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程度。社会变迁的节奏越快，民族因素向整个社会的荡漾也更显著。伴随着人口流动、信息流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开始接触民族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体验到了中华民族的内部族际文化差异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所指。由于人们缺乏对不同民族发展历史、民族心理等因素的深刻了解，继而又从一般意义上的人人平等理念评判民族政策，于是围绕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出现了较大范围的社会认知差异，认知差异进一步催生了人们对正确答案的期待。
    民族接触日益全社会化与民族事象关切普遍化
    以获得成功、“活得更好”为动力的现实的人口流动，以网络、电视、广播等媒质逐步普及推动的信息传递，逐步改变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传统的居住格局、谋生方式和文化体验。就像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大规模农民工进城所引发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不适、调整与转型一样，一段时间以来，不同的民族人口、民族文化适应也逐步进入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之中。在这样的情境中，由于缺乏民族交往经验和行为指向，分属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畏惧误解、观望守群、敏感自保的心理增强，社会不适氛围变浓。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关注这种不适与文化差异，从国家政策等方面探寻原因，从各自的理解进行解释，思考突破瓶颈。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从各自的专业出发，进行解释与评判。于是，从民间到学界，人们将前所未有的关注聚焦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这种普遍性的关注与关切本身表明，民族因素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经自然地发散、环绕在我们身边，它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绕不开、躲不过的现实。这种关切缘于生活，为了生活，关切民族事象实乃情理所在、时代应然。我们原来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意义上的民族团结教育，要具体体现为诚挚的微笑和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理解与友善。
    由于不同的社会成员潜在的民族认知素养不同、民族政策价值评判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尤其再将自我利益、随性感知掺杂其中，于是围绕同样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便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也是民族接触和民族交往过程中自然生成的认知与判断，这也是情理所在。回顾不同国家族裔文化接触、碰撞、冲突、整合的历史，这也是民族社会结构变化必然要产生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如何尽快围绕这些问题形成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共识，防止认识层面的差异具体化为社会行为上的差异，不让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转变成行为上的分歧。
    族际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选择性创伤”与族裔印象刻板化
    
    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给我们留有赤诚萦怀的感动，也留有幽怨难释的遗憾。当人们面对眼前的民族事象无从判别的时候，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从民族关系的历史中寻找支持，而“选择性创伤”则会首先进入脑海。沃尔坎认为，曾经的族际冲突会以民族情感创伤的方式影响到民族的群体心理和对相关民族的评判（尽管评判自身没有以充分的民族了解为基础，甚至只是一种主观想象），而且，出于民族情感上的偏好，人们面对“创伤性”与“非创伤性”的记忆素材，通常会选择“创伤性”的素材。通俗地讲，族际群体之间曾经的过节或恶性事件会对民族印象评判和民族关系发展产生负面的沉积性影响。只有当“选择性创伤”经过切实的民族和解与宽恕治愈，其负面影响才会消失。
    长期以来，政府在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的社会宣传中主要致力于主流、正面民族舆情的营造，而民间层面的民族感知则是多样而具体的，甚至存在比较浓重的族裔刻板印象（西方民族社会学的术语，指代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主观印象，因主观印象中常包含负面成分，因而被称为刻板印象）。因而，在民族接触中，在民族政策评判时，民间层面的族裔刻板印象效应将会对“选择性创伤”情有独钟。例如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很多美国人一直对穆斯林群体怀有难以言表的刻板印象。在对相关民族的文化、历史、心理等缺乏了解的情况下，针对该民族不公正的族裔刻板印象就会被强化，进而会影响到相关的民族政策评价，甚至会产生不当的族裔群体指责，将个别民族成员的所作所为与整个民族挂钩。
    不应否认，随着社会的发展，国民关于民族交往的认知储备和行为自觉度尚不足以应对日益社会化的多民族生活，民族团结也正在从政治教化层面下沉到社会现实生活层面，这种转化需要时间，也需要做充分的功课。
    疯长的成就期待与误读民族政策的公正性
    
    为了实现民族均衡发展和地区均衡发展，党和国家近些年集中出台了一些扶持性政策，包括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援藏援疆政策、支持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发展等。由于有些社会成员对于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不尽了解，政策制定者又没有充分的政策解释和社会告知，于是出现了误读或歪解政策的空间，原本实现均衡发展的政策初衷被曲解为“对特殊群体的特殊照顾”，认为有失社会公正。
    同时，普遍的受挫感令人们对照顾不满。一方面，重成绩轻问题的舆论宣传风气让很多社会成员都觉得自己是个被发展成果遗弃的“不幸儿”，西部人认为东部太发达了，需要加大对西部的照顾；东部人认为西部人发展得很快，已经不需要照顾了（这种认知错觉源于主流媒体单向度的“报喜”宣传）。另一方面，致富者的示范效应、满目成功与辉煌激发起人们对成功的期待，由于很多人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资源与机会，因而受挫感和不满开始衍生。人们在委屈、受挫、不满的社会心态中，自然地认为照顾和腐败一样不公正，无论是基于民族身份的照顾，还是基于其他原因的照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民族社会内部都出现了明显的纵向分层，每个民族都涌现出一批成功人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单纯依据民族身份施以政策照顾是不当的。
    社会成员个体自主意识提升与场景式的利益认知博弈
    
    成功期待的提高总是和自我利益意识的攀升相伴。人们空前地将身边的土地、矿产、水源、森林、草场等资源的保护、使用、开发与自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除了优先考虑的物质利益之外，人们还进而考虑语言、文字、风俗等文化利益。
    伴随着人口流动，东部地区的一些人们开始更多地从个体利益的角度看待所接触到的少数民族成员享有的政策赋予的生育、就学等方面的优惠，这种利益比较和权衡往往是现实场景式的就事论事，没有置身于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发展不均衡的宏观场域和不同民族历史发展差异的场域，而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一个普通群众都具有很高的站位。相比而言，西部和民族地区则正处在社会成员自我利益意识提高的时期，人们对民族政策所赋予的利益成分也更加在意。可见，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成员在个体自我利益意识提升的同时，对待民族政策所赋予的利益成分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自然会上升到对民族政策公正性的评价问题。在不同民族、同一民族内部发展差异日益多样化的今天，每一种言论都能筛选出各自的支撑素材，能够佐证自己的判断，但又很难说服别人，于是争论会进行下去。
    基于以上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全社会对于民族事象和民族政策的关注是合情合理的，这种关注生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关乎于我们的生活与社会的稳定发展。
    对于一个社会问题的评价，“对于信者，不存在问题；对于不信者，不存在答案。”理性的争论会让人们对争论的对象的了解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客观。至于制度层面的变革应该慎重，尤其是要以全面的社会调研为基础。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