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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传统治政文化中所蕴藏的丰富治理智慧,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古人借智慧”,要把古人的治理智慧同治理现代化的当代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将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优秀治政文化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当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精神指引。 近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山东大学联合主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组织专家学者就“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一重大主题进行深入研讨。本报遴选部分理论文章予以刊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治国理政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述,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成熟的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种崭新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来源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种子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丰厚土壤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背景下长治久安发展的必然要求。从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优秀治政文化中汲取重要精神滋养,将儒家的德治主张、民本关怀、伦理精神(政德观念)、贵和理念等优秀治政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落实于当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时代重拾。 儒家思想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安顿人心、整齐风尚的教化价值,而且有着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 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作用是长期被忽视的价值源:“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孔子家语·问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安顿人心、整齐风尚的教化价值,而且有着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是中华民族数千年自强不息、长期领先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与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成熟的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文化自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弘扬传统文化,找回民族自信,有效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接地气的关系,使走中国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牢牢建立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基础之上,成为凝聚人心、实现中国梦的精气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走自己的路,民族文化是自信的源泉——传承而不是抛弃,接续而不是断裂,否则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价值就是为当代中国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文化支撑和文化自信。 当代治国理政完全可以从中华优秀治政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其中“为民”是古今不变的重要法宝 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种子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丰厚土壤进行有机结合,体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背景下长治久安发展的必然要求。 战争年代,我们依靠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了新中国；执政时期,我们仍然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治国理政是一门大智慧。如何将前人的哲学智慧转变为政治智慧,实现从马上打天下向下马治天下的历史性转变?“为民”,是这一转变中不变的法宝。 由此可见,当代治国理政完全可以从中华优秀治政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从儒家治政文化中汲取重要精神滋养,将儒家的德治主张、民本关怀、伦理精神(政德观念)、贵和理念等优秀治政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落实于当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时代重拾。 中华文明是轴心文明的杰出代表,它展现了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思想智慧,其中,中国传统治政文化中所蕴藏的丰富治理智慧,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古人借智慧”,要把古人的治理智慧同治理现代化的当代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将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优秀治政文化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当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精神指引。概言之,当代治国理政应从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优秀治政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 德治主张、民本关怀、伦理精神、贵和理念等,都是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弘扬的重要治政资源 从儒家治政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精神滋养,主要在于将儒家的德治主张、民本关怀、伦理精神(政德观念)、贵和理念等优秀治政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落实于当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要大力弘扬儒家的优秀传统美德,借鉴儒家“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主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要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就要切实加强道德教育和引导,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觉悟,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法治意识,为此可以而且应该借鉴儒家“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主张。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单纯依靠法治,重新构建全社会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困难重重,在今日之中国,决不能忽视德治。 要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除了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外,还要切实加强道德教育和引导,提升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觉悟,为此应该合理借鉴儒家“德法并用”的德治主义主张。儒家治国理政思想中,它既强调“以德治国”,又不完全排斥“法治”,主张“德法结合”、“德主刑辅”。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国家治理既要以“德治”为基础,又要以“法治”为重要补充。荀子“援法入儒”,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有好利恶害的私心倾向,有追求耳目之欲的自然本性,必须用法律对其加以规制。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虽然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但这并不意味者二者是平行并列的。应该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主次地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依法治国的“依”和以德治国的“以”不是一个意思,不能并列,更不能颠倒。法治是大方向,是顶层设计；而德治只是手段。前者是治国的基本方略,后者是辅助的治理方式。二者确实需要密切结合,但必须主次分明。如果将德治上升到治国方略,片面强调“自勉而修”、“明德而圣”,缺乏刚性的监督和他律,则会陷入泛道德主义的泥沼,必将走向人治的危险境地。必须明白,只有在法治的统摄下,德治才有意义。 其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要继承和弘扬儒家民本、仁政的思想精神。在新时代的语境下,继承儒家的民本关怀、仁政主张,就是始终不忘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系人民、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设服务型政府。 2012年11月15日,在党的十八大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4年2月7日,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他深情地说,“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责任重于泰山,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这种“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担当”的执政理念,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坚守,更是对儒家民本仁政观念的重要继承和发扬。 其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要植根于儒家伦理资源宝库。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精神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汲取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要将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智慧、道德精神转化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精神营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儒家伦理资源宝库。 除了可以以儒家伦理资源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儒家的政德观念可以成为当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精神力量。从儒家的廉德中,我们尤其可以挖掘出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升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新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其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贯彻睦邻友好的外交原则,要充分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和谐思维和智慧。“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原创思想智慧的重要体现,是儒家文化系统中的重要核心主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中的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是形成我们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基础。正如总书记所说:“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甚至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正是在于这种伟大的和谐思想。”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