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是个体确定自己民族归属感的内在心理尺度。在全球化带来“时空浓缩”的当下，“空间扁平化”造成了人的身份破碎化、认同危机化，寻求强化中华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的历史答案已成当务之急。通过纵向可梳理出自晚清时期到全球化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的变化逻辑，横向可厘清位于最高序位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对各民族认同的整合逻辑。探讨如何塑造中华民族的历史集体记忆、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符号、民族价值观等民族认同形成的要素，并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公民身份认同教育和民族文化历史教育，可进一步整合和提升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
    关键词：全球场域；中华民族；文化身份；民族认同
    作者简介：刘莉，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Identity具有“身份”和“认同”两种基本含义：当它被译为“身份”时，它侧重的是个体对“我(我们)是谁”的外在标识的回答；当被译作“认同”时，指的是个体追寻、确认自己文化身份的心理追寻过程，回答的是“我们何以、如何成为我们”的内在心理归属问题。人作为多重的社会存在，有着包括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地域宗教等多重文化身份，由此形成了多层次的认同结构。随着人类实践的变化，文化身份和认同处于不断的流变中，但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认同结构中始终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全球化这一人类新的实践场域中，全球化带来的“时空浓缩”、“空间扁平化”，无疑影响了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身份，①使得“人们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感情依赖于历史象征物的认同也将趋于淡化”。②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民族文化身份的破碎化、认同的危机化，我们必须定位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新价值蕴涵，找寻强化中华民族民族认同的历史答案。
    一、全球化场域中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的变化逻辑
    
    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分为了两个层次：一是族群(ethnicity)认同(民族认同)；二是民族—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真正形成，是在晚清时期中华各民族遭到西方列强入侵之时。面对国家主权倾丧、领土覆灭的深刻危机，历史上长期持续积淀而成的王朝意识，经由本土精英知识分子的阐发、教化和引领，蜕变成了国家认同意识，人们在灾难面前团结成一个价值共同体。在与西方强大民族的“怨恨交往”中，“我们”确定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在“他者”俯视的目光中强化着“我们”的身份认同。在民族危机爆发时，是外在压力应激性地强化着“我们”的民族认同。但是在当前的全球化场域中，暴力侵略空间减退，隐形的西方文化扩张和各文化的平等交流并存，如何在全球化场域中来书写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身份？中华民族认同的整合逻辑在经历着什么变化？
    (一)民族文化身份：集体记忆和新价值蕴涵
    文化身份是人对“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一种追问，民族文化身份关联着民族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显示出延续性和变异性。文化身份随着民族的历史境遇不断流变，“文化身份既是‘变成’，也是‘是’，既属于未来也属于过去”。同时它总是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情境中表述出来，“总是在可能的实践、关系及现有的符号和观念中被塑造和重新塑造出来”。③从晚清开始，在“歌唱”、“小说”、“神话”、“仪式”、“新闻”中，形形色色的中华民族的身份表述被书写、表现(重现)出来，成为我们的集体身份建构。民族文化身份分为两层：一是外在的象征身份表述与民族形象；二是内在价值蕴含与民族价值观。
    外在的象征身份表述也被称为“表述民族主义”。在歌曲、小说等叙事中，中华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在“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种生理共同特征的基础上，被表述为“古老”、“东方”、“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醒狮”、“东方的巨人”……并成为中华各族的整体文化身份的集体象征。在反复的传唱、重现中，从古到今、天南地北、众多分散的“我”被逐渐聚合起来，组成了具有血缘共性的“我们”。这些象征性的身份表述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去寻找和拣选文化符码，并经由历史参与成为人们记忆系统中的“回忆”、“想象”、“积淀”，成为“我们”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记忆。为回应西方强大民族在民族形象上对我们的扭曲和丑化，我们不断寻找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光荣与辉煌形象来重塑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果说过去我们侧重于从过去的历史中“拣选、提取、重塑共享资源”来形成“初级的事实性认同”，以建构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善良”的民族文化形象，那么在今天我们还需要从社会主义中国的“真正的现在”出发，在全球各民族的“现实交往”的历史环境中来更新我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形象，作为国族的整体的“中华民族”还需要寻找统一的凝聚和表征。④
    民族文化身份的内在意蕴是在象征性身份表述背后呈现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是用来与别的民族进行深层区分的尺度和特征。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被表述为“勤劳”、“善良”、“勇敢”，在这表述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整体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意义框架”，如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崇德重义、仁爱胸怀的道德情操，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资源”，使我们能在“过去的叙述中来使自己定位并定位于其中”。⑤在全球化的场域中，我们要将民族文化身份的价值蕴含放在社会主义环境和全球交往环境下进行新诠释，形成“建构性认同”。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公共性价值，如“文明”、“责任”、“和平”、“宽容”等，赋予民族文化身份新的价值蕴含。
