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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研究概况

http://www.newdu.com 2017-10-20 《语言与翻译》 陈宗振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陈宗振(1928-),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西部裕固语、维吾尔语(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文章介绍了建国60年来,我国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等9种现代突厥语族语言基础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政府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民族政策,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受到尊重和重视。建国以后,在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方面以及培养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专业干部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从而促进了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教育的普及,加强了语文教学和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民族语文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和多年培养的大批少数民族语文专业干部的成长,各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得以更迅速的开展,民族语文的基础研究也获得了空前的重大成果。
    现在,全世界有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约30多种,仅我国就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图瓦语、东北柯尔克孜语等9种。建国60年以来,这些语言的使用、发展和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特别是使用人口较多并有文字的语言,发展更为迅速,研究成果更多。
    本文拟简略地阐述我国学者关于中国现代突厥语族语言基础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重要专著和工具书,供同行们参考。
    1.现代突厥语族语言分布及使用概况
    突厥语族是阿尔泰语系的四大语族之一,古代突厥汗国诸部落的语言及以其后裔为基础形成的现代诸民族的语言都属于突厥语族语言。突厥语族语言约有40种,除古代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等古文字的文献语言外,现代突厥语族语言有:楚瓦什语、土库曼语、噶高乌孜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鞑靼语(塔塔尔语)、巴什基尔语、卡拉依木语、库墨克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乌孜别克语)、维吾尔语、撒拉语、图瓦语、卡拉嘎斯语、雅库特语、哈卡斯语、卡玛沁语、阙里克语、硕尔语、阿尔泰语、西部裕固语、吉尔吉斯语(柯尔克孜语)等。
    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的分布很广,东起西伯利亚,西至巴尔干半岛,南抵阿拉伯半岛,北至亚洲大陆北端。俄罗斯、中国、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土耳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希腊、约旦、黎巴嫩、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国都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
    在现代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中,土耳其约有6000多万人口,乌兹别克大约有2000多万,阿塞拜疆也接近2000万,哈萨克族人口在千万以上,维吾尔族人口接近千万;百万以上的有鞑靼、土库曼、吉尔吉斯(柯尔克孜)、楚瓦什、巴什基尔等;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人口多者数10万,少者1万以下,有的甚至不足千人。全球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总人口估计超过1.2亿。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有56个民族。按语言情况说,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裕固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共冲民族。他们的语言即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乌孜别克语和塔塔尔语。另外,图瓦语和东北柯尔克孜语也属于突厥语族语言。这些语言在我国的基本状况如下:
    维吾尔语:分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使用人口约900多万。另有数万维吾尔族人历史上因故迁居湖南、河南等地,现已使用汉语。
    哈萨克语:分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等新疆北部各市县;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和青海等地也有哈萨克族居民。使用人口约120多万。
    柯尔克孜语:分布于新疆西南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部分县市。使用人口约12万。其余的柯尔克孜人或只会说维吾尔语(阿克陶县)或由于长期信仰藏传佛教而早已改用蒙古语(额敏县)。
