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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回顾涉及藏族女性角色与地位研究的各类文献，全面梳理和分析了藏族女性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及其所拥有的社会与家庭地位。认为，藏族女性的角色与地位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复杂的综合体，简单的判断标准与模式难以准确和全面地对之进行理解与分析。因此，需要引入一种更为恰当的观念与模式，运用跨学科的视角与方法，对这一领域进行更多的反思与研究实践。 藏族女性的角色与地位：文献回顾与研究展望 人类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性别社会地位问题，除广泛描绘存在于不同社会结构和文化图景中的性别角色之外，也开始致力于探寻导致这种差别存在的原因或是动力。墨菲曾经指出，(在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身占某位，同时这位置也带来权利和责任。[1]林顿首先将这种按职位和身份进行的划分建构为系统的理论。他用“地位”一词指涉某个社会系统中的职位或身份，用“角色”一词指涉对占据某种地位的人所期望的行为。角色与地位相互联系与依存，同时构成一体的两个方面。[2]直至1970年代，对于广泛存在于已知社会中女性的屈从现象仍然是大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然而，一系列跨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事实的状况远没有如此简单。针对这种思维定势，纳奥米·奎恩指出，研究者们通常强调的是劣势或者(很少)涉及女性所拥有的较高地位，以此来证明或反驳广泛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伴随其生命周期的变动，(女性的)地位是多维度的和不断变化的。因此，奎恩建议，对女性地位的研究而言，未来更加准确和有益的方法是将其作为一种包含多种不同变量的综合体，这些变量可以有原因地彼此独立开来。[3] 对藏族女性角色与地位的分析可以为我们在全面理解女性地位的方法上提供一个绝好的范例。藏族女性身上共存的多样化角色与地位现象，无论是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研究的拓展还是更加全面地了解藏族文化而言，都不失为一种恰当的分析视角。值得庆幸的是，对此，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索和尝试，他们的实践和经验为今天我们更好地了解藏族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做出了典范，提供了索引，并引发了反思。本文将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回顾，重新审视藏族女性的角色与地位，并尝试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解读，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引发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一、从低到高：藏族女性角色与地位的变迁 与其他民族女性的情形大致相当，藏族女性在古代历史文献中留下的记录稀少而又零星。尽管如此，这些记录仍然不能阻止身处今天的我们辨认出父系制度确立之前藏族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通过回顾历史，张云详细分析了藏族曾经存在过的“女国”与女权统治的状况。[4]自吐蕃王朝确立封建奴隶制社会后，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大大降低，就算是皇室成员或是外戚宗亲，能在史籍上留下些许记录者也寥寥无几。[5]此外，当时的法律制度中，存在大量对女性歧视和不公的条款，在政治、经济、宗教、婚姻、社会生活和生产中也针对妇女设置了不少的戒律和禁忌。[6]通过回顾几位赞普王妃的历史功业，拉毛措认为，“吐蕃王朝时期虽有妇女不许参政的禁令，《十善法》也明确规定有‘勿听妇人之言’一款，但这些规定与条款大多是针对平民百姓的，贵族上层妇女仍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势力，她们在推动藏族历史进程的舞台上出色地扮演了不同的政治角色”。与此同时，也有少量的藏族女性在宗教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7]此外，尽管人数稀少，仍然有少数女性自吐蕃时代开始就接受过正规教育，她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8]直至近代，贵族女性在藏族社会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她们的地位仍然逊于男性。[9]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藏族女性在家庭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很早就为人所知。通过回顾清代康区藏族妇女生活的相关史料，刘正刚和王敏指出，藏族妇女在社会经济、婚姻家庭等方面均充当了恰当的角色，并由此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地位。[10]从民国年间在藏区广泛开展的各种社会调查资料中，我们也可查阅到大量关于藏族女性执掌家庭权力的记录。如方范九对青海玉树地区的考察中即有“男子既多喇嘛。家事乏人照顾，必然赖女子支持。家庭、社会一切事业，多有女子任之。女子既形成社会中心，在经济上遂极自由，乃有支配权力”。[11] 西藏民主改革是藏族女性社会角色与地位剧变的重要历史契机，藏族女性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充当了更加多样性的角色，社会地位急剧提升。此间，女性地位被认为是国家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妇女更被看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充当着各种多样性的角色。