    (二)民族认同：应激型向聚合型的变化逻辑
    “认同”是指确认和归属，指个体或群体辨识自己的特色、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属的活动，表达个体或群体的归属性⑥认同强调集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以及集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种(些)共同性和相似性。中华民族认同就是在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框架下，各民族成员能凭借文化相似性特质，在互动中，心理上联结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过程。因此，中华民族认同实质是一种国家认同，既包括了文化认同、历史认同，也包括了政治认同。与中华民族由于遭受外在侵略而形成的“外在压力情感应激型认同”逻辑不同，在全球化场域中更强调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利用行政机构、司法体系、教育和通讯网络等手段进行政治动员”⑦的“内在动员理性聚合型认同”逻辑。
    民族“认同”和“认异”是一个双向过程。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族侵略、国家面临灭亡的危急关头，“外在压力情感应激型”认同逻辑占据主导地位：一是情感认同逻辑显现。中华民族认同更多表现为一种感情上的认同，背后呈现的是一种中华民族“是我们的母亲”、“母亲伤痕累累需要我们去拯救”的情感认同逻辑；二是应激型认同逻辑。人们的心理上呈现的是一种西方“他者”/“我者”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人们心中的怨恨被激发出来，这种外生的压力使成员之间密切联系起来，强烈地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共同体。这种“外在压力型”认同逻辑在今天的中华民族认同中也产生着重要作用，比如，当发生中国在国际上遭受不公平待遇时，“应激型民族主义”就会迅速兴起；当我们遭受到类似汶川地震的大灾带来的外在压力时，民族认同感也会瞬时激发出来，产生“与被视为兄弟姐妹的祖国同胞的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依恋之情”。⑧
    但是在今天，我们面临着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外在压力应激型认同”逻辑不应是民族认同产生的常态，国家和政府应根据常态的“内在动员理性聚合型认同”逻辑来聚合社会成员：一是内聚型认同逻辑。国家维护政治上的“公正”和“权威”以保护各成员的利益，缓解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塑造“文明”、“进步”的国家对外形象和政府形象，利用政治机构、意识形态教育机构来传承和创新各民族的共同历史文化；二是理性认同逻辑。这种内在的政治动员不仅能吸引社会成员在情感上忠诚、归属于国家，而且在理性上确认“我为什么爱这个国家”，是因为“我”赞同政党领导、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规范、政治价值以及政治过程，形成对国家理性的理解、赞同、支持和追随。
    二、中华民族认同及其对各民族认同的整合
    
    (一)中华民族认同是最高序位的国家认同
    中华民族认同是“国族认同”，也就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指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是一个怎样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与国家发生情感上的结合，对国家表现出忠诚、热爱，责任和义务。当前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个体与国家相联系的情感联结和归属意识，表现为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情感；二是对国家共同体政治制度、国家法律规范的遵守及公共生活准则的践行；三是对国家统一的历史和文化的认可和分享。⑨
    国家认同是人的最集中的政治性存在，其他如性别、阶级、宗教、种族、民族等多重认同都是人丰富性的自我确认，用以标识自己多方面的社会存在，都是人生存和发展丰富性和深刻性的体现。从个体的观念和意识层次来看，多重认同可以并行不悖。虽然中华民族认同是在其他认同的基础上发展、上升而来，但并不试图消除其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应是最高认同，且能整合包容其他认同，为其他认同的存在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是社会成员确认自己的情感归属、忠诚、义务和价值的最高体现，使人获得力量、安全、温暖、保护和福祉。
    (二)中华民族认同对各民族认同的整合和包容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习俗、宗教、神话、文化传统，并在长期的与其他民族的交互中形成自己多样的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心理认同。在国家认同中必须处理好“一”与“多”的多元一体的认同关系，整合认同层次结构、处理好民族间异质性要素和差异性要素与国家统一性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核心问题。⑩
    在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冲突论。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矛盾思维，认为两者是对立和相互冲突的。二是共生论。共生论持一种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共同发展的包容性思维，居于不同序位的两者可以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用最高级序的同一性整合下一层级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在同一性下建构一个异质性和差异性发展的可能空间。在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和各民族认同的关系上，应该持一种共生论观点，建构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框架下各民族认同的认同空间。
    首先，要充分发展各民族认同以强化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各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民族的历史记忆、历史叙事、祖先、习俗、土地本身也是国家认同形成的资源，随着民族间交往的扩大，各种局部性的民族认同基于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形成了交往网络，这是国家认同形成的基础。因此，发展各民族的构成民族特质的文化差异性，如民族语言、宗教、习俗、历史叙事，尊重各民族成员的心理选择，本身有助于国家认同的形成。