    撒拉语:分布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等县市、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等地。部分撒拉族人已经不会本族语言而改用汉语或其他语言了,撒拉族总人口为10万多,目前使用撒拉语的大约六七万人。新疆伊宁县的撒拉族人大多会说维吾尔语,他们的撒拉语受到维吾尔语的影响较多,因而与青海的撒拉语在词汇上有些差别。
    西部裕固语:裕固族有两种本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和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另有一部分裕固族人已经不会本族语言而改用汉语了。说西部裕固语的裕固族人分布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部的明花乡、大河乡等地。裕固族人口为1.3万人左右,操西部裕固语的约4600多人。
    乌孜别克语:我国的乌孜别克族人口约1.2万,分散居住于新疆的喀什、莎车、叶城、伊宁、乌鲁木齐等市县。因为没有形成稳定的语言社区,而且与外族通婚,纯乌孜别克族家庭逐渐减少,所以乌孜别克语的使用环境也日益萎缩。1958年以前,伊宁、乌鲁木齐还有乌孜别克学校,以后就逐渐消失了。现在,经常在家庭或亲友间还能使用乌孜别克语的人口,估计大约1000多人,其余的人基本上使用维吾尔语了。
    塔塔尔语:我国的塔塔尔族人口约5000,主要分布于新疆北部的乌鲁木齐、伊宁、昭苏、奇台、阿勒泰、布尔津、青河、塔城等市县。奇台县的塔塔尔族已经完全使用哈萨克语,其他城镇的人数都很少,乌鲁木齐最多,也仅仅600多人。与乌孜别克族一样,由于使用环境日益萎缩,1958年以前的塔塔尔学校也逐渐消失。现在,能够在家庭或亲友间使用塔塔尔语的估计不足千人,各地塔塔尔居民在社会生活中基本上使用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了。
    图瓦语: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说图瓦语的人是18世纪中期从唐努山迁来的,并被称为“乌梁海部蒙古人”。他们与蒙古族关系密切,许多人会蒙古语文,甚至在阿勒泰地区的蒙古族中有一部分很可能就是原来的乌梁海部蒙古人,他们已经不会说图瓦语,完全融入蒙古族。现在分布于布尔津、哈巴河、阿勒泰、富蕴等市县说图瓦语的人口约2000多。由于他们与蒙古族、哈萨克族关系密切,所以有一部分人会蒙古语或哈萨克语,甚至两种都会。同时图瓦语也吸收了一些哈萨克语借词。与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相仿,会说图瓦语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
    东北柯尔克孜语:黑龙江省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是200多年前从蒙古高原向东迁移的一支,他们信仰藏传佛教和萨满教。由于社会情况截然不同,东北柯尔克孜语与新疆的柯尔克孜语有一些差别,如没有阿拉伯—波斯语借词而与俄罗斯的哈卡斯语有一些共同点。20世纪80年代,少数中老年人还会说东北柯尔克孜语,现在会说的人更稀少了。
    近年来有些学者调查研究了和田地区的“艾努语”和伊犁地区的“土尔克语”,但它们是否能够说是与维吾尔语不同的另一种语言,尚无定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约30种,包括上述我国的8种,其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大同小异。关于它们的分类,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在此不予详细介绍,请参见有关参考书。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宗教信仰、经济生活和不同的文化,在语言中都有所反映。我国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大体上可以分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和信仰佛教等其他宗教的两大类。因此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语言的词汇中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成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其语音、语法的影响就很多,反之,则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极少。所以,我国的9种突厥语族语言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和撒拉语的共同点更多;西部裕固语和图瓦语、东北柯尔克孜语的共同点更多。在前6种语言中,根据语音语法特点,维吾尔语和乌孜别克语比较相近;哈萨克语和塔塔尔语、柯尔克孜语比较相近;撒拉语原属于乌古斯语,与土耳其语比较相近,它虽有一些乌古斯语的语音特点,但受汉语、维吾尔语等的影响较大。
    2.维吾尔语研究概况
    现代维吾尔语文是在察合台语文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与回鹘文文献语言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差别。在国外学术界,往往称之为“新回鹘语”,近数10年来,才称为“现代维吾尔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维吾尔文先后经历了借用阿拉伯字母并增设元音字母、采用斯拉夫字母式新文字、采用拉丁字母式新文字等阶段,最终于1984年制定了现行的32个字母的字母表并逐步完善了正音正字法规则。
    关于我国学者对现代维吾尔语的研究,我们分为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两个阶段来介绍,主要介绍关于各种语言语音、语法研究的重要成果和重要的辞书。
    2.1 建国以前
