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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丰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发轫于20世纪初，至今已走过沧桑百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不断发展完善。针对当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现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要求，我们需要从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国际学术影响力与现实关怀等方面入手，努力推动中国特色民族史研究深入发展。 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学术探索提供了最基本、最科学、最系统的理论工具，是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对植根于历史学的民族史研究来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尤为重要。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才能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认识、评价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形成发展路径和历史贡献，冷静、科学地探索和总结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形成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为巩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学理支撑。脱离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民族史研究，必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背离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埋下解构中国历史、削弱中华民族凝聚力甚至动摇国家安定大局的隐忧。因此，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关系到学科发展前景，而且关系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命运和中华民族未来走向，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族史学界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带动了民族史研究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新作迭现，人才辈出。与此同时，近年来个别脱离中国历史背景、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学术流派和研究成果在一定范围内受到追捧，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冲击，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大力加强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长期以来，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有关学科基本理论、概念的讨论研究一直在进行。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学界对中国民族史学科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社会功能等基本问题已形成共识，从而完成了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的初步建构。基于对中国民族历史进程与现代格局的认识，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中国民族历史进程的特点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为当前中国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但是，民族史学科在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首先，理论研究总体薄弱，重视实证研究、轻视理论研究的现象仍然存在，理论研究的成果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阐释、补充、完善等工作亟须加强。在如何对待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问题上，还需展开更加审慎、细致、深入的探讨，既不能盲目引入、生搬硬套，也不能闭目塞听、简单否定，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紧密结合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与民族性，通过严谨、深入的辨析，采取辩证科学的态度。其次，在学科定位、学科特点、学科发展方向等重要问题上存在诸多模糊和争议区域。比如，按照目前我国学科分类，中国民族史学科既是民族学二级学科，又属于历史学三级学科“专门史”的研究范畴。这种“双重属性”导致中国民族史学科在学科资源方面比较分散，在学科定位方面难以精准，在学科发展方向上也难以形成一致意见，极大地影响了学科的整体发展，亟须学界对此进行讨论、研究，并根据讨论共识对学科定位、学科分类进行调整。再次，对民族历史语言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等“绝学”的研究，也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科研力量不足、后继乏人的窘况，对发展健全的民族史学科体系形成不利影响，亟待改善和加强。 努力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民族史学科也不能例外。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史学科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有所发展，但仍有很多不足。特别是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呈现明显的“单向输入”“被动呼应”的特征，即国际学术成果输入中国的情况较多，而中国民族史学者向国际学术界输出成果的情况较少，国际学术交流的片面性、被动性相当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民族史研究发轫于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内向”学术取向。所谓“内向”学术取向，是指研究视角、研究目的专注于国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史学界对国际学术状况的重视程度。此外也与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学术交流，尤其是中国学术向外“输出”意识不足有关。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在这种新形势下，片面的、被动的、“输入”模式的国际学术交流显然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民族史研究者需要通过扎实的研究工作，努力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学术的“输入”与“输出”上达到科学的平衡。这不仅需要学者以高端学术水平为基础，对国际学术界的焦点、热点进行积极、有力的回应，与国际学术界形成平等、有效对话，而且需要通过多种学术交流渠道，让国际学术界了解、认同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学术成果，在国际学术界树立“中国学派”的鲜明旗帜。其中尤为迫切的是把中国民族史学者的优秀学术成果翻译成外语，让世界了解中国学者的成果，从而更好地认识“学术的中国”。这也是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密切关注当前中国民族问题。20世纪90年代，民族史专家史金波先生就撰文指出，中国民族史学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民族史学应当参与现实、服务现实，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这一论述为中国民族史学科指引了发展方向，至今对我们仍然具有宝贵的启迪意义。中国民族史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研究范畴主要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但是，研究历史并不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钻故纸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天然职责与历史使命。我们在做好民族史基础学术工作的同时，也要走出书斋、关怀现实，把目光投向当代，充分发扬中国学术“以史为镜”“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密切关注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着力于探索、解读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根源，为研究和解决中国当前民族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与参考，为维护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和国家繁荣发展奠定学术理论基础，实现民族史学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高度统一。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05日 08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