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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民族史学科孕育于古代，形成于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历史背景之下，大发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至２０世纪晚期，进入２１世纪，在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民族史学科开始出现衰落、停滞的迹象，学科随之边缘化和弱化。在学科融合大趋势下，应该明确以文献为基础，立足于中国民族史学科的价值定位，以不自设藩篱的开放心态，积极吸取大人文社会学科的相关方法和理论充实该学科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民族史/发展源流/学科融合/学术史 一、问题的提出 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始于梁启超等学者在近代从西方引进民族的相关理论所开展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历经民国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民族史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巨大发展，使中国民族史学科逐步完善。２０世纪末到２１世纪初期，中国民族史的学科建设出现了学科边界模糊、学科归属不清为主的一些问题，导致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边缘化和弱化，整个中国民族史学科进入了一个发展的低潮时期。这意味着，在世纪之交，民族史学科面临学科发展的拐点。在此学科发展拐点之际，学科共同体有必要系统反思中国民族史学科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出现了什么新问题、研究方法有什么创新、发展趋势如何等事关学科建设深化及学科未来发展命运的重要问题。现有民族学学科发展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历程及研究的述评。如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三阶段》一文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史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研究主题；［１］达力扎布在《中国民族史研究６０年》一书中宏观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历程，集中阐述了中国东北、北方、西北、青藏高原、西南地区民族史研究情况；［２］王文光、田婉婷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散论》一文鲜明地概括了汉族发展的特点，即融合性、扩展性和南北差异性。［３］二是对中国古代民族史及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梳理和分析。例如，王文光等人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史记》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情况，梁启超对中国民族史的贡献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是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进程的重要概括和梳理。三是对中国民族史研究方法创新的倡议。如徐杰出舜在《２１世纪中国民族史研究走向分析》一文中指出，“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将会加强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影响”；［４］罗贤佑在《关于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若干构想》一文指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边疆学、地理学、考古学、宗教学、军事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学者的参与”，［５］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方法的创新指出了方向、提供了思路。综上，已有研究成果虽然已经构建了完整的中国民族史学科研究体系，但大多数成果重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内容及宏大叙事，缺乏有深度的学科建构梳理和应有的反思，远远满足不了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需要。尤其在学科划分越来越细、交叉性研究越来越明显且成必然趋势的学术研究现实中，中国民族史学科也面临着交叉性的边缘化问题，中国民族史学科的主体性、独立性及唯一性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甚至有学者宣称，民族史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面对如此困境，加强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历程的梳理、充分关注中国民族史学科衰落甚至停滞的迹象、深刻反思中国民族史学科边缘化与弱化的尴尬局面、重视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新特点及学科融合趋势，已经成为学界刻不容缓需要直面且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展开初步探讨，为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深化略尽绵薄之力，同时有抛砖引玉、以期学界关注之意。 二、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源流及特点 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孕育始于甲骨文、金文以及《尚书》《诗经》等文献的记载，文献记载表明，最迟在商代，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尚书·牧誓》就提到了帮助周人去攻打商人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民族。其他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都有关于中国民族历史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都是不系统的，处于不自觉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状态，所以就不可能有现代的学科意识。司马迁的《史记》使统一多民族中国有了第一部中国国家历史文本，而且有了关于边疆民族的列传。司马迁所开创的对中国民族历史的文本书写，是中国民族史系统记述与研究的开端，使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有了十分明确的时间和空间，有了清晰的研究对象。《史记》通过《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朝鲜列传》分别记述了中国东南西北四方的少数民族概况。此后的正史都基本按照司马迁的写作范式进行民族历史文本的书写，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文献。① 从《汉书》到《清史稿》２５史当中都有关于中国民族历史的记述与研究，这些记述与研究虽然与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客观上为后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在基本文献方面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２０世纪初期，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是在近代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危机与边疆危机背景之下开始的。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以民族国家的建设为目的，同时也希望通过中国民族历史的研究来振奋民族精神，于是开始了在民族国家建设背景之下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这个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是在特定的救亡图存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具有国族建构、民族主义的时代特点。最早是梁启超的相关论著开创了中国民族历史研究的先河，之后出现了王桐龄、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吕振羽、李济等学者的《中国民族史》著作，使中国民族史成为一门现代意义的学科。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实际上是中国汉族史，他提出“蜕化、休养”论，以汉族的发展蜕化为主线展现了中国多民族的发展历史，明确提出中国汉族是各民族的混合体，应相互团结。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对中国的１２个族群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详尽的专题性考证，考据丰富，是一部各民族发展简史。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除了汉、满、蒙、回、藏外，还增加了对南方民族的古代和现代发展概况的分析，着重介绍各族间相互帮助、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并在体例上多有创新。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是民国时期民族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分析系统深入，采用古今民族二重分类法，即从横的方面探讨了中国民族的分类，又从纵的方面探寻了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并对民族史的性质、研究范围、对象、内容等理论问题首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显示了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学科意识。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平等的民族史观来进行民族史研究。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超越了中国传统史学，借助体质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统计学、牒谱学、田野调查、民族人口与分布分析法等多学科方法和资料探寻各民族的渊源，从全新视角进行民族史研究。［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