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时期，学术界认为梁启超对于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的贡献最大。梁启超从１９０２年开始发表有关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论文，具有代表性的是《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史学》《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７］梁启超对于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梁启超促进了民族史研究向现代独立学科的发展，把民族史的地位上升到了中国史核心的位置，开启了从民族角度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第二，梁启超为民族史学注入了近代的观念，为后世确立了写史的指导思想。他倡导的中国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多元、平等观一直指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史研究。第三，梁启超打破了古代民族史学以往的研究范式，为近代民族史学提供了基本路径。既注重从全局的、进化的观点研究中国各民族的融合，也注重从纵向上探讨各民族古今演变的联系。第四，梁启超改变了只依靠文献的传统研究手段，促进了民族史学方法上的更新。［８］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从民族定义、民族与种族以及和国民的关系、民族分类、汉族源流、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问题、民族融合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最为重要是梁启超把民族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核心史学观、中华民族多元起源与发展的民族史学观、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民族平等观。因此，梁启超是中国民族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者。［９］ 除了上述学者的《中国民族史》著作之外，还有众多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是常乃惠的《中华民族小史》、曹松叶的《中华人民史》、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缪凤林的《中国民族史》、刘掞藜的《中国民族史》、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李广平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张旭光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纲》、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已经开始有学者以中华民族的视角切入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所以才会有常乃惠的《中华民族小史》等著作，这些著作也同样促进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上述学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有四个特征：（１）创建了基本的理论体系；（２）拓展了研究领域；（３）完善了研究方法；（４）对民族国家的建构有贡献。［１０］其时代特征是把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系，体现了一代学人在国家民族危亡历史背景之下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所以王桐龄、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吕振羽、李济等学者的《中国民族史》基本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和发展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这个阶段中国民族史的学科发展在理论上受斯大林民族理论和传统进化论的影响比较大，但是这个阶段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空前的发展，研究成果质量高数量多，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是巨大的，对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同样意义非凡。这一阶段，综合性的中国民族史著作不断出版，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江应樑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徐杰舜的《中国民族史新编》、邱树森等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杨策和彭武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民族关系史》、王文光的《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中国民族断代史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田继周的《先秦民族史》和《秦汉民族史》、白翠琴的《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卢勋等的《隋唐民族史》、陈佳华等的《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罗贤佑的《元代民族史》、杨绍猷等的《明代民族史》、杨学琛的《清代民族史》。地域性的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具有代表性的有：尤中的《中国西南民族史》、张雄的《中国中南民族史》、吴永章主编的《中南民族关系史》、杨建新和马曼丽主编的《西北民族关系史》、王文光的《中国南方民族史》。对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在这个时期也比较深入，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陈连开的《中华民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民族研究初探》，潘龙海、陈连开、金炳镐的《中华民族学初探》，陈育宁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马戎和周星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张博泉的《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张磊和孔庆榕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学》等。 总的来说，２０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民族史学科可以“概括为三个互相联系的发展阶段，即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６年以族别史研究为核心的阶段，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８年以地区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等综合研究为主的阶段，１９８８年至今（作者指的是１９９８年）以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的阶段。”［１］具体而言，第一阶段中国民族史的学者们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工作，在这些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到１９７９年最后识别了基诺族，中国的５６个民族格局确立，其主要工作基本是以民族史研究人员为主体完成的；此外，还在掌握的第一手民族调查资料和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５５个少数民族的民族简史简志，对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历史进行历史学的记述，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使５５个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历史文本，中国民族史学科对于中国国家建设贡献巨大。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到１９８８年，中国民族史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活跃的历史时期，在中国民族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原来的族别史研究的成果渐渐被消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研究、地域民族史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凸显出来，特别是许多高等院校开始招收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生，这也加快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第三阶段是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开始，到２０世纪末期。这个阶段一方面是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在学科建设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批学术界知名的中国民族史学者及民族史专著数百部和论文数万篇，涵盖了民族关系史、地方民族史、族别史等众多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中国重新全方位进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舞台的历史背景之下，历史要求学术界开展对中华民族的研究，所以对中华民族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对于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２１世纪之初，中国民族史学界出版了一批优秀的中国民族史学术著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尤中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蒋炳钊等的《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李德山等的《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发展史》、林幹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萧君和的《中华民族史》、阎明恕的《中国古代和亲史》、龚荫的《中国民族政策史》、崔明德的《中国古代和亲史》、陈连开等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史》、龚荫的《中国民族政策史》、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田晓岫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杨建新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但是，上述这些著作绝大多数都是年事已高的老先生最后封笔之作，中青年学者有分量的中国民族史著作不多，由此显示了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开始出现衰落、停滞的迹象，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后继无人，作为一个学科如果失去了本的研究人才与研究队伍，这个学科也就将面临衰落的危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