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年3月23日，周恩来与西南各民族参观团人员在一起。 资料图片 编者按： 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的诞辰纪念日。周恩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到内蒙古、新疆等民族地区考察，与各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重要观点，对我国的民族工作实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周恩来诞辰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理论周刊刊发此文，回忆周恩来指导民族工作、关爱少数民族的二三事，以表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曾到内蒙古、新疆等民族地区考察，为促进整个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友爱、繁荣昌盛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通过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教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等，周恩来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各族人民的心坎里。新疆的维吾尔族干部铁木耳·达瓦买提在缅怀周恩来的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您对各族儿女温暖如春，像慈爱的父亲。”这份感受应该说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而且是属于整个民族大家庭的共同感受。 “要在民族大家庭中搞好团结，不能怕麻烦。”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经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内整整一个星期，为的是起草一份使各族人民能够接受和满意的《共同纲领》。在这份《共同纲领》中，周恩来郑重地写上了“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这项政策一公布，就得到全国各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新中国成立前后，内蒙古、新疆等地陆续建立起民族自治区。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匈牙利共产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毛泽东和周恩来：“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首先是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这个教训，给了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启示。 当时，摆在周恩来面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问题。由于帝国主义正利用西藏问题在我国大搞分裂活动，解决好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可以树立一个民族团结的榜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57年3月，北京地区寒气未尽。但是，由于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使人们感到政治气候是春意融融，冰消雪化。在这种民主、祥和的政治气氛下，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于3月17日至26日，邀请广西一部分人士就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 对这个问题，中共广西省委在1956年10月曾经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在党内外进行了酝酿和讨论。同年12月，政协广西省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又把这个问题作为主要议题进行讨论。讨论中出现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全省改建为壮族自治区，这个被称为“合的方案”。另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划为两部分，即保留广西省的建制，管辖当时广西省的东部，约占全省面积十分之三；另外把西部约占全省面积十分之七的壮族聚居地区划出来建立壮族自治区，大家把这个方案称为“分的方案”。是采取“合的方案”，还是采取“分的方案”呢？代表们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来北京参加讨论的。 作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会议。会议一开始，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发言提出了关于建立壮族自治区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围绕这些看法和意见，与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月25日，周恩来在会上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这次座谈会开得好，收获很大，各方面的意见都听到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少数人的意见有些出入，这是难免的，因为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意见总会有出入的。可是在基本问题上，即在壮族必须建立省一级的自治区的问题上，在合的方案比分的方案为好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了，这就是很大的成功。大的方面意见一致了，是不是可以认为建立壮族自治区的工作从此就完全顺利了呢？不是的。这个工作才开始，我们还要经过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酝酿，把广大人民群众讨论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国家权力机关审核批准，才能付诸实施。只有把工作做得成熟了，才会收到好的效果。” 接着，周恩来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谈到当前的民族政策。周恩来说：“今天，汉族应该多多地替少数民族设身处地想一想，不要让他们再受委屈，应该使他们也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条件。”他还强调：“我们主张把全国各民族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大家庭。在各民族相处中，第一，汉族一定要自觉，遇事应多责备自己，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这样少数民族也就会跟着汉族的样子做，各个民族就会真正自愿地合起来。第二，要在民族大家庭中搞好团结，不能怕麻烦。一时怕麻烦，日后就会生出更多的麻烦来。民族问题本来就是个复杂的问题，麻烦的问题。每个民族都有它长期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对待民族问题，要作历史的分析，并且要有阶级观点。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民族问题离不开阶级问题，但是民族问题又不完全等于阶级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周恩来精辟的论述和分析，使代表们的疑虑消除了，思想也统一起来。 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首府设在南宁市。 “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帝国灭亡，满族也随之失去统治地位。由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当政时歧视满族，满族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1957年3月，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的讨论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的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满族的问题。周恩来指出：满族不过几十万人口，但是它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多年，正说明它是一个有本领的民族，是值得佩服的。今天我国的版图这样广大，就是从清朝继承过来的。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应该承认清朝对此是有贡献的，清朝有些政策对人民也是有益的。……过去统治中国的是满族中的统治阶级，而不是满族整个民族。即使谈到满族统治阶级，他们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 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认为“清朝亡了以后，满族还是存在的。满族采纳了汉族的文化，首先是文字，以后又逐渐采用了汉族的语言，把自己的语言文字丢了，好象跟汉族没有区别了，实际上还是两个民族”。周恩来代表党和国家明确了对满族的基本认识，强调满族仍然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存在。这不仅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为满族确立了与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使广大满族人民深受鼓舞。