王小彬回顾了1950-2001年50年间西藏妇女社会地位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西藏妇女工作提出了深刻启示。[12]贾冰对比分析了康区藏族女性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变化的历史、现状及其原因，揭示了国家法律、法规对藏族妇女地位提升的重要作用。[13]唐滢的论文则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从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研究视角对拉萨市区妇女婚姻家庭以及文化教育和职业地位等方面进行总结描述，发现新中国的成立和西藏的解放使长期受压迫的藏族妇女获得了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的发展和政府在西藏地区施行的特殊政策影响下，藏族女性的生存状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社会地位日益得到提升。[14]王金洪使用其参与的课题组在西藏拉萨市和山南地区的入户调查资料，对当代西藏妇女的婚姻状况与家庭地位进行评价，其结果认为藏族女性的家庭威信与权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15]从1950年代至今，各种描述民主解放给藏族女性带来地位提升的文献不断涌现。[16]虽然这些文献的撰写者们对藏族女性地位的提高给予了极大的赞扬，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藏族女性的社会参与度仍然有限，藏族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未由此减弱。李静和杨须爱通过回顾甘南藏族妇女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变迁历程，揭示了藏族妇女同时具备的低社会地位与高家庭地位之间的矛盾性给妇女处境造成的艰难。[17] 二、高低之间：决定藏族女性地位的核心要素 (一)经济因素 1.劳动分工 在家庭中，藏族妇女通常被描述为辛勤的劳动者、顺从的仆人、无私的奉献者、贤德的妻子以及伟大的母亲。她们日复一日地劳作，生儿育女、照顾家人、孝敬长辈。马提亚·赫尔曼斯在库库淖尔(青海湖)的藏族游牧地区看到，女性在社会中分担了相当多的工作。她们照顾牛羊，而男人们只是照看马匹。妇女们还要负责挤奶、制作乳制品、收集作为燃料的动物粪便、烹饪、缝纫、编织、准备缝制衣服使用的毛皮。照顾孩子及其相关的工作也占用了她们的大量时间。因此，在所有的家庭内部事务上，母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并且当宾客到访时，她们在待客方面毫不羞涩和胆怯。此外，赫尔曼斯还发现，牧区藏族女性的家庭地位要明显高于农区，这是因为她们在家庭劳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差异所导致的。因为与牧区女性相比，农区妇女所承担的家务劳作显然要少一些。[18] 拉毛措详细分析了青海藏族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她们却是家庭的运转核心。[19]通过分析云南迪庆藏族妇女在传统家庭中承担的编织、乳制品制作、酿酒和制革等方面的传统手工艺技能，钱丽梅认为，藏族妇女不仅传承了这些技能，还具有创造性的成就，并由其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决定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责任、权力和角色。当地藏族女性在家庭中具有的地位较高，能够支配家中经济，其地位同时决定了女性在家庭中必须承担教育子女、传授技能的权利和义务。[20]王玲和袁晓文通过考察康定藏区定居牧民妇女的生活，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提出生产方式的变化对性别劳动分工的影响，妇女在定居牧民生产和家庭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妇女地位所产生的助推作用。[21] 2.经济支配 藏族女性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似乎是她们在家庭领域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与其他很多社会与民族中的女性不同的是，藏族女性大多拥有与男性同样的财产继承权。例如，按照甘青藏族传统习俗的规定，家庭财产一般由家中长子或长女继承。子女中排行老大的一般被称为“地主”，藏语称为“萨达”，“萨达”既继承家庭财产又承继户口。此外，藏族女性也被描述为精明的经营者和富有才干的领导者。她们操持家务，也控制家用，安排家中的钱物开支，并掌管着家中仓库和箱柜的钥匙。[22]牛绿花整理分析了藏族部落习惯法中妇女婚姻家庭与财产继承权利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民主改革前藏区社会中婚姻、家庭和继承的三位一体格局。提出在藏区长期共存的三种婚姻形态中，女性的权利主要受其家族、家庭所处阶级和骨系等方面的影响，与其家庭与婚姻中的地位相似的是，妇女的财产继承权中平等与不平等一直并存。[23] (二)社会结构因素 1.政治参与 查尔斯·贝尔等人描述到，藏族女性拥有很高的地位，女性具备对所有家庭内部重要事务相当大的决定权，还负责管理整个家庭事务。政府官员通常会习惯性地与他们的妻子商议官方事务，并且在早期西藏的部分地区即是由女性统治的。[24]马提亚·赫尔曼斯在其所考察的青海藏区牧民家庭中发现，虽然父亲在家庭占据和核心位置，但母亲也拥有较高的地位，她们不仅掌管帐篷内部的所有事务，假如智慧允许的话还可以影响公共事务。[25]虽然如此，但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与其对家庭内部事务的高度担负度与决定权相比，藏族女性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参与度仍然十分有限。 藏区民主改革完成之后，虽然通过法律保障获得了平等的参政权利，但藏族女性对社会政治的参与热情并没有人们预料的那样高。