    解放前,我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止,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不被重视,所以缺乏语文科学研究的机构和人才。在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中,只有依不拉音·穆提义(汉文名“穆铁意”)依据从事维吾尔语文教学经验,于1948年编写了《维吾尔语正字法》、《维吾尔语语音学》、《维吾尔语词法》、《维吾尔语句法》《维吾尔语修辞规则》等教材,这是我国维吾尔族学者的第一批语言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我国已经有一些高等学校讲授维吾尔语,有些语言学家开始学习和研究维吾尔语文,还有些历史学家通过外文了解维吾尔等古今突厥语族语文的研究情况,翻译和发表了一些有关古今维吾尔语文的译著和论著。关于现代维吾尔语文的有:徐锡华编著的《注音新疆回文常用字表》(1938),陈郁文、杨永译《维文文法概要》(1948),这是关于现代维吾尔语仅有的两本正式出版的书籍。另外,西北大学、国民党国防部边务研究所都编印过《维汉字典》。
    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一些关于维吾尔语的论文,如:阎童的《国语内地方言与维吾尔方言》(1943),姜康的《维吾尔语与国语的关系》(1941),岑仲勉的《吐鲁番一带汉回地名对证》(1945),天山客的《新疆地名释义》(1947),周维新的《维吾尔方言的敬语》(1947),等等。
    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我国对于维吾尔语文的研究成果很少。
    2.2 建国以后
    建国初期,维吾尔语教学、研究机构出版了一些关于维吾尔语语法的专著和词典,在刊物上也发表了少数专题论文。改革开放以来,维吾尔语文教学研究机构逐渐增多,各种期刊和高等学校学报如雨后春笋,发表了关于现代维吾尔语语音、词汇、语法、方言和翻译研究等各方面的论文约1000多篇(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2000,戴庆厦1998)。在此只能着重介绍影响较大的一些专著和重要的工具书。
    李森的《维吾尔语读本》(1951),这是我国用汉语解说的第一部维吾尔语教材;包尔汉的《维汉俄词典》(1952)以巴斯卡柯夫、纳西洛夫的《维俄词典》(1939)为蓝本,加上汉语词义,共约1.2万词条,这是我国关于现代维吾尔语的第一部词典。
    建国后,由我国学者编著的维吾尔语语法书很多,主要是学校教师所编。改革开放以前有达吾提·吐热合买提的《维吾尔语语法》(1956),阿布都沙拉木·托合提的《维吾尔语语法》(1957)。
    改革开放以后,以维吾尔文解说的维吾尔语语法著作有:乃斯如拉·尤勒波勒地的《现代维吾尔语》(1980),吐尔迪·艾合买提的《现代维吾尔语》(1981),吐尔迪·艾合买提、安塞尔丁·木沙、乃斯如拉·尤勒波勒地合著的《现代维吾尔语》(1985),哈米提·铁木尔的《维吾尔语语法(形态学)》(1987),库热西·马合木提江主编的《现代维吾尔语》(2003),阿尔斯兰·阿布都拉主编的《现代维吾尔语》(2004)。以汉文解说的维吾尔语语法著作有:赵相如、朱志宁的《维吾尔语简志》(1985),陈世明、热扎克的《维吾尔语实用语法》(1991),易坤秀、高士杰的《基础维吾尔语》(1989)、《维吾尔语语法》(1998),等等。还有用维汉两种文字解说的,即程适良主编的《现代维吾尔语语法》(1996)。上述各种语法著作,主要是供高等学校学习维吾尔语的维吾尔族或汉族学生使用的教材,有的是供语言学界了解现代维吾尔语基本情况的专业性读物。
    在台湾从事维吾尔族历史、语文研究的刘义棠也发表了《维吾尔语文研究》(1978)。
    关于维吾尔语的词典,包括用维吾尔语解释的和用汉语解释的词典,主要有:阿米娜·阿帕尔等编的《现代维吾尔语正音词典》(1982),新疆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的《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正字词典》(1985)、阿米娜、米尔苏里唐等编的《现代维吾尔语正音词典》(1988)、米尔苏里唐·乌斯曼诺夫等的《现代维吾尔标准语正字正音词典》(1997),阿布利孜·牙库甫等编著的《维吾尔语详解词典(1-6)》(1990-1999)及其缩影本(1999),这几部词典既是维吾尔语语音、词汇的研究成果,也是维吾尔语文规范化的重要成果。特别是《维吾尔语详解词典》共收6万余词条,这标志着现代维吾尔语及其研究已经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水平阶段。
    另外,用汉语解释的词典有:新疆大学中语系编的《维汉词典》(1982),陈世明、廖泽余合编的《实用维汉词典》(1995),廖泽余、马俊民合编的《维汉词典修订本》(2006),以及新疆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集体编著的《维汉大词典》(2006),等等。
    此外,还有热外都拉·海木都拉的《维吾尔熟语详解词典》(1984),阿不都沙拉木·阿巴斯的《维语成语详解词典》(1991)、《维语同义词词典》(1993),马兴仁的《简明维汉对偶词词典》(1989)。这几部词典是编著者精心研究的成果,它们的问世标志着维吾尔语词汇研究达到了更高水平。
    关于语音学的专著有周同春、阿米娜、米尔苏里唐等的《现代维语语音声学研究》(1992),这是语音学家与维吾尔语专家合作的研究成果,它分析了维吾尔语全部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
    关于词汇学的专著有阿不都若夫·普拉提撰著的《维吾尔语词汇学》(1995),这是维吾尔语词汇学理论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内容比较丰富,尤其是其中关于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部分是最有价值的。赵世杰的《维吾尔语构词法》(1984),对维吾尔语构词手段作了简要的论述。
    关于方言研究的专著,首先是米尔苏里唐·乌斯曼诺夫的《现代维吾尔语方言》(1989),作者多年从事维吾尔语方言调查研究,此书在研究前人有关论著和自己实地调查基础上全面地分析了所获资料,正确地提出了划分方言的基本标准。米尔苏里唐陆续发表了关于维吾尔语方言研究的一系列著作:《现代维吾尔语和田方言》(1984)、《现代维吾尔语罗布泊方言》(1999),他还执笔编著了以“哈密土语调查组”名义出版的《现代维吾尔语哈密土语》(1997),这些著作是他对维吾尔语方言研究的重要贡献。吾拉木·乌甫尔编纂出版了《简明维吾尔语方言词典》(1986),高士杰撰写了《维吾尔语方言与方言调查》(1994)作为高校教材,作者根据历年积累的调查材料介绍了3个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特点,并论述了调查方法。此外,还有米海力的《维吾尔语喀什话研究》(1997),傅懋勋主编的《维吾尔语罗布话研究(1-2)》(2000),这是比较详细地描写罗布方言的著作,米娜瓦尔·艾比不拉的《维吾尔语方言和语言调查》(2004),木哈拜提·哈斯木等《现代维吾尔语方言词汇研究》(2006),等等。