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在接见溥仪、溥杰等人的谈话中，再次重申满族是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强调“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 许多著名满族人都是周恩来的朋友，如溥仪一家、作家老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等。周恩来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程砚秋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进步是非常典型的一例。 抗日战争时期，程砚秋拒绝给日本人演戏，遭到迫害。为躲避日军搜捕，他隐居北京西郊青龙桥，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外辱的高尚民族精神。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亲自登门拜访程砚秋。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程砚秋，从此他走上了新中国的京剧舞台，为戏曲事业谱写出了新的篇章。 1957年，反右运动急风暴雨式地展开后，中共中央决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吸收一批先进人士入党，以便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周恩来认为程砚秋在戏曲界有较大影响，思想基础好，如果能帮助他在政治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将会对一批知识分子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周恩来的启发下，程砚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产生了强烈的入党要求，而且在工作实践中自觉地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年11月，程砚秋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决定接受他的入党申请。周恩来和贺龙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这是周恩来30年来第一次做入党介绍人。30年前，他曾经介绍朱德、孙炳文、贺龙、郭沫若等人入党。在程砚秋的人党志愿书上，至今还保留着周恩来那苍劲、有力的字迹，字里行间凝聚着一位老共产党员人对这位少数民族艺术家的关怀与期望。事实证明，程砚秋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成为少数民族艺术家中的榜样。 “总理时常提起你们这些人，他一直很想去西藏看看。” 邓颖超曾对藏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玛说:“总理时常提起你们这些人，他一直很想去西藏看看。” “一直很想去西藏看看”是周恩来的遗愿。没有能够去西藏看一看，的确是周恩来生前的一件憾事。 1975年9月，金色的阳光照耀着拉萨的每一个角落。西藏人民迎来了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喜庆日子。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拉萨参加庆祝活动。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夕，团长华国锋来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在病榻上对西藏工作作了最后一次指示，表达了他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他请代表团的同志们把影片《海霞》《养蜂促农》带去给西藏的同志看。周恩来还关切地说，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很艰苦，这几年工作取得了成就，去了要多加鼓励。他还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不仅要保证干部数量，也要保证干部质量，要把真正懂马列主义、毛泽思想的人提拔起来。领导班子要坚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建成一个团结战斗的班子，有这样的领导班子，工作就能搞好。他说：“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政策要执行好，干部要培养好，人民要团结好，生产建设要发展好，物质生活要搞好，工作就能搞起来。” 周恩来虽然一直没有机会去西藏看一看，但是，他对西藏的关怀却深深印在藏族同胞的心中。对十世班禅的关怀与爱护，集中体现了周恩来对藏族群众的深情。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是我国藏传佛教领袖之一和西藏地方政治领袖之一，在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进步作用。1951年春，当十世班禅还是一个13岁的孩子的时候，就与周恩来结下了忘年交。那一次，十世班禅率领其属下的办事机构堪布会议厅的40余名僧俗官员到达北京，和中央政府共商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亲自到车站迎接。 当天晚上，周恩来为十世班禅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在共和国总理的面前，十世班禅显得有些腼腆和拘谨。周恩来并没有因为他年龄小而轻视他，而是给予他最高的礼遇。十世班禅十分感动，他向周恩来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十世班禅坐在周恩来身边，逐渐消除了紧张的情绪，他们开始了愉快而亲切的交谈。周恩来仔细询问了西藏的情况、内部的团结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他还代表党中央表示了对十世班禅的热情欢迎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共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会谈结束后，大家起身步入宴会厅。周恩来在入口处停步，他右手微微弯曲，同时伸出左手，示意请十世班禅先行。十世班禅见状，忙双手合十，微微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周恩来先走。在相互谦让的情况下，周恩来改变了主意，他挽起十世班禅的右臂，与他并肩走进大厅，这件事给年少的十世班禅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国内“左”的形势也直接影响到民族工作。1960年至1961年，十世班禅在视察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藏族聚居地区的工作时，发现了在执行民族、宗教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回到北京后，他立即向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作了汇报。十世班禅反映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1961年1月24日，周恩来约见十世班禅，充分肯定了他勇于反映意见，对工作认真执著的精神，同时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周恩来指出，西藏的改革，一切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他说：“运动中出了点‘左’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领导上说，掌握是不够的。”他希望十世班禅回藏后，注意纠正“左”的错误。 十世班禅把看到的这些问题写成纪要，经过反复修改后，形成了一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后来被称为“七万言书”。十世班禅经过深熟虑后，拟写出这样一个题目：“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表达了对周恩来的尊重与信任。周恩来看到“七万言书”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同十世班禅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对意见书的评价是：“班禅的报告，分作七个认识，八个问题，五个宗教原则。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周恩来的直率和入情入理的分析，使十世班禅很服气，他十分感谢周恩来对自己的理解和爱护。 196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分析，李维汉被视为“右倾投降主义”受到批判。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也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受到批评。1964年秋，十世班禅在西藏受到公开批判，并被撤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的职务。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恩来采取断然措施，安排十世班禅举家迁入北京，对他们进行保护。 “文革”中，周恩来自己的处境也很险恶，但是当他听到十世班禅被隔离审查的情况后，非常揪心，立即指示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副部长刘述周要千方百计保护班禅。他说：“就是你们自己受到批斗，也要把班禅保护好。”当熬过那段漫长的恶梦般的日子后，十世班禅说：“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情。” 周恩来在灾难深重的“文革”中保护住了十世班禅，保护住了许许多多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同志，但他却没有能够保护自己。周恩来去世后最初几年，每逢他的忌日，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石阶上，人们总会看到十世班禅的身影。十世班禅送来的，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思念，更是全体藏族同胞的思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