典型的白族文化符号为形式和手段，白族文化将民众笼罩于其间，热烈地开展着它的文化言说。 诚如马克思所说，环境塑造了人本身。在白族文化构筑起的白族社会民间世俗生活场域中，白族民众的认知和行为必然受到它的规定与制约，白族于是形成了与自身文化独特性相对称的独特的认知心理和行为模式，并在进一步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将其表现出来，最终完成白族文化的传承。 四、文化源:白族文化传承价值的根本立足点 文化源(source of culture)，原指文化的源流，这里意指来源于文化本身的价值资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类是按照美的原则来塑造自己的历史的”，正所谓“史之所存，美之所在”。如此，白族文化的千年传承，实质上是其“文化之美”的流变过程，是白族文化的“美”的价值保留和繁衍过程。这就意味着，白族文化内部必然包含着大量不仅适应大理地区，而且对全人类的生活与实践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资源。 首先，从白族文化在大理地区的现实价值看。白族文化现今依然保持着大理地区“活的文化”地位，这使它不仅具有指导白族民众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价值，而且是所有白族人民的精神阪依。同时，大理地区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的轨迹与成果，鲜活地证明了独特而古老的白族文化对大理地区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价值。2010年“龙首关”的存废在大理民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应，就足以证明白族文化及其传承在大理地区所具有的现实价值。其次，从白族文化自强进取的发展取向及其价值看。在大理这个文化角力场中，白族文化一直保持其“活的文化”地位。究其原因，虽然大理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为白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物质条件，但更重要的是，白族文化自强进取的发展取向，在保持自身发展的生命力的同日寸，内化为自身文化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内涵，由此，白族文化塑造了白族积极进取的民族性格，自强进取也最终成为促进白族文化发展、传承的一个核心动力要素。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后，笔者认为，一方面，白族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性的较早具备，为白族文化的自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例如佛教的大理密宗和本主信仰中显见的道教元素等本土化改造成果，表现着白族文化发展的“拿来主义”，是其文化发展独立性、自主性的真实写照。受其影响，白族文化发展虽屡遭变故，但仍然顽强地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白族文化在始终保持着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与审视的同时，还努力学习其它先进文化，表现出极强的进取精神。今天，高悬于大理文献楼之上的是由乾隆御封的“文献名邦”匾额，不仅映射出南诏派遣以王室贵族子弟为主体的“留学生”到汉地学习先进文化知识的历史，而且诉说着大理国时期官民结合的中原文化输入机制，它更是白族人民对郑回、李元阳、师范等杰出的中原文化教育者表达崇敬之情的纪念碑。所以，自强不息、积极进取既是白族文化发展的一种路径取向，又是贯穿于白族文化发展史的主线，在使白族文化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同日寸，化育出白族自强进取的精神气质，并将白族文化打造成为大理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自强不息、积极进取作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人文精神，可以为时下我们所苦苦思索的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发展解决之道提供有益的借鉴。最后，从白族文化包容和谐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看。包容和谐是白族文化最主要的特性。包容和谐的特性，不仅是白族文化最主要的特点，而且是其千年发展的秘密所在。如果没有开放包容，白族文化与其它具有巨大体量的文化，诸如中原文化的接触，势必会演变为一种文化间的无机而强烈的碰撞，其结果对白族文化而言可能是毁灭性的。正是得益于自身文化包容和谐等柔性特质，使白族文化不仅得以传承，而且通过消化和吸收其它文化的先进性使自身获得持续发展。浸透于白族文化所有领域的包容和谐的文化特性与自强进取的文化精神一起，磨砺出白族人积极进取、开放和谐的民族性格，它不仅成为白族社会千年和谐的保障，而且终将成为白族人永远铭记和弘扬的精神财富。如此看来，白族文化包容和谐的文化内涵，也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土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综上所述，白族文化的地缘性特征催生了白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为其文化传承间接地提供了民族文化心理动因，白族应用极富亲缘化特色的手段和方式，在白族文化所创设的世俗生活空间场域中，通过不断构建自身文化的传承价值，使白族文化获得良好的传承。对白族文化的传承特点开展讨论，不仅对我国和谐文化建设中如何看待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且对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冲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