    其次，包容差异性、整合共同性以提升中华民族认同。在包容各民族差异性发展的同时，提升中华民族认同为更高的统一的国家认同。一是要强化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黏合性纽带，找寻各民族文化和历史共同性；二是要找寻各民族共同的利益空间。国家对各成员利益的顾及程度关系到成员对国家共同体的感情归属，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维护各民族成员的利益、各民族平衡发展，这既是国家认同得以形成的条件，也是国家认同的应有之义。
    三、全球化场域中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强化
    
    认同的形成需要有意识的建构和引领，认同事实上只能理解为过程，理解为“成为”或“变为”。民族知识分子的“本土化动员”和国家“利用行政机构、司法体系、教育和通讯网络等进行”的“官僚式融合”的政治动员，都会参与民族认同的“变成”过程。中华民族认同是包含了各民族认同的国族认同，是包含了历史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的最高层面的国家认同，这一认同的形成更需要更强的心理联系纽带和社会整合力量，更需要国家有意识地发挥“内在聚合型”的整合认同力量。
    集体记忆是民族身份认同形成的前提，民族文化符号是民族成员自我识别的要素，教育和动员是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因此，在当前，知识分子和国家教育机构应找寻各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符号，加强对成员的教育和动员，以使成员“获得”最高序位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
    (一)追寻历史集体记忆的连续性和相似性
    追寻历史记忆的连续性和相似性就是要寻找、发明、塑造、诠释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历史记忆，形成回溯性历史认同。“身份认同寻找赋予每个集体的最低限度的同质性内涵”，(11)这些同质性内涵既包括了现在的同质性，也要追溯到过去的历史记忆中去。历史学家、文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知识分子应发挥“文化动员”力量，求助于民族传统，通过“拣选、提取、重塑共享资源”，“发明传统”，在小说、诗歌、电视、艺术、历史教育中“加工、创造、提升”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
    1.追寻历史记忆的连续性，建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
    按照民族学家安德森的理解，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的建构中，用“夸张、理想化、变形和讽喻”的方式来处理一些历史事实是必要的。“族裔历史，或者是族裔神话故事，结果代表了一种选择性的历史事实与理想化的结合物……表现出一幅激动人心的、让人感到亲切的共同体的历史画像，这幅画像是以代代相传的共同体成员的角度创作、审视的”。(12)比如，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和传说、民族英雄人物的传说，关于民族图腾、祖先人物、传说人物等，包含着一些历史事实的内核，可以围绕着这个内核来进行夸张、理想化、变形与讽喻处理，使之放大和上升，以满足中华民族各民族团结一致、荣辱与共的“某些集体需要”。共同的起源、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神话、共同的仪式、共同的历史人物等这样一些历史的元素，成为建构“想象共同体”的纽结，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身份定位问题，滋生出民族历史的连续感。
    2.找寻各民族历史记忆的相似性，建构民族集体记忆
    “各民族通过和亲通婚、怀柔教化、茶马互市、移民内徙、羁縻土司、朝贡赏赐、各教并存等形式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层面发生了广泛的互动、交往和认同”。(13)这些记忆存在于历史古迹、文物等载体中，承载着各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这些记忆还存在于历史记载、传说、文学艺术的描绘中。因此，要从各民族历史和文化中“拣选、提取、重塑共享资源”，寻找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从历史共同记忆的角度来诠释历史资源、书写共同“民族叙事”，这些“记忆叙事”包括了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文化记忆，关于共同苦难和屈辱的遭遇记忆，关于共同抵抗侵略的抵抗记忆，关于共同追求和平的交往记忆等。这些共同的历史记忆，还会使同时代的民族共同体成员产生“这是我们的历史”的归属感，产生民族成员间的亲密感。因此，追寻、创造中华民族的历史共同记忆，将民族的经历变成“我”的记忆，是获得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前提。
    (二)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传承和价值重塑
    共同的文化特征是民族自我识别的要素，是形成文化认同的参照和内在尺度。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间社会秩序的黏合纽带，是培育社会成员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深层基础。民族共同文化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符号；二是民族文化内在的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的直观的感性形式和外在表现，如语言、宗教、习俗、节日、传统等，在民族文化符号上承载着民族共同体成员长期赋予的诸多象征意义，蕴含着该民族精神气质和内在的民族价值观。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是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归属。
    1.保存和传递民族文化符号
    民族文化符号包括了共同的语言、宗教、神话、传说、仪式、典礼等，是显示自己民族特殊性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在形成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符号上，分为两类符号：一是显示民族特殊性的符号，如民族节日、民族神话、民族英雄人物、民族祖先、民族起源、民族特色文化表现符号等；二是关于国家的各种象征符号，如国家的象征物、国庆节日、国旗、国徽、国歌、爱国的英雄人物等有关国家形成、发展的表现符号。在中华民族认同形成中，国家不仅需要对“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和仪式”等符号进行“生长、选择以及传递”，同时也需要“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土，或者祖国的象征符号及其神话”进行“培育和传递”。(14)
    2.赋予民族文化新的价值意蕴
