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下三图为《皇清职贡图》的封面、内页及描绘少数民族服饰的画面   谢大勇 如今现代化交通工具拉近了两地间的距离，“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去边疆体验一下少数民族风情或是到国外感受异域风情已不算什么难事儿。但搁到古代甭说是老百姓，就是皇帝离开北京城都非易事。为了了解国内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人的风貌，清乾隆皇帝干了一件大事儿，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初一日颁旨，让各地方绘制少数民族风貌图谱，同时让宫廷画师绘制自己接见外国使节时的场景，最后统一由宫廷画师定稿后一并成册，于是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珍贵的《皇清职贡图》。 乾隆决定绘制《皇清职贡图》 决定绘制《皇清职贡图》，乾隆可不是心血来潮，清朝到了他这一代，社会经济文化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面对不断扩大的疆域，此时的乾隆也想要见识一下偏远地区其他民族的模样，便下令各地官员绘制当地民族的风貌图，以期了解国情。 给皇上办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弄个“欺君之罪”可是要掉脑袋的，据《四库全书·提要》说，各地画匠“或奉贽贡篚，亲睹其人；或仗钺乘轺，实经其地。”总之是真实写照，降低失真，力求保真。可是在自己的辖区内自己做主还好办，《皇清职贡图》中“外国”部分就要下点功夫了。为此乾隆大开方便之门，先让宫廷画师描绘出自己接见外国使节的场景。清宫《活计档》曾记载乾隆十六年“缅甸国人朝觐行礼，着海（望）带领丁观鹏将伊形式服色看画”，后又搬出欧洲在中国的“订烧瓷”以及康熙朝的“画珐琅”，让画师借鉴其中西洋人物形象。现在的《皇清职贡图》第一卷大西洋部分总带有清宫藏品中西洋人物的影子。经过六个春秋，《皇清职贡图》基本绘制完成，然而最终结稿却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这并非那时候办事效率低下，而是在这前后三十年间，陆续有准噶尔及其统辖下的属地纳入了清朝版图，以及哈萨克、布鲁特等使臣来朝献贡，又有土尔扈特东归等事件发生，作为记述历史的大型画卷《皇清职贡图》当然要不断增补。 明朝末年，土尔扈特人离开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抵达伏尔加河下游。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自己的土尔扈特汗国。但是后来沙俄不断移民，侵占他们的牧场，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并强征兵役。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人不堪忍受沙俄的百般欺压，决心离开生活了140多年的异土，不远万里、历时半年，回归祖国。《皇清职贡图》有关土尔扈特人的图像，从台吉（爵名，或为“太子”之音译）、宰桑（官名，或为“宰相”之转音）到民人，男女共六幅，数量之多在《皇清职贡图》中并不多见的。可见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拳拳之心的褒扬。 宫廷画师最后定稿 事实上，绘制《皇清职贡图》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早在皇帝降旨之前已有铺垫。《皇清职贡图》之前曾有过《四川省番图》、《职方会览》等图册，为《皇清职贡图》打下基础，因此乾隆朝才得以制定统一格式，下发图样，收缴样本，最后由宫廷画师统一完成。现藏于北京故宫同一时期的《万国来朝图》有些少数民族和邦国使者的人物形象与《皇清职贡图》如出一辙，说明这两幅大作一定有一个共同的范本。 现在能见到的《皇清职贡图》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卷，为彩绘四卷，满汉对照。一种是册，为九册黑白线刻，汉语说明。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四库全书·皇清职贡图》九卷本，总共绘制三百种不同的民族与地区之人物图像，每一种图像皆描绘男、女二幅，共计约六百幅。 在《皇清职贡图》中，记录了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但却没有描绘满、汉、蒙古三大族群。这与当时清廷的狭隘认知有关系。当时清朝当政者认为满、汉、蒙古才是“体制内”的人，而《皇清职贡图》绘制的对象是清朝统辖下的其他民族。同样被“体制”的民族还有编入八旗的鄂温克、锡伯、达斡尔等民族。 透过《皇清职贡图》我们可以了解少数民族的“性情习俗，服食好尚”，例如《皇清职贡图》卷八对贵州铜仁苗族记载“其俗，五月寅日，夫妇各宿，键户禁语，以避虎伥。”这是啥意思，是描写苗族避白虎鬼，恐致虎伤的禁忌习俗，也可以说是虎崇拜的缘由之一。 卷四对连州瑶族这样写道：“蓄发为髻，红布缠头，喜插鸡翎。性凶悍不驯。瑶妇衣尚刺绣，皆自为之，青帕蒙头，饰以簪珥。常著芒鞋登山樵採。婚姻以唱歌相谐。”在这里描写了瑶族的性格、服饰、手艺、婚姻、习俗。但在描绘少数民族的同时清廷也表现出狭隘的优越感，这从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上不难看出，全篇充满了带有反犬旁的文字。这个问题直到1939年民国政府制订了《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以后，才逐渐得到纠正，真正的民族大团结则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皇清职贡图》的价值 《皇清职贡图》不是清代的独创，却是集大成者，我国现存最早的《职贡图》是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所画（宋摹本）。 “羊”的形象最早就出现在职贡图上。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朝阎立本所作的《职贡图》被认为是已知最早出现羊这一形象的绘画作品。该画所描绘的是唐太宗时，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等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 另外唐代绘画周昉的《蛮夷执贡图》，也出现了羊的形象，一胡服贡使，手牵一头长角羊向大唐进贡。进而有人根据史料记载外国贡物清册，推断这只长角羊应当是一只剑羚。我国对羊只有“绵羊”“山羊”之分，顶多再有地区之别，外国则将羊的不同品种分别命名，难怪中国的“羊年”曾忙坏了老外的翻译们。这是题外话了。 依照惯例，职贡图是记录朝廷与其他藩国或者地方的朝贡关系，事实上乾隆朝职贡图“西洋”部分，有些邦国与朝廷仅有互市贸易关系，把这些邦国均纳入职贡范畴是乾隆爷“唯我独大”的心里体现。与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所画《职贡图》相比对，那时候描绘供者恭恭敬敬，鱼贯而立。到了清代虽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通过成对男女形象手持珍奇宝物梯次来朝，可是没有改变的还是盲目的自我中心。 郑樵在《通志》中就已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皇清职贡图》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图像与文字资料，艺术家看到绘画，史学家看到历史，民俗学者看到了风土，经济学者看到物产，民族学者看到部族，语言学者看到满语，我们老百姓则看到了二百多年前的众多民族生活状态和习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