    关于修辞学的专著有热外都拉·海木都拉折《维吾尔语修辞常识》(1979)、《维语修辞讲座》(1988),朱马·阿不都拉的《维语修辞学》(1987),霍加·阿布都拉、艾买提尼亚孜的《维吾尔语修辞学》(1988),等等。
    除上述各类有关维吾尔语研究的专著、工具书外,改革开放以来在《民族语文》、《语言与翻译》、《西北民族研究》等期刊和各高等学校学报上发表了大量论文。这些论文可以大致分为:语音研究,涉及音位系统、语音变化等;词汇研究,涉及词的结构、复合词、词义、词源、新词术语、熟语、个别词语研究;语法研究,涉及各个词类、句法;方言研究,涉及方言划分、具体方言土语的语音、语法、词汇;修辞学研究,涉及各类词和成语、谚语的修辞作用;专名研究,涉及人名、地名及其规范化问题;对比研究,涉及维吾尔语与汉语、英语、日语、土耳其语各方面的对比;翻译研究,涉及翻译理论、各类词语的翻译原则、翻译方法、个别词语的翻译;文化语言学研究,涉及各类词语的文化内涵、词语所反映的文化特点;其他方面研究,包括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维吾尔语史等各方面的研究。
    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了《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文献题录》(2000),上述各类论文大都被收录于其中。
    总之,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在现代维吾尔语文研究领域,取得了空前突出的成就,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专门从事古今突厥语文研究的学者,从而在国际突厥学界占有了应有的地位。
    3.哈萨克语研究概况
    哈萨克族是垮境民族,与哈萨克斯坦的主体民族具有共同的语言,这就是在突厥钦察(克普恰克)语的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哈萨克语。但由于所处社会、政治环境不同,在词汇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哈萨克族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即哈萨克文。但阿拉伯字母中元音字母不足以表示哈萨克语的元音,哈萨克族学者阿合买提·巴依吐尔逊曾于1912年提出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萨克文新方案,1924年又曾加以改进。后来又进行了一次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和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改革,但均未推行,1984年公布了现在使用的33个字母的哈萨克文字母表和正字法规则,使哈萨克文逐步完善和规范。
    3.1 建国以前
    建国前,在我国新疆哈萨克族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从事哈萨克语文的教学、研究工作,但重点是改进文字,编写语文教材。卡力木·都山拜叶夫编著了《字母的含义》
    (1936),在确定采用等4个字母后,塔拉斯巴耶夫编写了新的《识字课本》(1946),艾尼瓦尔·科克也夫编写了《哈萨克语》一文,解释新的正字法,在《新疆日报》上发表。此外,还有那孜尔·乌玛罗夫、穆华希·贾肯等在《新疆日报》上发表有关哈萨克语言文字的文章。
    3.2 建国以后
    建国以后,哈萨克语文教学、研究工作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前,研究的重点是围绕扫除文盲、文字改革等进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族语文机构先后编写了《哈萨克文简明写法》(1954),《哈萨克新文字方案》(1965),《哈萨克新文字正字法》(1965),《哈萨克语初级读本》(1965),《哈萨克语(语音)》(1975),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哈萨克语研究的专著有:格拉吉丁用汉文编著的《简明哈萨克语语法》(1982),新疆大学的《现代哈萨克语》(1985)。耿世民、李增祥的《哈萨克语简志》(1985),简要介绍了哈萨克语的语音、语法、词汇、方言、文字;杨振明编的《哈萨克语读本》(1987),是供汉族同志学习哈萨克语文的教材;耿世民的《现代哈萨克语语法》(1989),特点是用国际突厥学字母拼写,也是在多年教学工作基础上编著的用汉文解说的哈萨克语教材;朱马太的《现代哈萨克语》(1999)是适合高等学校哈萨克语专业学生的教材。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集体编纂的《现代哈萨克语》(2002)是最全面的研究成果,此外还有成燕燕的《现代哈萨克语词汇学研究》(2000)、《哈萨克语汉语补语习得研究》(2003),黄中祥的《哈萨克词汇与文化》(2005),等等。
    张定京对哈萨克语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他的《现代哈萨克语虚词》(2003)和《现代哈萨克语实用语法》(2004)是多年精心研究的成果,其中有许多精辟的新见解。
    关于哈萨克语的词典有:金炳喆编著的《哈汉词典》(1979),阿不拉什和努尔别克的《哈萨克语词组和成语词典》(1982)、《哈萨克文正字词典》(1986),美拉特汉等编的《哈汉谚语词典》(1986)。努尔别克、崔崇德、李增祥等编纂的《哈汉词典》(1989),收词4万余条,有成语、固定词组、谚语、科技术语等,附语音、语法简表及很多常用资料,是迄今最完备的哈汉词典;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集体编纂的《哈萨克语详解辞典》,则于1992年开始逐卷出版。
    除上述关于哈萨克语研究的专著、工具书外,改革开放以前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有:热合木吐拉艾卜夏的《论词》(1956),阿·马敖亚的《要正确运用格言谚语》(1957),衣那也提·克扎也夫的《关于哈萨克语系属问题的简介》(1979),吾拉孜别克的《哈萨克语的元音及其符号》(1979)。用汉文撰写的论文有耿世民的《哈萨克语文及其研究》(1958),魏萃一、范耀祖的《关于哈萨克语圆唇音以及χ字母发音的口语调查》(1965),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民族语文》、《语言与翻译》等期刊和高等学校学报上关于哈萨克语的论文更多,语音方面有:吐尔逊·木卡什的《哈萨克语元音》(1981),张定京的《哈萨克语元音中的清化现象》(1990),吴宏伟的《哈萨克语维吾尔语音位的比较》(1994),等等。
