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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称：重庆白鹤梁（位于长江上游地区） 白鹤梁，是长江涪陵段与乌江交汇之处（今重庆市涪陵区北部）一段长约1600米、宽约15米、东西延伸的天然石梁。这段梁曾长年淹没水中，仅在冬春之际枯水期时才有一部分露出水面。古人在石梁底部刻有石鱼，作为衡量枯水程度的“零度”标尺。当地流传“石鱼出水兆丰年”“江心石鱼，出则大稔”之类的谚语，将石鱼显现与否，视为年成丰歉的预兆。 自唐代以来，文人墨客在此或镌图画鱼，或题诗作记，在保留古代长江上游水文观测重要资料的同时，也成就了白鹤梁“水下碑林”的美誉。 白鹤梁所在的涪陵地区，唐以后属涪州，五代时为后蜀辖地，后纳入宋朝版图。白鹤梁题刻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一件题刻为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谢昌瑜题记》，题记记录了当时地方官员发现、查验并上报石鱼出水的大致过程，如：“据左都押、谢昌瑜等状申，大江中心石梁【下缺】”“古记及水际有所镌石鱼两枚，古记云：‘唐广德【下缺】’”“春二月，岁次甲辰，江水退，石鱼出见。下去水四【下缺】”“问古老，咸云：‘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时刺史【下缺】”“余年今又复见者，览此申报，遂请通判【下缺】”“古记实不谬矣。于戏！美哉盛事，直逢”等。 因年代久远，题记下半部文字残缺，漫漶难辨。它大概讲了这么一件事：谢昌瑜等人将石鱼出水的事件向州级官府申报，继而相关官员通知本州通判，并与其他地方官吏复核勘验，确认无误后将此事向朝廷上奏。仅存的文字关涉北宋开国初年平定蜀地前后的两件要事，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是宋初的通判。 唐代中期以来，藩镇控制地方州县土地、人口、赋税、军队，造成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衡。对宋初政权而言，这无疑是亟待解决的“肢体之患”。针对这一弊端，宋廷在统一战争过程中，采取“断其指臂”的办法，即切断藩镇对州县的统辖权，对新近平复的州县，由中央直接派遣文官担任知州、知县等地方长官。此外，在一些刚纳入宋王朝版图之内的地区，旧政权的地方官员无法一时完全废罢，宋廷也允许他们继续留任，但专门在这些地区设置通判，并规定本州府公务事无大小，知州须与通判一同签署，才能实施。 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宋军平定荆湖后即向当地派遣通判，后将这一措置陆续推广至后蜀、南汉乃至全国。通判由朝廷任命，身负监视地方的使命，既不是州府长官的副手，也不是他们的属官，因此往往有恃无恐，动辄对其声称：“我乃监郡！朝廷就是派我来监督你！”宋太祖曾下诏调解双方矛盾，但新旧人员之间，仍旧难免产生摩擦。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谢昌瑜题记》中记载的“请通判”这一步骤，正是这一制度在执行中的鲜活实例。可以推测，将石鱼出水一事通知通判的“览此申报”者，应该就是当地长官，石鱼出水之事要请朝廷派来的通判查验后，才能联署上报。 二是天下已治蜀后治。 题记在后半段的叙述中，对开宝四年这次石鱼出水的意义进行了总结和升华。除了印证前代“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的古老谚语，又被题记作者赋予了“直逢昭代，斯乃呈祥”的宏大意义，并上升到表彰“吾皇之圣化”的高度。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让我们先从五代宋初四川地区的“改朝换代”开始说起。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旋即着手进行统一战争。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时，宋已吞并荆湘地区，赵匡胤遂令王全斌等率领两路大军伐蜀。次年，后蜀孟昶出降，后蜀版图尽入宋朝。 平蜀战争结束，四川地区却并不太平。一方面，宋军在成都烧杀抢掠，甚至射杀了两万七千名后蜀降兵；另一方面，中央政权开始征调蜀地财富，以充实国库，为进一步的战争做准备，如征收高额商税、实行井盐政府专卖、垄断布帛的生产和交易。由于朝廷的压榨，蜀地反宋事件延绵不绝，如王小波、李顺之变（公元993年）、刘旰兵变（公元997年）、王均兵变（公元999－1000年）等等。正所谓“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地方局势在北宋前期仍不稳定，这里的民众对朝廷的“归属感”仍然较低。 值得一提的是，宋方在蜀地不得法的统治，甚至造成北宋前期蜀地人心不向宋朝而向着后蜀的情况。实际上，孟昶治蜀并非后来宋代官方叙述之不堪。蜀籍士人张唐英私人修撰的《蜀梼杌》称赞孟昶“幼聪悟才辨，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孟昶归降宋朝，离开成都赴开封时，“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了解宋初四川地方统治的实情后，可以看出，对宋初蜀地的情况，官方与民间的叙述不尽相同，甚至有相互抵牾之处。不过，这段题记最终呈现给时人及后人的面貌，非常明确地将石鱼出水的意义指向宣扬赵宋王朝在当地的恩泽，实际上也起到了重建四川地方统治秩序、增强蜀地民众对宋王朝认同感的意义。 今天，随着三峡水利工程建成，政府已在白鹤梁原址建成水下博物馆，这里的题刻被保护在水下40米深处，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