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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民族史学科的边缘化和弱化原因 上文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源流的分析表明，进入２１世纪，在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民族史学科开始出现衰落、停滞的迹象，伴随而来的是学科的边缘化和弱化。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深刻而复杂的因素共同造成的。 第一，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过程当中已经具有了强烈的行政色彩，在学科归属上人为的学科设置使中国民族史学科归属不断发生变化。最初是将中国民族史列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中国民族史二级学科，授历史学学位，但在１９９４年的学科调整中，将中国民族史并入专门史，而１９９８年的学科目录又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增加了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授法学学位。从此，中国民族史的学科属性人为地发生了变化，由历史学门类变为法学门类，学科名称也由中国民族史变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因此有学者认为：“从目前社会人文科学的学科分类和管理现状看，民族史研究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和一女二嫁的趋势。一方面，在历史学看来民族史是属于民族问题研究的范畴而非史学主流；另一方面，在民族学看来民族史又是历史学的范畴而并非民族学研究的正统路数。这种在学科分类和管理中的交叉格局，对于民族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发展难免有不利影响。”［１１］其结果是中国民族史学科虽然有悠久而深厚的学术研究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献支持，但因为属于民族学学科，所以一些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人员便在大民族学学科框架内去与民族学结合。 第二，由于中国民族史的学科归属出现了变化，因此学科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不清。例如，在百度学术网上“民族史相关学者”列举的学者中，马戎、王铭铭就不是研究民族史的学者。① 此外，研究中国民族史排名前八位的研究机构２０００年以来发表了１３１篇论文，②其中很多都不是研究传统民族史的论文，而是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地理、民族文学等。学科边界的模糊与民族概念的学术争论也有关系，彭武麟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民族’歧义使得民族史研究的范畴似乎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了。一方面好像所有的史学研究内容都与民族史有关，另一方面民族史具体的研究对象反倒是不能准确把握了。”［１１］ 第三，进入２１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的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因此以经济、文化为中心的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时代主题，于是众多本来在学科上属于中国民族史的学者便去研究现实问题，因为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得到研究项目。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中国民族史部分研究人员的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的是以田野调查、社会调查材料为中心的研究，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始偏离学科传统以文献中心的轨道———特别是一些中国民族史的年轻学者为了课题去进行与中国民族史不相干的研究，例如一些政府为了“民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委托的课题，或者是去做一些短平快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课题，这些都导致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边缘化和弱化。 第四，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边疆安全与边疆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勃然兴起，开始有了“中国边疆学”的建构，这样又使大量原来研究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人员去从事“边疆学”的研究。尽管对中国边疆的研究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有关，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因为研究的对象不再是民族，而是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的空间。与此同时，一些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开始介入边疆问题的研究，例如出现了与政治学相关的“边疆政治学”，又导致一些研究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人员进入“边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分散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研究力量，因此，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队伍出现了分化，中国民族史学科的边缘化和弱化倾向更加明显。 第五，从中国大学内部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由于把中国少数民族史归入民族学一级学科，接下来就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科在很多学校被安排在民族学学院或者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少数民族史的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都纳入了民族学一级学科的教学体系当中，传统的历史学训练被淡化；而学生为了与整个学院的其他学科的同学有学术语言交流，也自觉不自觉地向着民族学大学科靠，于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教学也开始变异，学生们也开始找不到自己的学科归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