    关于词汇方面的论文有:米尔卡玛勒·贾来力汗的《哈萨克语中个别复杂词缀剖析》(1983),木拉提·苏里堂的《关于哈萨克语名词术语规范的几个问题》(1992/1994),白斯木汗的《哈萨克语的历史词和古词》(1986),努尔哈毕·苏里唐夏日甫的《论哈萨克语中的外来词》(1988),马坎、成燕燕的《关于哈萨克语复合词的结构》(1986),丁石庆的《哈萨克语紧缩词试析》(1986),李绍年的《哈萨克语惯用语简析》(1989),汗南·恰尔甫汗的《浅谈哈萨克语合成词的分类》(1988),巴扎尔汗的《论哈萨克语表颜色的词及其意义》(1988),阿里木·朱玛什的《哈萨克语词汇及其同古突厥语的关系》(1986),博拉什·舒可也夫的《波斯语借词》(1990),成燕燕的《关于哈萨克语复合词的结构》(1986),陈晓云的《哈萨克语中的重叠词》(1988),等等。
    关于语法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努尔哈毕·苏里唐夏日甫的《论哈萨克语的量词》(1985)、《论代词向格“ghan”》(1986),白斯木汗·豪斯别克的《哈萨克语领属词尾和人称附加成分的语法意义》(1993),王远新的《哈萨克语量词浅析》(1984),丁石庆的《浅谈哈萨克语动名词》(1987),海拉提·哈比特汗的《试论哈萨克语形容词的级》(1987),崔崇德的《哈萨克语拟声词初探》(1985),张定京的《哈萨克语祈使句》(1990),等等。
    哈萨克语方言差别较少,但也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如:汗南·恰尔甫汗的《关于哈萨克语的方言问题》(1984)、吐尔逊·巴勒噶巴依的《关于哈萨克语方言的几点看法》(1984)、哈布力哈孜·木合散的《试谈我国哈萨克语的方言》(1993),等等。
    此外,涉及哈萨克语言的演变和发展的论文有:尼合买德·蒙加尼瞅《哈萨克语简史》(1980)、史铸美的《试论近代哈萨克语的一些演变》(1986)、王远新的《试论哈萨克语词类的分化》(1983)等。
    总之,关于哈萨克语文的学术论文更多、更好,扩展了广度和深度,除以上所举论文外,还有许多论文涉及哈萨克语史、语音学研究、词汇学研究、语法学研究、方言研究、专名研究、与其他语言的对比研究、翻译研究、文化语言学研究等学术领域。
    4.柯尔克孜语研究概况
    柯尔克孜古称“黠戛斯”、“乞儿吉思”、“布鲁特”等。我国柯尔克孜族是垮境民族,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具有共同的历史、语言与文化。但当时俄文称之方“Кыргыз”而不是现在俄文中与其自称更接近的“Кыргыз”,而且,在沙俄时期,俄文关于突厥语族语言的著作称吉尔吉斯为“喀喇吉尔吉斯”,以便与“哈萨克吉尔吉斯”(指哈萨克族)相区别。近代的汉文文献一向依据当时的俄文称境外的为“吉尔吉斯”,依据其自称的语音称境内的为“柯尔克孜”。
    柯尔克孜语也就是在叶尼塞突厥文文献语言基础上,经过多年演变而形成的现代吉尔吉斯语,但由于所处社会、政治环境不同,在词汇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在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族学者依契纳利·阿拉巴依曾于1912年在简化察合台文的基础上编写了《识字课本》。1916年,依契纳利·阿拉巴依曾来我国柯尔克孜族地区传授文字,编写了《柯尔克孜识字课本》,直到20世纪30-40年代,我国柯尔克孜族都使用依契纳利·阿拉巴依改进的文字。建国以后,于1954年制定了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柯尔克孜文方案和正字法,其字母表共有30个字母,以
    表示4个圆唇元音。1955年,柯尔克孜文方案和正字法经新疆省人民政府批准使用。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从1963年到1979年柯尔克孜文字停止使用,1980年之后才恢复使用。1983年柯尔克孜文又经过一次改进,字母还是3叶,但调整了字母顺序、名称等,并制定了新的正字法,使柯尔克孜文的规范化更前进了一步。
    1934年,我国才建立第一所柯尔克孜族学校,所以建国前缺乏柯尔克孜语文研究人才,也就没有什么研究成果。解放初至改革开放前只有以下几篇著作:胡振华以汉文发表的《中国柯尔克孜族的语言和文字》(1957)、《柯尔克孜谚语》(1962)、《柯尔克孜族语言概况》(1979),阿帕孜·都拉托夫以哈萨克文发表了《柯尔克孜新文字》(1957)一文。
    20世纪80年代,柯尔克孜文恢复使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制订了《柯尔克孜语正字法》(1985),出版了马克来克·玉买尔拜主编的《柯尔克孜文正字词典》(1989),有5.6万词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著了《柯尔克孜文标点符号规则》(1996)、《柯尔克孜语正音规则》(1998)。
    胡振华编著的《柯尔克孜语简志》(1986)论述了柯尔克孜语的语音、语法、方言、文字。胡振华和伊马尔特(G.Imart)用英文合作出版了《柯尔克孜语教程》(1989),作为美国“乌拉尔—阿尔泰学丛书”之一。胡振华等还编著了《柯汉简明词典》(1987)和《柯尔克孜语教程(吉尔吉斯语)》(1995),此书为吉尔吉斯语文教材,采用斯拉夫字母的吉尔吉斯文,并以汉文解说。他的论文集《柯尔克孜语言文化研究》(2006)收录了十几篇关于柯尔克孜语的论文。在我国柯尔克孜语研究中,胡振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
    柯尔克孜族学者也编撰了一些关于语言文字的著作:马克来克·玉买尔拜等的《柯尔克孜语语法1-3册》(1984-1988),诺肉孜·玉山阿勒的《现代柯尔克孜语》(1987)、《柯尔克孜语概论》(1996)、《语言学名词术语》(1998),朱玛·玉米提、马克来克,玉买尔拜的《语言学基础》(1990),等等。
    此外,胡毅的《中国柯尔克孜语南部方言研究》(2001)比较全面地从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着重阐述了柯尔克孜语南部方言的特点。
    除了上述辞书、专著之外,柯尔克孜文语言研究刊物《语言与翻译》(柯文版)创刊至今已经20多年,发表了许多关于柯尔克孜语研究的论文。《柯孜勒苏教育》、《新疆柯尔克孜族文学》等刊物上也有一些关于柯尔克孜族语文的论文发表。
    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中,有关柯尔克孜语语音研究的主要有:马克来克·玉买尔拜的《试论柯语元音和谐》(1982),胡振华的《柯尔克孜语中的元音和谐——兼论元音和谐不等于同化作用》(1981)。关于柯尔克孜语语音研究方面的论文还有尤丽杜丝·阿曼吐尔的《柯尔克孜语语音》(1988),依斯拉依·阿合买提的《试论柯尔克孜语的语音特点》(1990),等等。