孙继虎和刘军奎在甘南藏区卓尼县开展了一项针对藏族女性参与社会政治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具有平等参政的权利，但藏族女性干部对政治关心的程度还是不够，这除了与其政治义务感不强有关外，更多的或许还与她们对政治信任度和政治效能感的不确信有关。而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藏族女性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很低，服从性参与多而自发性参与少”。通过分析，研究者认为，地区经济和教育文化发展的滞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力量的存在及地区基层组织制度的不够健全都是藏族妇女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26] 2.婚姻、家庭与生育 在藏族社会多种并存的婚姻形态(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中，一夫一妻制是最为常见的。对于后两种婚制，特别是一夫多妻制的研究，一直是藏族婚姻研究的重要领域，成果丰硕，在此不便展开论述。本文仅集中讨论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地位问题。 李育红和王兰在甘肃甘南藏区的研究表明，藏族长期并存的多种婚姻形态决定了其迥异于其他民族的生育文化。由于劳动力的缺乏，藏族家庭对生育的性别期望并不十分突出，相反，男性入赘婚却十分盛行。与此同时，成年两性在婚前的个人生活相对较为自由，举行过“成年礼”的未婚男女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伙伴。虽然婚姻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父母和长辈意愿的影响，但藏族家庭的婚姻关系却较为稳定，离婚现象并不多见。[27] 对于藏族女性的家庭地位，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藏族女性的地位很高，其例证是“西藏地区历史悠久的‘一妻多夫’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藏族妇女较高的社会地位”。[28]与之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藏族女性的地位很低，比如“在任何形式的家中，妇女都属于从属地位”。[29]而对于多偶制家庭中的藏族女性，一些学者认为“在一妻多夫的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是很尴尬的。她们在生理上受原始、野蛮的习性的摧残，在精神上要受封建家长的夫权虐待。每个丈夫都可以玩弄她、骂她、甚至打她，没有什么平等权利可言。”[30]对于这种观点，作为藏族的人类学者班觉批评道，“由于有些学者所带有的文化和民族偏见使得他们无法对藏族的兄弟共妻型一妻多夫制婚姻进行客观的学术研究，是一种消极否定的描述”。[31]同族学者根旺也认为“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过多地致力于对于多偶婚的定性研究，做为群婚遗迹来认识其根源，而忽视了多偶婚作为藏族文化模式中的一环，所应具有的特殊功能和结构。”[32] 作为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藏族一夫多妻制的博士论文，在其论文的文献综述中，许韶明通过审查一个典型的高原牧区藏族村庄的“家庭经济和管理一项”，发现，“家庭中重要的经济生产活动均属于男人的‘专利’，女人似乎被排除到家庭经济和管理的中心之外。由此看来，所日村中妻子的地位在家庭中显然居于从属地位。”其证据是“当地的继嗣一般以父系论血脉为主，财产可在男性成员之间平均地分配；居住原则亦采取从夫居为主要形式，妻子一般由其他地方嫁入，同时必须为新家庭带来嫁妆，以确保自己未来在家庭中的地位；家长一般均由男性成员承担(只有在家里未出现成年男性的情况下，才出现妇女称当起家长的情况)。”[33] (三)文化、教育与宗教因素 通过分析藏族起源的“罗刹女与猕猴结合”的传说，李静和戴宁宁认为，传说中体现出来的社会性别角色特质可以反映出藏族传统文化中社会性别角色的划分和社会角色的获得，其“扬男贬女”的观念决定了藏族社会形成了适应这种性别角色意识的女性性别角色刻板印象。[34]尽管有人认为史诗《格萨尔》中反映了藏族男女地位的平等，但芦兰花却通过分析提出了反证，认为妇女在某些领域虽然具有一些权力，但史诗反映出的仍然是妇女地位的明显低下。[35]内玛才让详细分析了存在于藏族文化中的宗教禁忌与普通民众禁忌，并且提出了禁忌中专门针对女性的较多制约。[36] 尽管经过多年的普及和发展，藏族女性受教育的状况仍然令人堪忧。索朗仁青运用1982、1990和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以及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的数据分析西藏妇女的受教育状况，发现西藏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仍然少于男性、受教育水平仍然很低，妇女文盲的比例较大，甚至出现了女性新增文盲比例增大的趋势。尽管城乡之间初级教育的差距明显缩小，但中等、高等教育的城乡差距依然很大，这种差距尤其体现在女性群体中。[37] 对藏族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藏传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因此，藏族社会文化中表现出对女性积极认同的态度；但由于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藏族文化又否定和扭曲女性，存在对女性的蔑视与诋毁。由于对信仰的笃信，藏传佛教这种矛盾的双重评价标准也投射到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角色与地位上，对藏族社会的性别观念、性别分工、婚姻家庭、教育观念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对待女性的观点呈现出两极化趋势，德吉卓玛认为，女性及出家尼僧仍然在藏传佛教中占有一席之地。[38]陈果和胡冰霜认为，这种矛盾即是藏传佛教女性观的特征，也是藏族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的本质。[39] (四)新因素的出现 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藏族女性的生活空间。