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2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边疆发展中国论坛2010”上，我在主旨发言中提出了关于推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百年工程的思考，得到不少学者响应。经过后来的几次研讨，认为定名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年行动纲要》可能更加妥当。无论是叫工程还是叫行动，它都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步是研究设计。我们首先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百年行动纲要》研究，确定研究的框架并阐释其意义，内容包括盘点我们国家在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领域的当务之急，同时形成一个学术平台来凝聚学界的共识和能量，找准我们为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路径。
    第二步是实施。即在纲要设计成型、论证充分的前提下，建议国家依据纲要推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百年行动”，为中国经济从计划转向市场、社会从封闭转向开放、国情从农村农业转向城市工业的背景下，进一步践行科学发展观，奠定民族团结进步的百年基业，追求和谐社会目标，实现国家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
    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我认为，首先是辛亥革命百年后，中国发展到今天，人类发展到今天，在民族和人类这个题目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来回应。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涉及的点多面宽，每个学者自有研究领域。百花齐放、各展所长，是我们团队的特点。但我们要展现学科和研究会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聚合力量，成就一番事业。我们这个选题要回应下面4个需要：
    一是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最近20年，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出现了很多跟民族学人类学有关的重大事件。首先是苏东巨变，产生了一系列新国家。科索沃争端显示这个进程还没有完结。其次是非洲部族血腥冲突、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继而在全球反恐，导致伊拉克、阿富汗和中亚等国局势动荡。其间的亮点是南非实现种族和解。第三是近年来苏丹、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埃及等西亚、北非国家发生的政治动荡。第四是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发生的移民骚乱，北欧最富裕祥和的挪威也出现了个人暴力事件。我们先前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经过后现代转型，已找到了用文化多元主义来化解民族冲突的路径。但现在看来，问题没那么简单。这些事件背后都有民族、宗教和文化因素的作用，需要民族学人类学作出新的总结和阐释。
    二是国内发展的需要。中国100年来先后爆发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再到今天中国崛起，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和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民族关系都有了长足进步。大家到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走走看看，那气象确实跟二三十年前的景观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原因，还是发生了拉萨“3•14”和乌鲁木齐“7•5”那样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关于这些事件，我们从内部研究反思的角度看，都属于广义的民族关系问题，是需要研究探索的问题。从长远全局的角度想，学界要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就要同心协力促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百年行动。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重要性和特殊的复杂性。这些特性决定了它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一条绕不开的原则，那就是不管世界演进到什么阶段，不管眼前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在承认和尊重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推动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共同进步。
    现在有很多人出于错误的认识，认为民族团结的目标是融合，民族发展的目标是同化。但由于民族问题涉及到人的主体性和集体认同，是不能像阶层贫富那样简单地把没有差别当成理想目标的。民族关系上的理想目标应该既有差异又能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毛泽东同志当年说过，阶级消亡了，国家消亡了，民族还会存在，也就是说民族的存在要比阶级、政党和国家长远得多。因此，人类无论怎样发展，少数民族无论叫少数人、族群、土著或原住民，都会是一种具有差异性和主体能动性的客观存在。其存在的方式和价值就是保持和创造文化多样性。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认同，差异性和多样性作为人类自由意志的表现形式永远不会消亡。你正视、承认和尊重、信任它，它就是一种积极因素并发挥积极作用。你无视、否认或贬低、敌视它，那就跟强迫长大成人的家庭成员改变性格一样，除了使家庭不和之外不会有好结果。苏联几十年前就宣布民族消亡，叶利钦后来又为减少麻烦把苏联分成了15个国家，结果俄罗斯还是要面对内部的车臣和外部的格鲁吉亚问题。这些教训对当前中国有什么启示？借鉴国内外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维护和推动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进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三是时代的需要。中国有连绵五千年的历史。历史可以分为周期。短周期叫阶段，中周期叫时期，长周期就叫时代。我们从长时段和大范围的角度审视， 2010年的中国和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中国结束了以农业国，即用农业文明来主导国家发展的时代，而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即以工业文明主导国家发展的时代。我们目前的观念、理论、制度、政策和实践经验，不少方面还都是基于农耕文明和计划经济体制。我们的民族政策法规和制度设计虽然有很大的超前性（例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基本的设计理念，理论和思路都是源于农业文明的认知和预期。我们对少数民族的进步，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总体上是基于民族地区贫穷落后这一基本判断而设计出来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政策话语充满了帮助、照顾、扶持、津贴、补助、对口支援等词句。语言影响思维，行动受观念支配。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又日益开放，这些政策的执行效果就越来越远地偏离了设计目标。今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000多美元，城市居民人口很快会超过国民的一半。中国百年以来一直憧憬的工业文明现在在主导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知和判断。我们总说30年改革开放导致这个根本改变那个根本改变，又说我们处在这个转折时期那个转折时期。改变和转折的到底是什么？这层窗户纸现在可以捅破了，那就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它意味着我们原先熟悉和执著的很多东西可能会一去不返，我们感到陌生和不熟悉的许多东西从此将挥之不去。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我们的视野就会明朗一些，对形势就有了一个总体的把握。明确了这一点，我们的思想观念、理论政策和法规制度等方面的设计就能更加主动顺应它的积极因素，节制它的消极因素。无论顺应还是节制，都需要民族学人类学提供基本的理念和理论支撑。在这种视野下看拉萨“3•14”和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就能得出更多启示。原先政府管得宽，哪里有事哪里就有政府出现和官员问责。但现在的政府职能已经从包括资源配置在内的很多领域退出，民间组织的权威和社会自律力量又没有及时跟进，等于把这些空间都放给了市场。事实表明，市场虽然是个好东西，但也很会在民族关系上惹麻烦。我们因此要从理论上创新，从观念上求变，从制度上做出更好的设计建议。民族学人类学家擅长研究民族文化。但工业文明的民族文化也在变异：原先的民族文化都有较强的地域性，今天的文化已经跟着人口移动而流动起来。春运期间的民工潮显示：原先呆在山沟、固守农村的人已经流动出来。“中国移动”已经是这个大开放、大发展和大交流时代的新特征。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跨民族通婚的状况更加普遍。一个地方实现10%以上的跨民族通婚，能有效减少区域和民族间的纠纷冲突；一个地方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低于10%的，民族矛盾和纠纷也会比较少，这些都是工业文明的经验。中国步入了城市和工业文明的新时代，民族学人类学面临新课题。中国学界应通过“民族团结进步百年行动纲要”的研究设计予以关注。
    四是学术发展的需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甚至后现代研究虽然比较超前，但由于他们的根底是城市工商文明，所以中国无法照抄照搬他们的经验模式。与此相反，中国学界基于中国经验构建的理论模式，则能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提供新思路。这就要求我们的学者转换研究范式，把自己的微观研究与宏观人性的深度、人类文明的高度和全球体系的广度结合起来，从全局整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和阐释研究结论，以此来体现学科整体论。各类媒体反映的情况表明：国内民族关系正在成为跨学科的研究热点。其他学科的很多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个领域，这是一件好事。这不仅能对我们学科的前沿创新提出挑战，而且会提高民族宗教研究领域的公共开放性。我们在此背景下提出民族团结进步百年行动研究，一是为学界搭建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二是为将来实施准备一个公共的学术载体，使不同学科的学者能够互相承接、衔接、对接。只要大家积极参与，我们就能使这个领域的资源得到有效整合，更好地体现我们的能力和潜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本文系作者在2011年8月28日召开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机构负责人联席会上的主旨讲话，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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