    关于柯尔克孜语语法研究方面的论文有:柯容巴依·马提利的《关于助动词之我见》(1987)、《柯语有主语句和无主句》(1985),托合托鲁·阿买提的《关于柯尔克孜语量词的特点》(1993),马克来克·玉买尔拜的《试论柯语语素种类》(1987),尤丽杜丝·阿曼吐尔的《柯尔克孜语中的助动词及其语法意义》(1994)、《柯尔克孜语动词的特殊形式浅析》(1996),胡振华的《试析柯尔克孜语中的助动词及其用法》(1998),等等。
    我国柯尔克孜语的研究与柯尔克孜文字的使用密切相关,由于语文政策方面的干扰,20世纪60年代,柯尔克孜语文的教学、翻译尚且被限制,就更谈不上语言研究。80年代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观。近20多年来,逐渐开展的柯尔克孜语文教学与翻译出版工作促进了语文研究,培养了不少语文教学研究人员,尤其是《语言与翻译》柯文版创刊以后,提供了发表论文的稳定的园地,出现了柯尔克孜语言研究的新气象。
    5.撒拉语研究概况
    撒拉族自称“撒拉尔”,我国史书记载有“沙刺”、“撒喇”、“萨拉”等名称。“撒拉”这一民族名称最早可追溯至7世纪西突厥时期乌古斯部的“撒鲁尔”部落。在《突厥语大词典》的“乌古斯”(o
    uz)词条中介绍乌古斯的22个氏族,其中第5个“萨尔古尔”(salur),据历史学家研究,这也就是撒拉族的先民。古代的“撒鲁尔”人在向西迁移的行程中,一部分居留于撒马尔罕;一部分居留于现今土库曼斯坦,融合于土库曼族;最后一批到了小亚细亚,融合于土耳其人。撒马尔罕的撒鲁尔人于13世纪后辗转迁徙到我国青海、甘肃等地定居。撒拉语是我国独有的两种突厥语族语言之一,另一种为裕固族使用的西部裕固语。撒拉语可以分为街子土语和孟达土语。撒拉族中有一部分人已经不会说本族语言而使用汉语文。
    新疆伊犁地区有大约4000多撒拉族居民,他们是清代因反抗封建统治或教派之争而被流放到伊犁的,或因逃避战乱、饥荒,为求生计而投奔在伊犁的同族亲友的。他们有比较狭小的聚居点,从而保留了自己的本族语言,但因受到维吾尔语的影响而与青海的撒拉语有词汇上的差异。
    20世纪前期,关于青海撒拉语,主要有杨涤新的《撒拉人语文习俗之调查》(1943)及《青海撒拉人之生活与语言》(1945)。杨涤新的论文,通过一些词语论证撒拉语属于突厥语族语言但与维吾尔语不同;撒拉族地区有藏族,但撒拉不是藏族分支,这些现在看来是常识的问题,在当时即使是汉族中的知识分子也不甚了了;更重要的是,杨氏经过实地调查,提出撒拉族曾有自己的文字,即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撒拉文,并发现了《撒拉族志》及神话、诗歌等几部用撒拉文书写的文献。
    建国以后,关于撒拉语的主要著作有:林莲云的《撒拉语简志》(1985)、《撒拉汉、汉撒拉词汇》(1992),两种语言可互相检索,总计约收词条1.2万,许伊娜的《新疆—青海撒拉语维吾尔语词汇比较》(2001),对青海循化、新疆伊宁等地的撒拉语词汇与维吾尔语词汇作比较,并以统计的结果说明彼此的异同以及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语文环境的影响。许伊娜还与吴宏伟合作编著了《新疆撒拉语》(2005),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新疆伊宁等地近4000名撒拉族的语言。撒拉族学者韩建业出版了专著《撒拉族语言文化论》(2004)。
    维吾尔族学者米娜瓦尔·艾比不拉的论文《土库曼语与撒拉语比较研究》(1998),是有关撒拉语的比较研究成果。
    在各种刊物上还发表了一些论文:林莲云、韩建业的《撒拉语概况》(1962),林莲云的《撒拉语语音特点》(1986),刘兆雄、林莲云的《保安语和撒拉语的确定语气和非确定语气》(1980),在突厥语族诸语言中,大多存在这类确定和非确定的语气,根据此文资料,有关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在这方面的共同性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韩建业与林莲云曾发表《撒拉语词汇概述》(1982),马成俊曾发表《试谈撒拉语谐音词》(1990)。近年来,韩建业关于撒拉语的研究成果相当多,涉及各个方面,均以论文方式发表,主要有:《现代撒拉语语音和词汇》(1988)、《撒拉语词法概述》(1989)、《撒拉语动词简述》(1990)、《撒拉语词组和句子的结构方式》(1990)、《撒拉语句法分析》(1990)、《读历史上的撒拉文——土尔克文》(1989)、《从文献资料看撒拉语的发展变化》(1989)、《撒拉语汉语语法结构特点之比较》(1990),等等。
    近年来还有马伟的《撒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1995),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的《新疆撒拉语特点试析》(1997),米娜瓦尔·艾比布拉的《撒拉语与土库曼语的关系——兼论撒拉语发展简史》(2000)、《撒拉语词汇探析》(2002),克里木的《撒拉语谚语简析》(1996),马伟的《撒拉族文化与委婉语》(2001),等等。
    6.西部裕固语研究概况
    我国裕固族是古代“黄头回鹘”的后裔,宋代,他们的先民在现今新疆东南和甘肃、青海西北一带活动,元、明称“撒里畏吾、撒里畏兀儿”,清称“锡喇伟古尔、西喇古尔黄番”,建国后确定汉文名称为“裕固族”。明代,在其地设安定、阿端二卫。15世纪中期,由于伊斯兰教势力的东扩,安定、阿端卫的裕固族在蒙古贵族官员及大头目的率领下东迁到肃州附近及甘州南山,即现今住地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由于现今裕固族是由“黄头回鹘”与安定、阿端二卫的官员、大头目及其部属融合而形成的,所以他们分5U使用两种本族语言,即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和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另有一部分原来说西部裕固语的居民,由于受汉语影响较大,已经不会本族语言而完全使用汉语了。
    “黄头回鹘”使用过回鹘文,回鹘文《金光明经》抄写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但16世纪初期,畏兀儿(今维吾尔)已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了,所以,抄写于100多年后并保存于裕固族地区的酒泉文殊沟的回鹘文佛经,大约是信仰佛教的裕固族佛教徒之遗物。