    在直观的感性的民族文化符号背后，是不同时代的民族成员将那一时代的价值观附着于民族文化符号之上，因此，这些文化符号所蕴含的价值观随着时代变化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变化。在全球化交往中，我们要在两个轴向(民族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外部关系轴向、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内部轴向)上来思考我们的民族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在外部关系轴向上，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存在着哪些缺陷和不足，将外来文化平等、宽容、多元文化和谐交往的文化价值理念以及法治清明、社会正义、秩序政治等政治价值理念编码进我们原有的民族文化符号中。在内部轴向上，需要用国家统一的价值观来凝聚各民族，形成价值共识。需要寻找各民族共同价值的动态表达，尊重各民族文化和宗教的价值观，并用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观如“公正”、“文明”、“进步”、“富强”来统领各民族的价值观，引导“社会成员通过走向他们共同目标的构想，形成一个价值共同体”。(15)
    (三)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动员
    “教育制造着身份认同”，教育是形成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在民族认同的建构中，国家要对民族“价值观、象征符号、记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证实、培育、选择、确定、保存和灌输”，(16)要利用“行政机构、司法体系、教育和通讯网络”进行政治动员。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它是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和各民族价值观之上生成的，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在当前的最新书写和深刻表达。因此，要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各级各类学校、社区、单位，结合各民族各地域各成员的生活特点，探索各种灵活多样的教育和宣传形式，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有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以价值共识来引导各民族成员在各民族认同之上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认同。
    2.社会主义公民身份认同教育
    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种国家认同，在文化身份认同上成员不仅应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而且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政治身份认同。在多民族国家中，公民认同“是一种比种族联系和地域更加广泛的新的政治联系，它提供了将种族上的亲族认同(文化民族)与和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国家民族)相分离的办法，即把政治认同从亲族关系转向政治地域关系的有效途径”。(17)公民身份认同是超越各族群认同之上的国家的统一政治身份认同。在大众传媒、教育机构中加强国家法律和制度规范教育，利用国家面对自然灾害，举办国际博览会、展览会、体育赛事的时机，通过志愿者服务、社会互助行为等，培养公民的社会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利用国家的重要节日、纪念人物、纪念地、国庆庆典活动、国家重要事件、重要活动、国家象征物等资源，通过社会公共环境、政治仪式、庆典活动、参观展览、优秀人物宣传等进行“培育和灌输”，培养成员统一的国家意识、培育公民的身份意识、国家危机忧患意识、为国奉献意识，培养对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热爱感。
    3.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教育
    在各民族内部要通过文化机构、各级民族教育机构进行各民族特色文化教育和历史教育，梳理各民族文化特色符号，挖掘各民族的文化特殊记忆，传承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语言、宗教、习俗，传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同时在更高层面上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和历史共同记忆。通过制度性规范，对民族文化仪式、文化的重现和反复实践提供制度保证；在历史教育和文化教育中，凸现那些各民族交往的共同记忆和文化符号，通过仪式、典礼、节日、展览等直观形式，在小说、诗歌、艺术作品、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中予以“证实、培育、选择、确定、保存和灌输”。
    注释：
    
    ①[英]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
    ②董建：《超越国家——从主权破裂到新文明朦胧》，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220页。
    ③[英]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第221页。
    ④刘海平：《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0页、第49页、第63页。
    ⑤[英]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
    ⑥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⑦[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⑧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⑨高永久：《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⑩高永久：《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11)[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2)[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13)李盎：《新形势下中国民族团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西部时报》2009年7月21日。
    (14)[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15)[德]阿克赛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28页。
    (16)[英]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17)[美]菲利克·格罗斯：《公民与国家》，王建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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