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砚之琴棋书画砚  歙砚之桃花砚  洮砚之一帆风顺砚 砚又称砚台，与笔、墨和纸合称“文房四宝”，伴随文人雅士久矣。用之于和墨、舔笔，作书、绘画，观赏、把玩，给我们带来了诸多襄助与快乐。而名贵砚台，其实用价值不断弱化，逐渐从普通工具升华为艺术珍品。近日偶来兴致，将其脉络稍作梳理，匆匆奉上，以飨读者。 一、砚之起源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砚，石滑也，从石见声。”滑训作利，与研磨同义。的确，文房之砚，起源于研磨之器，所以砚之现身，为时甚早。据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载，昔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研”。虽不可信，但早在石器时代，先民便开始使用各种研磨器，当属事实。最初用以磨制工具或磨碎谷物，后因画图写字需用墨汁，需将天然墨块或人工墨丸磨成碎末以便加水和之，于是便出现了专门研墨的砚台。据考古发现，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等地都曾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研磨器，槽臼内还残留着研磨过颜料的痕迹，说明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之，至今不下五千年。当时典型的石砚配有石质磨杵，表明研墨需磨杵之助方可完成。春秋战国时期，砚已成常见之物。湖北雲梦秦墓中，即曾出土牍、墨、毛笔和石砚。 汉代，砚之使用更为普遍，汉墓中常有古砚与墨丸同时出土，有石砚、陶砚，长方四足状、圆形三足状等多种，乃古砚发展首次高峰；东汉至魏晋，古砚并趋向定型。长条墨碇出现后，可以手持墨碇直接研磨，磨杵被淘汰，使古砚制式产生重要革新，形成沿用近二千年而不变的基本体式。后历经南北朝、隋唐直至两宋，不同材质、形制之砚纷纷出现，制砚进入繁盛时期。宋代文人痴迷佳砚、把玩美砚、收藏名砚，蔚然成风。为砚史第二高峰。 元、明两代，砚材愈多，砚品愈丰，砚形愈繁，砚雕愈美，且砚之铭文更能体现文人气质。元代之砚，多沿宋制而略显粗犷；明代则简洁而流畅，审美追求更上一层；时至清代，砚工集历代之大成，选材唯谨，雕琢必精，铭文往往别出心裁，古砚发展出现最后一次高峰。 二、砚之种类 汉末南安太守刘熙所撰《释名•书契》云：“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可见，砚乃研磨工具。只有具备发墨而不损笔，贮墨而不易涸，研磨而无声响等优点，且质地须细密，造型须美观，具有实用与欣赏双重价值者，方可称美砚。经过数千年不断开发，时至今日，有文献记载的仅石砚一类，便已达130余个品种，是当之无愧的大宗。古代石砚，多取自天然砾石，隋唐以后，陆续开发出端石、歙石、鲁石、洮石等适宜制砚之石材。石材之外，还有玉砚、瓦砚、漆砚、铁砚、陶砚、瓷砚等，共有数十种之多。 尽管制砚取材宽泛，但最具实用价值也最具生命力者当属陶砚和石质砚。东晋时出自山西绛州之澄泥砚、唐代出自广东肇庆之端砚，晚唐时出自安徽婺源之歙砚，两宋时出自甘肃临潭之洮河砚，是公认的“四大名砚”。前者属陶砚，后三者则均为石砚。 陶砚始于汉代，后世也多有烧制。现今仍存于世的西汉“十二峰陶砚”，奇峰竞拔，形象古朴而生动，当属传世美砚台之精品。唐代，有三彩砚，于唐代墓葬中多有出土。宋代，陶砚数量大增，且造型更加完美。