    建国以后,根据科学发展12年规划,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决定培养撒拉语、裕固语研究人员,陈宗振被安排学习和调查研究裕固族语言,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只发表了《裕固族及其语言》(1977)一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西部裕固语的主要著作有:陈宗振、雷选春的《西部裕固语简志》(1985),简要论述其语音、词汇、语法,并附1000多常用词;陈宗振的《西部裕固语研究》(2004),上篇论述西部裕固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并有西部裕固语与回鹘文文献语言和现代维吾尔语的重点比较研究,下篇为西部裕固语短句、故事、传说、谈话、歌曲等各类话语材料。词典主要有雷选春的《西部裕固汉词典》(1992),共收7000多词条。
    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裕固语研究方面的论文有:陈宗振的《西部裕固语概况》(1982)、《论西部裕固语的带擦元音》(1986)、《西部裕固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1985)、《关于西部裕固语系动词的“口气”》(1998)、《关于裕固族族称及语言名称》(1990)、《试释裕固族宗教和婚丧习俗的某些用语——裕固族习俗用语纵谈》(1994)、《试释西部裕固语中关于服饰的某些词语》(1998)以及《〈突厥语词典〉中保留在西部裕固语里的一些古老词语》(1992)、《再论〈突厥语词典〉中保留在西部裕固语里的一些古老词语》(1993),雷选春的《西部裕固语与维吾尔语词汇之比较》(1992),吴宏伟的《西部裕固语亲属称谓研究》(1992),董文义的《裕固族操两种语言问题初探》(1983),杜曼·叶尔江的《浅谈裕固语使用情况》(1994),杜曼·叶尔江、吉合台的《西部裕固语中的藏语借词》(2005),等等。
    耿世民与克拉克(L.Clark)合作,在国外发表了《裕固语话语资料》(1992)。
    近年来,裕固族学者钟进文除发表《西部裕固语研究》(1999)外,还发表了许多裕固族研究方面的论文,其中与语言有关的有:《西至哈至考略》(1992)、《简述裕固族族称与突厥语地名的关系》(1992)、《一篇裕固族历史传说研究》(2000)、《近几年国外裕固语研究综述》(1997)、《20世纪的中外西部裕固语研究》(2000)、《西部裕固语的历史地位与使用现状》(2000),等等。1995年,他编著了《裕固族文化研究》一书,其中除收有他本人的论文外,还有关于裕固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概述。
    杨进智主编的《裕固族研究论文集》(1996),包括国内外学者关于裕固族历史、语言、文化的数十篇论文;钟进文主编的《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2002),汇集了关于裕固族语言、历史、文化的各种书籍的概要和多篇论文,内容更为丰富、详尽。
    西部裕固语使用人口只有4000多,由于单一的畜牧经济演变为牧业与农业、林业和商业等并举,外出谋生的人数迅速增加,行政事务使用汉语文为主,汉语文的文化教育和新闻广播电视的飞速发展,群众汉语文水平不断提高,单纯的族内通婚演变为与外族通婚的比例逐渐加大,纯西部裕固语家庭逐渐减少,所以青少年的本族母语水平逐渐下滑,西部裕固语已经处于濒危状态。
    7.乌孜别克语研究概况
    我国乌孜别克族也是垮境民族,目前有人口约1.5万,散居于南北疆各地。他们在国外是称为“乌兹别克”的民族和国家。在汉文史籍中称为“月即别”、“月祖别”等。近现代汉译名国内外不同,二者仅一字之差。国外的乌兹别克族主要聚居于乌兹别克斯坦,少部分散居于中亚各国和阿富汗等国。20世纪初期以前使用察合台文,后来,他们称之为“老乌兹别克文”。1929年采用拉丁化文字,1940年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乌兹别克文。
    我国没有乌孜别克文,没有乌孜别克文出版物。只有程适良、阿不都热合曼以汉文编著的《乌孜别克语简志》(1987),论述新疆乌孜别克语口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简况;陈宗振、赵相如等编著的《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1990)包括乌孜别克语的约4000多个单词。
    由于我国乌孜别克族没有聚居区,仅在新疆的伊犁地区、奇台县、莎车县呈小聚居状态的乌孜别克族部分人尚能使用乌孜别克语,大多数人使用维吾尔语文或哈萨克语文,能够使用本族母语的场合和人数还在逐渐减少。20多年以前,调查乌孜别克语就感到困难,现在大约更加难以找到能够熟练掌握乌孜别克语的发音合作人了。
    8.塔塔尔语研究概况
    塔塔尔这一族称在我国史籍中称为“鞑靼”、“达怛”、“达旦”、“达靼”等。现在采用古代译名“鞑靼”称国外塔塔尔,对国内则用汉语新译名“塔塔尔”。国外鞑靼族主要聚居于俄罗斯的喀山、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亚和西伯利亚等地,苏联时期有鞑靼自治共和国。鞑靼语有方言差别,但使用统一的文字,20世纪初期以前使用从钦察汗国以来的阿拉伯字母式的文字,1925年曾进行改进,1929年,采用拉丁字母式的鞑靼文,1939年起又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鞑靼文。在我国的塔塔尔族是19世纪初期陆续从伏尔加河流域、西西伯利亚和中亚各地迁来的,现分布于新疆北部的一些县市。除一部分牧民在牧区外,塔塔尔族多散居于各城市从事商业或文教工作。由于人口较少而且分散,在新疆奇台县牧区的塔塔尔族已经使用哈萨克语文,城市居民主要使用维吾尔语文或哈萨克语文,只有少数人在本族亲友之间使用塔塔尔语。
    我国没有塔塔尔文,没有塔塔尔文出版机构,但有以维吾尔文或哈萨克文字母排印的、内容为塔塔尔语的个别书籍,例如,王志、热孜也编著的《塔塔尔民歌》(1983)。关于塔塔尔语的汉文书籍只有陈宗振、伊里千编著的《塔塔尔语简志》(1986),此书以乌鲁木齐塔塔尔族居民口语材料为依据,论述其语音、词汇、语法简况;陈宗振等的《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1990)包括塔塔尔语的约4000个单词。此外,还有周建华、热娜·阿克姆里纳的《塔塔尔语变异现象探析》(1997),周建华的《塔塔尔人的语言使用概况》(2000)等论文。
    与乌孜别克语情况相似,我国的塔塔尔语的使用场合和使用人数也都日益萎缩。因为塔塔尔族居民人数很少,又分散生活于城市,纯塔塔尔族家庭急剧减少,青少年的母语水平逐渐降低,所以今后开展塔塔尔语的调查研究将日益艰难。
    9.图瓦语研究概况
