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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1886—1961）是我国近代化学家和教育家，近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15年1月，任鸿隽在上海《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任鸿隽在该文中认为，古代中国未发展出科学，在于中国人认识自然的方式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这种“方法”不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更多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即科学思维方式。中国人对于自然的认识不关注各种自然现象事实本身，更不根据实验事实归纳出解释自然现象的一般性原理。 由于推崇归纳法，任鸿隽亦非常推崇培根，甚至觉得自己在当时的中国扮演着培根的角色。培根改变了人类的科学观，第一次提出科学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力量。他要求人们从哲学思辨中走出来，走向眼前的大自然，动手实验，从观察实验与归纳中探索自然规律。但笛卡尔并不完全认可培根对归纳法的重视，他更重视演绎法。伽利略认为，大自然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他的研究方法是：直观分解、数学演绎和实验证明。牛顿认为，虽然用归纳法从实验和观察中进行论证不能算是普遍的结论，但它是事物的本性所许可的最好的论证方法。牛顿重视归纳，但并不忽视演绎，相反，他的公理法是构成牛顿力学体系的根本方法。牛顿认为演绎的结果必须重新诉诸实验确证。在很多知名科学家眼中，实验观察与数学演绎是密不可分的。纵观三次科学革命，没有哪一次可以完全归功于归纳法。任鸿隽显然是把归纳法推之于过高的地位。 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曾写道：“西方学术乃至西方文化之所以异于东方者，一言以蔽之，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或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我们可以看到，任鸿隽留学期间在西方科学究竟是什么、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这些问题上投入了较多的心力。但由于当时优秀的科技史专著尚未问世，任鸿隽对科技史的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此外，任鸿隽的思想来源可能主要是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受到了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 W． Eliot）的影响。在《科学救国之梦》一书中，任鸿隽认为，艾略特的语言“关于教育之事吾西方有一物焉，足为东方人之金针者，则归纳法”，“足为吾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安在之答解矣”。可见，任鸿隽把中国无科学的原因归咎于无归纳法并非他独立提出，而是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影响。 如果仔细咀嚼艾略特和任鸿隽的真实语义，不难发现二人并非在强调归纳还是演绎产生了西方科学。他们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是相对于中国学术的“骛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西方以大自然为师，从与自然现象接触中获得经验性认识，然后再对感性认识进行归纳分析，最后获得对自然系统的认识。再者，即使到今天，西方学界对经验和理性哪个对科学的诞生与发展贡献更大也未达成共识。任鸿隽和艾略特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指出东方欲学习发展科学必须一改传统的认识自然的方式，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那样，不尚空谈与玄思，从对自然的接触中获得认识，并对这些知识进行归纳。从这一点来说，任鸿隽的观点具有其合理性，但在具体表述中过分抬高了归纳法的作用。 任鸿隽对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原因的认识，既受时代对这一问题认识水平的限制，也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后人不能仅从字面上解读他的表述，而应将其置于时代背景中，从而诠释其真实语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