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翁同龢状元（1830—1904）小照  翁同龢状元题：“岁寒堂”  谭延闿翰林（1880—1930）小照  谭延闿翰林题中山陵纪念碑  袁励准翰林（1876—1935）小照  袁励准翰林题：新华门 众所周知，书法乃我中华国粹之一、诸艺之首，于涵养性情、增强定力、锤炼人格、升华品位，厥功至伟，无出其右。而书家杰作，其用大展；世代传承，流韵千载。不仅雄踞于宫殿庙堂，官衙学府，且张挂于店铺商号、市井牌楼，乃至民居中堂、阴宅碑志，堪称俯拾即是，不可或缺。就书体而论，虽有楷草隶篆行等多种，而应用最广者，则为楷体榜书无疑。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匾额规制完备，法度谨严。对书体之使用，皆有刚性要求，从皇家之诏书、诰封，部属之文书、榜示，到臣下之奏章、举子之试卷，民间之婚、丧、嫁、娶用联，及商铺之牌匾，皆须用标准书体即馆阁体榜书，不然会招人耻笑。归纳其特色，大致有三：一曰笔画粗匀，结字饱满；二曰笔势雄浑，起收有力；三曰中宫凝重，四向舒展。彬彬桓桓，气象万千。而冰冻三尺，非一日寒；此番盛况，渊源有自焉。 一 回顾千年书法发展历程，作为标准书体之楷书，亦称正书、真书，滥觞于汉魏，成熟于两晋,定型于隋唐。虽一脉相承，然世易时移，变属常态。书界素有“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之成论，而法度严整，莫过于唐。鲁公（颜真卿）健笔，气象超迈，端庄厚重，丰润饱满，凛凛雄风，望而起敬。少师（柳公权）尝言：“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信然。 时至两宋，士子尚意趣，重情怀，而气象趋弱，法度不彰。有元一代，赵孟頫以毕生追求，纠正宋人之弊，重新树立法度之威严，使古典书风重登正位，不仅主宰元代书坛，且直接影响到明清以降乃至民国之书法取向。而孟頫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相当于明清时期之翰林掌院，属翰苑前辈，名士翘楚。其标格成法，肇明清时期馆阁书体之基。自此，书界执牛耳者，多出自翰林；而科举取士标准书体，得名曰“馆阁体”或“台阁体”，乃因翰林院别称“馆阁”、“台阁”之故。 “馆阁体”始创于明永乐朝之翰林侍讲学士沈度。考其渊源，简言之曰“欧底赵面”，即欧阳询之底蕴，赵孟頫之面目。讲求“乌、方、光”，一笔不苟，法度谨严；点画巧妙，转折分明；提按精准，运笔沉实；线条轻重有法，收笔落笔依度；无论是撇捺、转折、勾挑，皆中规中矩，贴切自然。明清制诰，必用此体，庙堂气象，千秋凛然。 然细究之，明清馆阁体风格，亦有所不同。清初，顺治九年（1652壬辰科榜眼沈荃，曾书坛领风骚。就家学渊源而论，沈荃乃明代馆阁体创始人沈度十世孙，属正宗馆阁体传人。而沈荃书体，又兼融董其昌。康熙深爱董体，故御制碑文，多出其手。上有好，下必甚焉。且因科举书法以“中规中矩”为尚，“馆阁体”之正统地位更获加强。此种情形，一直持续至乾隆朝。 乾隆后期，书风大转。而起关键作用者，乃翰林钱沣。其所处时代，正值满朝上下皆学董体之时，而惟钱沣对颜体情有独钟。他平生仰慕颜鲁公为人，书亦法之，得其神而不袭其貌，堪称清代学颜第一人。大楷临摹《颜氏家庙碑》、《告身帖》、《中兴颂》、《麻姑山仙坛记》、《东方朔画像赞》；晚年则以颜为本，参以欧、褚笔法，行笔颇为沉着畅快，有八面出锋之势，笔力遒劲，苍劲雄浑，力透纸背，自成一家。在清代，学颜书之人，必先从习钱南园入手，于正雅朗润基础之上，复融入凛凛雄风，而开馆阁书体一变之先河。 其后，清代翰苑中学颜书家甚夥，其中，尤以何绍基影响至大。绍基，字子贞，嗜金石，精书法，初以刻苦研习钱字，复直接取法颜真卿，遍临汉魏各碑至百十过，运肘敛指，心慕手追，遂成一家。入颜鲁公之室，为世所宝。后世尊绍基为清代颜体第一。 其后，馆阁中人书体重气势、尚雄强之辈代不乏人。而集大成者，乃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状元翁同龢。其曾先后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官至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同龢出身翰林世家，父翁心存，道光二年（1822）入翰林，品学兼优，颇善书法。