    我国说图瓦语的人与俄罗斯境内的土瓦人根源相同。“土瓦”原本是古代突厥部落的一支,在我国史籍上称为“都播”、“都波”、“秃巴”等,原来在北海的(贝加尔湖)以南游牧,后因居住于现今蒙古国西北的乌梁海地区,又被称为“乌梁海人”。现今俄罗斯境内的土瓦人还曾被称为“萨颜人”、“索约特人”,1944年被并人苏联,成为土瓦自治州。他们有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我国说这种语言的居民是18世纪中期迁来的,现在分布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哈巴河等县,估计大约有2000多人。他们的民族成分为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许多人会蒙古语或哈萨克语。因为汉文无规范化的名称,对其语言有“土瓦语”、“图瓦语”、“图佤语”等写法,或称为“柯克蒙恰克语”。
    我国图瓦语研究成果主要有吴宏伟的专著《图瓦语研究》(1969),此书为“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之一,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图瓦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图瓦语在突厥语族语言中的地位及特点,并附有大约2500个单词的词汇材料。
    关于图瓦语的论文有宋正纯的《土瓦语研究》(1981)、《我国土瓦语音系初探》(1982)、《图佤语概况》(1985)、《新疆图佤人的多语家庭》(1988),董文义的《图瓦人与图瓦语》(1985),程适良的《阿尔泰图瓦人语言概况》(1992)、《阿尔泰图瓦人语言概况(续)》(1992),等等。
    10.东北柯尔克孜语研究概况
    胡振华研究了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固有语言,他发表了《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及其语言特点》(1983),作者根据材料提出,东北柯尔克孜语是与哈卡斯语χ言比较接近并保存了不少古代柯尔克孜语特点的一种突厥语,但与新疆柯尔克孜语不同,不是同一种语言,也不是新疆柯尔克孜语的方言。胡振华还发表了《东北柯尔克孜语语音概述》(1983)、《有关黑龙江省柯尔克孜族的部分语言材料》(1996),并与伊马尔特(G.Imart)合作用英文发表了《富裕县柯尔克孜人的语言》(1983)。在胡氏调查这种语言时只有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才会说,且缺乏语言环境,使用机会也不多,如今又过去20多年,会说这种语言的人更加稀少了。
    11.关于我国新疆某些语言现象的调查研究概况
    除上述我国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图瓦语和东北柯尔克孜语等9种现代突厥语族语言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通过实地调查,认为我国境内还有一些使用人口不多但历史和语言情况都很特殊的居民,并著文论述了他们的语言,有的还在国外学术界引起关注。这些文章主要有赵相如、阿西木的《艾努语的数词》(1981)秋《新疆艾努人的语言》(1982),作者初步认为和田地区某些居民的艾努语是一种混合语,它的形成与这些居民的祖先是操伊朗语支语言的民族有关。
    日本学者林彻(Trooru Hayasi)与我国学者沙比提·肉孜、塔伊尔江·穆罕默德、王建新合作,调查研究了喀什地区的艾努语,发表了《新疆喀什地区谢依赫勒村村民使用词汇》(1999),将这种所谓“艾努语”的“语言”与标准维吾尔语相比较,得出了两者在语音、形态和句子结构等几方面都没有特殊之处,只是在词汇上有差异。此书列出了其特殊词汇约300多个词,包括同一词根加维吾尔语构词成分的派生词和与其他词组成的复合词。
    关于艾努语等已经发表的特有词汇和长篇资料很少,而其音位系统、语法结构与维吾尔语基本一致,这涉及到何谓“混合语”以及这是不是混合语的问题。看来应根据更多的资料进一步研究,同时更深入探讨关于“混合语”的理论问题。
    赵相如、阿西木还发表了《新疆伊犁地区土尔克话的特点》(1985),赵相如与美国的韩伦(R.F.Hahn)在国外中亚杂志上发表了《伊犁土尔克人及其语言特点》(1989),程试、胡毅发表了《从土尔克话的演变看语言的融合》(1990)。
    对于这几种所谓“语言”,学者们的调查研究是有学术价值的,至少这些语言材料、语言现象是珍贵的,应该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但究竟是否能够被确认为独立的语言,还应该继续深入调查研究。
    12.结语
    在我国,20世纪30年代以后开始有汉族学者关注我国古今突厥语族语言的研究,做了一些依据国外资料的翻译介绍或初步的调查研究工作,但依然缺少本专业的专家。在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中,有一些从事语文工作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关于文字改革或语文教学的应用研究,也有了少数研究成果,然而,缺乏受过现代语言学理论教育的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力开展民族语文工作和语言研究,开始培养各民族语文专业人才。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涌现了一些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语言专家,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从而在国际突厥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我国突厥语族语言研究事业一个世纪多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环境是客观前提”,“专业人才是决定因素”。没有安定的社会和正确的民族政策、民族语文政策,没有具备现代语言学理论修养和突厥语知识的人才,就不会有突厥语族语言研究事业的发展。近20多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完成了国家课题《新疆民族语言分布状况与发展趋势》,并出版了专著,其中也对新疆现有各突厥语族语言进行了论述。与此同时,母语为突厥语族语言的语言学家不断成长,而逐渐成为我国突厥语族语言研究战线的主力军。只要他们谦虚谨慎,严谨治学,刻苦钻研,将来一定会在突厥语族语言研究领域作出更重大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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