武昌县有名匠万道人，所制陶砚极精致，砚底刻有篆文“万”字。湖南省博物馆现藏有万道人刻制长方陶砚一方，足可与端砚、歙砚相媲美，甚至在当时的价钱超过前两者的价钱。曾有一文人买过其制作的一方陶砚，磨研30余年仍然发墨如初，被此人视如珍宝。 跻身“四大名砚”之澄泥砚更是陶砚精品。其制作过程独特，工匠要从河水中筛得极细之泥土，制成坯块，风干后再雕琢成砚形，置于火中烧炼，其砚乃成。而极品性能甚佳，一匙之水，经旬不涸，一洼之墨，盛暑不干；其坚实如铁，叩致金声，刻之无痕，抚之如玉，呵之生津，深受文人雅士喜爱。唐以前，歙、端石砚尚未出现，陶砚与瓷砚便充当起主流研墨器之角色。即使在石砚崛起之后，澄泥砚仍以品质优良而得以长盛不衰。但因其为人工烧制，产地分散，技艺不同，所以不像石砚可成一方特产，质量也参差不齐，差异巨大。虽有佳品，但劣质者亦多。收藏界普遍认为，山西绛县和江苏宝山所产之澄泥砚，质量相对较好。辨别优劣，主要取决于颜色与斑点。鳝鱼黄最佳，绿头青次之；土黄色而有斑点者，称砂斑，大者称豆瓣砂，小者称绿豆砂，斑点大小相间者为上等，很适合落墨。 陶砚中，尚有瓦砚，乃由古瓦改制而成，多取自秦汉至两晋时宫殿殿瓦，如阿房宫、末央宫、铜雀台等。瓦砚之盛，可上溯至唐代。因殿瓦所用之土，质极细腻，烧制工艺甚精，不易渗水，特别是铜雀台瓦，瓦土与胡桃油相拌，再加入黄丹，铅、锡等物，所以成砚后质地细腻，坚硬如石，不费笔而发墨，因而别致而珍贵。但传世极少，市场价值极高。 与陶砚相近者，尚有瓷砚。随着瓷业的发展，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砚开始现身。瓷砚多有数足，用以加高砚身，与当时多用矮几、席地而坐之习俗颇相适应。三国时期，瓷砚制作相对精细，砚上配盖，多为三足，形状多为力士或熊形，砚面平坦，水与墨尚不能分开，是其缺陷。至西晋时期，砚足形制多为蹄足，且较之三国时期为高，工艺也比较精巧。东晋时，砚面已开始突起，已不限于三足，而以四足、五足者居多。南北朝时，砚面更显突起，足数更多，一般为6至8个。但工艺反而日益粗糙。隋代，砚足由蹄形足改为水珠形滴足，砚面更为突出，利于水与墨之分离。唐代，砚型有很大改进，砚面平坦，四周有沟槽以供存水，砚面以下则是圈足，圈足外撇，圈足周壁上往往镂孔。而有圈足与砚面之间的假足则更多，常为装饰。宋代是瓷砚制作的高潮，出现了白中泛青的影青瓷砚，极耐磨研的龙泉瓷砚、建窑墨瓷砚和绿瓷砚等，在色泽和形制方面均有独到之处。明清时瓷砚仍不乏上乘佳作，现上海博物馆藏有清代青花圆形瓷砚一方，代表着清代瓷砚的制作风格。 除澄泥砚外，陶瓷砚之辟雍砚很具特色。隋唐时期，工匠模仿辟雍形状设计出辟雍砚，是极富观赏价值的艺术珍品。六朝时期，流行一种造型为带足圆盘的瓷砚，属隋唐时辟雍砚之前身。到隋唐时期，发展成圆形多足的辟雍砚。辟雍砚砚面居中，研堂与墨池相连，砚台中心高高隆起，砚台四周留有深槽储水，以便书画家润笔蘸墨之用，显示出它的实用功能。砚的下部用为数众多的珠足承托，足部明显突出，往往还有纹饰。辟雍砚的造型独特，显示出制作者独具的匠心。 尽管陶瓷砚占有一席之地，但石砚无疑是砚之主流。广东之端砚，安徽之歙砚，甘肃之洮砚，均跻身“四大名砚”。端砚取材于广东肇庆高要县东南端溪之烂柯山（又称斧柯山）因其“体重而轻，质刚而柔，摸之寂寞无纤响，按之如小儿肌肤，温软嫩而不滑”且不损毫，宜发墨，所以自唐代问世以来，便颇受文人学士青睐。加上纹理绮丽，各具名目，加工技艺日益精湛，地位越来越高，最终雄居我国石砚之首，且长盛不衰。然端砚佳品，并非完全出自端州。明末清初，苏州制砚水平陡升，技艺日益精进。著名琢砚艺人顾道人，堪称高手。其子圣之，弃学从艺，制砚皆仿古式，风格朴拙，名重一时。