社会发展为更多的男性提供了离家在外工作的机会，女性对家庭的控制时间大大增加，包产到户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又为藏族女性提供了更多融入社会的机遇，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使她们得以从事传统家庭劳作以外的经济活动，无论是经济作物养殖、手工业、商业、还是旅游业、服务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藏族女性忙碌的身影。在各种宣传画册、传媒影像中，她们自信、漂亮的形象也随处可见。藏族女性扮演的角色更加多样化，但积极与消极的作用同样并存。女性们似乎从这些新角色中获取了更多的收入、平添了自信、提升了地位，但与此同时，女性群体也在遭受全球性的文化与政治侵袭。通过对四川甘孜藏区一个藏族村寨乡村旅游业的调查，刘韫发现，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女性经济收入明显提高，经济独立性增强，并促使其消费、生活和观念产生变化，同时也给她们的教育观带来消极影响。[40] 三、高低并存：藏族女性地位的迷思 却落对安多藏族女性的地位进行了多角度的审视，发现藏族女性在婚前婚后地位出现的落差现象，她们虽然在政治和宗教领域遭到“边缘化和妖魔化”的待遇，但却在社交自由、家庭经济支配、婚姻方式选择及性活动领域[41]享有较高的地位。[42]鉴于藏族传统社会对女性本质的两种对立认识所导致的女性地位的双重性和复杂性，诺布旺丹和巴桑卓玛认为，这种复杂和矛盾的认识论及以其为导向而形成的妇女在社会中的双重地位主要是受佛教思想影响的结果。[43] 通过分析妇女在经济、工作、法律方面处于劣势的状况，南希·列维妮认为：“将‘妇女地位’分为‘高’或‘低’，是对妇女拥有相应社会地位的原因的概括性归纳；而在社会生活的复杂现实运用中，必然会导致失败。妇女有很多不同的地位，确实很难对它们进行简要的概述以及评价这一综合分析的思维之产物，从而通过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变量来解释它。”[44]依照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看出，藏族女性的家庭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藏区独特的自然生态结构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的缺乏，女性不得不承担家庭中绝大多数的事务，包括生产生活和子女养育，其对家庭经济和相关事务的控制权力和地位即由此产生。此外，藏区独特的自然环境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婚姻和家庭结构，与其他婚姻模式相比，一妻多夫家庭中的女性自然成为家庭内部事务的核心。 四、孰高孰低：变迁中的藏族女性角色与地位 妇女的地位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它是家庭、社会、经济、政治、习俗和宗教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玛格丽特·米德在其经典著作中就曾经生动描绘了女性地位的多变性。[45]仿佛一面镜子，从女性角色与地位的变迁中，我们洞察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生产、生活、政治、性别关系、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 藏族女性正向我们演示了这种多元化的角色转型。随着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民主改革之后，藏族女性的社会角色及其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婚姻法》的实施捍卫了她们的法律地位，多偶制婚姻家庭急剧锐减(虽然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复兴)；“大跃进”时代给予了她们极大的精神力量，渴望争取与男性同样平等的社会地位；“文革”给她们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1976年以后，这种伤痛正在逐渐愈合，新的社会发展体制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看到，藏族女性正在逐渐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政治活动中来。通过接受教育，她们当中的不少人成为了政府工作人员、医生、教师或是成功的商人和著名的艺术家。 然而，藏族女性的地位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显然，使用模式化的“高与低”或“平等与不平等”对之进行概括和分析是不够恰当和准确的。正如纳奥米·奎恩和南希·列维妮所言，现实的复杂性需要我们运用多样化的视角对之进行分析。因此，单纯从任何一个方面对女性地位进行评判都是不够恰当的，理解女性地位不能脱离她们依存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更不能使用一种普适性的标准进行机械化的静态衡量。[46]更多的反思与实践将对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添砖加瓦，在各种各样的方法中，人类学民族志的“深描”将不失为一种值得推广的研究思路，透过研究者细致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藏族女性的鲜活形象，更加精准地理解她们的角色与地位。此外，更多的跨文化比较，多学科的合作与对话可以有效地消除学界藩篱(本文回顾这些文献正是使用不同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结果，因此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为更加全面地理解藏族社会的性别关系提供更为宽广的思考与分析空间。 【参考文献】 [2]RALPH LI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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