同龢自幼饱受熏陶，由研习董其昌入手，上溯至米芾、颜真卿，书风淳厚宽博。归田以后，纵意所适，潇洒自如，笔意得鲁公者尤多。通而观之，颇具颜书面目，取何绍基等前辈“习颜而出已意”之法，用笔奇肆率意，结体宽博开张；同时融汇赵、董，而不受羁缚，在晚清学颜者诸家中，颇具影响。 二 民国初期，由于历史惯性之强大作用，制作匾额，题写碑铭，首邀翰林，一仍旧贯。出于对文化极品之敬畏，司事者必用尽解数，延请名家，不惜重金；而受邀者则尽力倾心，不辱使命，一笔不苟，方可有神品之叠出，佳作之不断。而袁励准、谭延闿，则为时代豪英，典型代表。二位均为翰林世家子，承潜德幽光，积深厚学养，故鲜有人及。因相去弗远，故所留真迹，吾辈有幸得见焉。 袁励准，字珏生，号中舟，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翰林。励准乃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榜眼袁继懋翰林之孙。以品学兼优，光绪三十年入值南书房；旋出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入民国，曾任清史馆编纂、辅仁大学教授。性嗜书，精篆籀，取法李阳冰，端方典雅，气势森然。故其馆阁体榜书，具金石之气。新华门匾额，即其所作。 新华门本是乾隆为香妃专建之“宝月楼”。民国初年，大总统袁世凯辟中南海为总统府，遂以宝月楼为正门，更名曰“新华门”。而匾额之题写，事关重大。世凯虽无功名，然其叔父袁保恒，乃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翰林。于词林翰苑，世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故其微时，既曾专程拜望励准，并攀亲认为本家，颇为恭敬。世凯任大总统后，数请励准出山，均遭婉拒。此番题写匾额，世凯以励准出身翰林，尝充帝师之任，且书法冠绝，故认定此任，非励准莫属。故而多次诚邀，并以五百元光洋为润笔。励准虽极力推辞，但最终碍于情面，不得已而命笔挥毫。匾宽1.6米，高0.64米，为正宗馆阁体，雄劲有力，气势森然，几无懈可击。百年之间，历经变故，有幸尚存完璧，至今尚悬此门，华夏荣焉。 谭延闿，字祖安、祖庵，号无畏，清代末科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1904）翰林，为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翰林谭钟麟之子。其幼承家学，天资聪颖，少年临池，颇有笔力。三十岁后，致力颜书，借鉴何绍基等前辈笔法，终生浸润，遂以名世。楷书宗《麻姑山仙坛记》，笔力弥满，气势壮伟。论者谓，其临池一丝不苟，“横”若千里之阵云，隐然有形；“竖”必停而后下注，恰如悬针；“撇”必搓而后出锋，劲挺利落；“捺”则厚朴端重，“点”则沉如坠石，尽得雍容挺拔之旨。一生临《麻姑》凡二百余通，颇多得意之作，有时半日可得一通，其精熟如此。四十岁后，笔法更趋成熟，俊迈豪放，洞达自在，宽博温情，于雄浑博大之中，更有清气弥漫，得力于颜真卿、翁同龢，卓然兀立于民国书坛。后国民政府成立，延闿出任行政院长，乃相位也；兼执书坛牛耳，擘窠大字、蝇头小楷，俱称精妙，而尤擅榜书。南京“中山陵奉安纪念碑”，即其手笔。庙堂气象，令人折服。当世颜字书家，能出其右者，至今未见。恢弘气象，斯文在兹。 余 论 时光飞逝，转瞬百年。其间种种变故令人目不暇接。于震荡纷乱之中，还是可以感受到时代前进的细碎步伐。然于取得诸多进步之同时，我们也付出了伤筋动骨、暴殄天物、玉石俱焚、失魂落魄的惨痛代价。而法度缺失，当居其首；书法失范，即其一斑。其体现着数千年来间我炎黄子孙对崇高之敬畏、对卓越之追求，对名家逸品之神往，对博大气象之营造；凝结着无数前贤之殷殷心血，万千先哲之苦心孤诣。然不出数十春秋，竟毁之殆尽，面目全非；恢弘难再，瓦釜雷鸣；落差之大，别似天渊。更堪忧虑者，吾辈不仅尽失辨别优劣之初级标准，亦不懂对自身水平之基本判断。乃至殿陛之间，涂鸦满眼；庙堂之上，墨猪高悬。长此以往，是否退回结绳记事、画影图形之蛮荒时代，实未可知也。岂不哀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