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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朝到清朝，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广泛传播300多年，给蒙古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至今依然可见。 蒙古民族13世纪初崛起于蒙古北方草原。在用兵西夏和西征中亚的过程中，蒙古人接触到了藏传佛教。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和《安多政教史》中记载，成吉思汗在征灭西夏的过程中接触过藏传佛教僧人，一些藏传佛教僧人也通过西夏到过蒙古地区，有的甚至还与蒙古王室有了直接的联系。这成为蒙古王室接受藏传佛教的开端。 藏传佛教的正式传入与发展 1.元朝时期 1234年，蒙古帝国灭金，窝阔台汗的二儿子阔端王子率部攻下金的最后据点巩昌府，接触到甘青地区的藏族和藏传佛教。阔端认识到，藏传佛教对稳定西夏故地和甘青藏区具有重要性，同时对于蒙古大军南下四川时侧翼的安全也有保证作用，因此，争取藏区和平归服是最佳选择。于是，阔端王子给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发送了《阔端通达亲书》。 1247年，萨迦班智达携两个年幼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受到阔端的隆重接待。阔端与萨迦班智达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凉州会谈”，最终达成了西藏和平归顺蒙古的协议。其间，萨迦班智达亲笔给西藏僧俗写了《致蕃人书》，说明了蒙古帝国的具体情况，建立了蒙古帝国和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关系，同时开启了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新篇章。这次会晤意义重大，它直接导致了后来元朝中央在西藏建立地方行政体制，奠定了西藏地方直辖于中央的基础。 此后，蒙哥和忽必烈兄弟二人完全继承贯彻了阔端制定的对吐蕃的宗教政策，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对吐蕃的管理，使蒙藏关系推向新的阶段。蒙哥继承汗位后，除继续与萨迦派保持正式关系外，对藏传佛教各教派采取了平等对待、兼容并蓄的保护政策。比如蒙哥汗在西藏的封地为止贡派的势力范围，而且他与噶玛噶举派也有密切的关系。该派领袖噶玛拔希于1256年投奔蒙哥汗，蒙哥汗除赐授他金印外，还有一顶金边黑帽，从此开始了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的转世，开启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先河。 藏传佛教进入蒙古宫廷，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是通过忽必烈汗与八思巴的有效合作完成的。1253年忽必烈将八思巴召至左右，从受佛戒，皈依佛教。1260年忽必烈继承皇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后升为“帝师”），赐“灌顶国师”玉印，授权管理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藏传佛教从忽必烈汗的个人信仰很快变成蒙古王室的共同信仰。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1285-1287年），忽必烈召集汉藏僧人学者对勘汉藏两种大藏经之异同，编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藏传佛教在西藏地区归属蒙古汗国中的重要作用和八思巴的杰出贡献，大大提高了藏传佛教的地位。但由于藏传佛教没有在广大蒙古族群众中得到传播，对其的信仰仅限于蒙古王室达官贵族，因而随着元朝政权统治的瓦解，藏传佛教也逐渐消失了。 2.明朝时期 明朝嘉靖年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基本控制了蒙古各部。阿勒坦汗在青海接触到宗喀巴创立的新教格鲁派，认为在蒙古地方建立一个宗教中心，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万历四年（1576年），阿勒坦汗派出使者到西藏邀请藏族高僧索南嘉措亲莅土默特讲经。为此，阿勒坦汗在青海湖畔建了由万历帝赐名的“仰华寺”，并亲自前往途中迎接索南嘉措，双方在仰华寺会商并互赠尊号，阿勒坦汗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被尊为“三世达赖喇嘛”，颁赠了“达赖喇嘛”金印。从此西藏有了“达赖喇嘛”尊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为阿勒坦汗和蒙古王公贵族等做了灌顶入教仪式，阿勒坦汗正式皈依了佛教。从此蒙古民族的社会风俗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信奉藏传佛教。 万历七年（1579年），阿勒坦汗回到土默特，修建了蒙古地方第一座藏传佛教大召寺，又修建了美岱召、席力图召等召庙。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应邀赴察哈尔部讲经，途中圆寂，为巩固格鲁派在蒙古的影响，临终前他留下“转世灵童在阿勒坦汗家族中”的遗嘱。翌年，阿勒坦汗之孙青格尔杰布彻辰的福晋产下一子，被认定为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按格鲁派教规西藏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派出多名喇嘛组成的使团，经反复商讨，正式确认为四世达赖喇嘛，赠法名“云丹嘉措”。这是藏传佛教最高领袖——达赖喇嘛中迄今唯一的蒙古族。四世达赖喇嘛的确认，促进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3.清朝时期 清朝自皇太极始，就推崇和利用藏传佛教格鲁派，作为柔服蒙古诸部的重要工具之一。