因其子启明早逝，其媳邹氏承其技，人称顾二娘，制砚水平超越顾家前人，成为驰名宇内之琢砚名师。康熙末，闵人黄莘田宦游广东，卸职后定居吴们，将带来的端州上好石材交顾二娘琢制后收藏，并自取斋室名为“十砚斋”。现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方“洞天一品砚”，乃其传世佳品之作。顾二娘无子，以娘家侄儿为嗣，名顾公望，字仲吕，也以琢砚为业，曾应诏进京为宫廷制砚。 歙砚取材于江西婺源县（唐属歙州）龙尾山一带溪涧中，故又名为龙尾砚。其石坚润，抚之如肌，磨之有锋，涩水留笔，滑不拒墨，墨小易干，涤之立净。自唐以来，一直保持其名砚地位。 洮砚亦称洮河砚。其料取于甘肃卓尼（唐属洮州）一带洮河深水处。因其石质细腻，纹理如丝，气色秀润，发墨细快，保温利笔，北方最为贵重，宋时已经稀少，解放后又恢复生产。洮石多为绿色，水纹奇幻，故又名洮河绿石砚、洮河绿漪石砚。 三、砚之收藏 收藏美砚，乃文人一大雅好。“四大名砚”自不必言，来自松花江的玉石砚、山东淄博的红丝砚等，也是绝佳收藏对象。就价值而论，收藏首重材质。材质好则价格高。二是雕刻工艺，亦是影响价值的重要因素。此外，造型品相，亦是参考点。方砚、圆砚比品相不规则之砚价格高出许多；还有关键一点，“砚贵有名，身价倍增”，即砚面之铭文，有铭文尤其是出自名家者，身价要高出无铭文者多倍。 鉴别古砚，要点有六。一曰材质优良，端石、歙石、洮石之砚，均有收藏价值；二曰古，年代越久远，价值往往越高；三曰精，雕工须深湛，明清时期雕刻工艺最佳；四曰名，有名人题款之砚，价值更高；五曰特，有时代特征之砚最好；六曰美，造型须美观，砚体须完整。 砚之收藏，需要眼光。行家鉴别步骤有五。一曰看，即材质、工艺、品相、铭文等；二曰摸，用手抚摩以感觉是否滑润细腻。滑润者石质必佳，而粗糙者石质必劣。三曰敲，以一手数指托住砚台，另手以指轻击之，侧耳听其声音，端砚则以木声为佳，瓦声次之，金声为下。歙砚则以声音清脆为好。四曰洗，将砚内墨痕洗净，以便确定是否有损伤或修理过的痕迹。修补之处颜色与原色必有差异。五曰掂，规格相同之砚，重者则佳好，轻者次之。 四、砚之雅趣 在文房四宝中，砚以其型质兼胜，光润，最具收藏价值，也最受文人墨客珍视。观赏把玩，不忍释手，将心得感受作文赋诗以记，所以自古不乏关于名砚之佳作。如唐·李长吉之《青花紫石歌》，柳公权之《论研》；宋·欧阳修之《砚考》、苏易简之《砚谱》，米芾之《砚史》，李之彦有《砚谱》，无名氏之《歙州砚谱》、《端溪砚谱》等；元·汤仲谋之《古研辨》，倪云林之《端溪翠涛研诗》；明·陈眉公之《研品》，董思翁有《砚录》；清·唐衡铨之《名研图》、《古研考》。黄点苍之《端溪砚汇参》，朱竹坨之《砚小史》，高凤翰之《研史》等，皆是记录文人鉴赏把玩美砚之作。 砚可给主人带来无穷乐趣。据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载，百日维新失败后，梁流亡海外，友人唐浏阳所赠、江建霞刻铭的一方菊花端砚亦未遑带走，婉惜之余，自伤“今赠者、铭者皆已没矣，而此砚也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有合并时矣。念之凄咽。”知己黄遵宪闻之，以上佳端砚一方持赠，并附上《媵一铭》拓本，铭曰：“杀汝亡壁，况此片石。衔石补天，后死之责。还君明珠，为汝泪滴。石到磨穿，花终得宝。”而梁失砚复得砚，“狂喜几忘寝餐”，可见其爱砚之情的深厚与真挚。 随着书写方式的改变，砚台与我们已渐行渐远。重温先贤雅好，未免唏嘘，而徒发“今昔是何年“之叹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