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是美国学者白荷婷（Katherine Palmer Kaup）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完成的一本专著，该书结合翔实的文献资料分析了广西和云南的壮族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政府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建构、制度设计和相关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是近十年来对壮族和中国民族政策研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部著作。
    “究竟谁是这些神秘的壮族？或者一直如中国共产党和壮族积极分子宣称的那样，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独特民族’？或者他们仅仅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的，纯粹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人为构建的产物？换言之，他们真的异于汉族吗？”带着这样的疑问，白荷婷数次来到中国的广西和云南等地进行田野考察，对新中国成立后壮族内部各阶层民众的认同转变进行了分析。
    通过调研，白荷婷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提高了壮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是民族识别工作，包括对壮族历史、文化、宗教的介绍，增强了壮族人的民族意识。新中国还培养了大批壮族干部，这些壮族干部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贯彻到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而笔者认为，《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一书除了白荷婷所要表达的内容外，还体现了中西方学界在西南民族研究范式上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的民族政策的再思考。
    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西南民族的范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郝瑞、白荷婷、李瑞福为代表的研究西南民族的美国学者们，从“边缘”概念出发来研究中国，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与中国学者强调民族的历史性、变动性和文化多元的面向不同，他们更倾向将中国视为一种“族群马赛克”式的拼图景象。所以，西方学者在中国从事民族研究和讨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时候，不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这种有失偏颇的研究视角，在他们对中国民族问题作出评价时也难免有不妥之处。
    由于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影响，美国学者们的中国民族研究，主要考察国家政策在与基层社会整合过程中所遇到的认同问题，并对其进行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构。其实，族群与族群性的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兴起，是与北美国家与东南亚地区的族群冲突与认同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相联系的。“他们在‘边缘’、‘欠发达’的地区中，寻找弱势群体在摆脱霸权、寻求解放与自主等抗争性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些受政治经济学派影响的学者们所关怀的东西，可以说是他们在研究中的一种预设目标”。美国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正受政治经济学派的广泛影响，与此同时，逐渐兴盛的后殖民理论也影响着美国学者的学术立场与关怀。
    “中心-边缘”、“国家-精英”等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 在白荷婷的著作中，始终把“汉族”与“壮族”假定为两个对立的主体，这就影响了她正确理解二者在历史上的关系。首先，壮族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对中原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日本学者松本光太郎曾提出了壮族“汉人后裔意识”的说法，而且这些说法在《宋史》、《文献通考》中都能得到佐证。但受二元对立视角的限制，白荷婷在探讨传统中原王朝与广西地区关系的时候，尽管带着对边缘地区弱势群体的关怀，但其批判的立场又不免落入工具性交换的套路中。在她的论述里，广西的土司与中央始终处于利益与忠诚的博弈交换中，在中原王朝的压迫下，广西地方的首领们（从侬智高、韦银豹到洪秀全）经常发动起义。在土司管辖的领地里，对移居的汉族人有诸多限制，关系十分紧张。虽然白荷婷点出了中原王朝对广西传统治理的有限性和不稳定性，这一特质限制了壮族内部的统一和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当中，但这种推演过程仍不免有些牵强附会，还是忽视了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多元选择的可能性。
    其实，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话语体系对少数民族的定位，使得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理解总带有边缘、落后的刻板印象，56个民族的关系也常被简化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世纪50年代启动的社会历史大调查和民族识别，正是在中央政府反思大汉族主义，帮助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而今，二元对立的视角依然在制约我们的思维，在壮族等民族地区，利用自身特点来发展，常常意味着发掘其原生性的特质，来满足现代人猎奇的思维。
    民国时期的壮族研究和地方史志的缺失 二元对立的视角还限制了白荷婷深入考察民国时期广西内部情况的复杂性。尽管她在书中讨论了国民政府时期广西桂系政府的一些施政措施，也指出了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使得国民政府把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有独立诉求、英法等国势力不断渗透的西藏、蒙古、新疆等西北部地区。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反对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将西南少数民族充分整合入国家体系当中。
    但是在白荷婷所收集的资料和讨论中，不仅忽视了广西学者的著作以及地方史志的发掘，也忽视了国民政府与桂系、桂系与中共之间在政治上此消彼长的关系。2011年出版的《何以达成民族术语的共识：现代中国的族群分类学》，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学者们在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上的固化思维。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墨磊宁通过查阅云南的地方史志和民国时期的档案材料，对民族识别进行学科思想史上的梳理，指出了民族识别过程中迄今尚未被正确理解的一些关键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族识别中分类学的批评。他指出，“我的研究证实了民族识别主要是由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所操作的”。虽然，作者的结论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但是他从历史的角度纵深反思民族分类和认同的复杂性值得我们借鉴。
    对壮族分类标准与族群认同变化的探讨不足 白荷婷在著作中，探讨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苏联模式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政策的影响。虽然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的56个民族是由于“国家化”而形成的，分类和定位的标准是依据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4个特征。但是，以费孝通和林耀华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强调的还是民族的历史性和继承性。在操作层面上，他们更具体地提出了语言的变动性和“名从主人”原则。而且，专家学者只是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以及少数民族对自身的定位提供科学依据。所以，一方面，我们还要仔细探究这些分类原则，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实际的困难，学者们会采取哪些变通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考察在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社会历史大调查和民族识别当中，参与的苏联专家、我国各领域学者所提供的依据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政府和少数民族自身所接受？
    作者还比较了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文山壮族和广西壮族的变化，但是对他们之间认同变化的探讨则显得不足。此外，壮族和布依族的分类标准是如何被变通和取舍的？在白荷婷的壮族研究中缺失了这部分的调查和讨论，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平等与二元：我国民族问题和政策的再思考
    
    虽然，白荷婷对广西壮族和云南壮族的研究，在理论框架及政策探讨上存在一些问题，但仍不失为美国学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经典之作。
    值得思考的是，虽然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是“平等、团结、共同繁荣”，但什么是民族平等？如何通过民族平等而达到共同繁荣？美国学者戈登曾区分出“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和“团体多元主义”，这两类在多种族——族群社会推行“多元主义”的不同类型。其中在“‘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的社会里平等主义的规范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对个人的评价也是基于评价其表现的普遍标准。……在‘团体多元主义’中，种族和族群通常都被看作具有法律地位的实体，在社会中具有官方的身份。经济和政治的酬赏，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按照数量定额分配，定额的标准是人口的相对数量或由政治程序规定的其他方式所决定。这类平等主义强调的更多是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也就是说，各民族成员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民族背景来获得机会，而应该让公平竞争的机会能在更大程度上落实到个人。
    除了“民族平等”的定义需要重新思考外，我们还必须正视我国社会中的另类“二元结构”。因为无论在民族研究还是在制度设计上，我们的思路还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二元对立。“我们在许多制度设计中，在教育体系、科研体系和许多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中都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区隔开了，使汉族和少数民族成了‘二元结构’中相互区隔的两个部分，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化的区隔造成了主流人群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生疏与漠视”。正如作者在书中最后两章指出，在改革开放的30年以来，广西的经济和教育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却在逐渐地拉大；而且，因为原有的制度设计无法适应现实情况的变化，各民族的精英们也只能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框架内要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如何避免各民族成员处在发展过程中却又不断增长的挫折感？如何走出白荷婷在书中所提到的困境？也许我们需要转换一种思考和研究的角度，从而突破原有民族制度设计中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