康熙帝宣称“建一寺，胜养十万兵”；乾隆帝认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于是新建了五当召、昆都伦召、五塔寺、小召、乌素图召等众多寺庙，仅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就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殿宇雄壮，比拟佛国”，被誉为“召城”。到清末，寺庙更是星罗棋布，形成“喇嘛众多、寺庙林立”的局面。据统计，清末蒙古地区共建起1300多座寺庙，有5万多名僧人。 为了密切清廷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利用藏传佛教安抚清王朝的后院蒙古各部，顺治帝多次下诏约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顺治十年（1653年），正式进行册封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最高称号。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康熙两次西征凯旋归化城，并将甲胄、弓箭、腰刀等随身之物留在席力图召作为纪念。以后又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立石碑，纪念西征胜利。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廷敕谕分别在西藏拉萨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设立金瓶。大昭寺的金瓶用来确定西藏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大活佛的转世灵童；雍和宫的金瓶用来确定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这一制度的建立，使清廷完全控制了藏传佛教，巩固了对西藏和蒙古的统治。从17世纪中期起，在清朝统治者和蒙古封建贵族的扶持下，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发展到鼎盛时期，其影响遍及整个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领域，对蒙古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蒙古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 藏传佛教对蒙古民族的影响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后，不仅代替了内蒙古地区原有的萨满教，而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较大地影响了蒙古族群众。经过几百年潜移默化的发展，藏传佛教的观念内容已渗透到蒙古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 1.对蒙古族天神信仰和鬼神崇拜的影响 在蒙古民间宗教仪式中，对天神的祭祀是重要的宗教活动。藏传佛教在蒙古民间传播之后，民间的祭天仪式及其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充满了佛教思想观念，有些民间天神的名称也更改为佛教的天神。 鬼神崇拜是蒙古萨满信仰的一项重要内容。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之前，蒙古先民们都要请萨满给病人或死亡者进行“招魂”或“驱鬼”仪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后很快就用其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学说去改造和充实了蒙古民间的鬼神崇拜。蒙古民间崇拜的灵魂分别在佛教的“六道”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的升了天，成了天界的护法天神，如成吉思汗；有的下了地，成了地狱的凶煞恶鬼。行善者死后可超生天堂，享受天堂佛界的幸福；作恶者死后则要堕入地狱，受尽地狱的煎熬。由于藏传佛教是蒙古人全民信仰的宗教，从蒙古王公贵族到一般民众，自己生活中的祸福、得失、疾病以及婚丧嫁娶等等，大都要征询喇嘛的意见并以之为依据。 2.对蒙古族建筑艺术的影响 在蒙古族地区，众多的寺庙是集蒙古、藏、汉各族建筑学、雕塑、绘画、法器工艺之大成的艺术成果。这些或蒙藏合一、或藏汉合一、或纯藏式的精美建筑物，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存。寺庙壁画受到藏、汉民族宗教的影响，表现出藏传佛教、汉地佛教等多种宗教的融合。比如，呼和浩特市五塔寺的建筑精美绝伦，让朝拜者叹为观止；无量寺的建筑采取藏汉结合方式，寺里的银佛、龙雕、壁画堪称大召“三绝”；各寺院里的各种法器都是艺术珍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3.对蒙古族的文化艺术的影响 藏传佛教的传入，进一步打开了蒙、藏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蒙古族中流传着大量丰富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诗歌，这些民间文学吸收了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内容，其中《格萨（斯）尔王传》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些资深蒙古喇嘛，精通蒙、藏、汉三种文字，将藏汉佛教经卷译成蒙古文，对传播佛教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佛学百科全书《甘珠尔》、《丹珠尔》是蒙、汉、藏三语翻译史上的壮举，佛教经典的释译，客观上促进了蒙古民族哲学、文学和蒙医学的发展。 从明朝到清朝，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广泛传播300多年，给蒙古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至今依然可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