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他是最使我感激的人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鲁迅《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是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结识的日本老师，他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热情诚恳、治学严谨，对鲁迅非常关心。当时鲁迅的志向是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学习非常刻苦。他给予鲁迅的鼓励是极其珍贵的。
    冰心：我永远忘不掉的老师
    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老师。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导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
    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T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
    ——冰心《我的老师》
    学生时代的冰心数学基础差，上中学后倍感学业压力。这位数学老师T女士，在冰心学习上最无助的时候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关怀不仅是学习上的辅导，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依偎。
    汪曾祺：沈先生教书不怕麻烦
    汪曾祺与沈从文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汪曾祺和沈从文这对师生彼此欣赏，早已成为文坛佳话。老师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不止是写作一途，还有他之后的人生。沈从文常说的“耐烦”，对人生要永远保有热度，“千万不要冷嘲”，“在事业上有以自现，在学术上有以自立”等等，都对汪曾祺有极大的影响。师生情意相通、惺惺相惜，是文脉的接续，更是人格精神的传承。
    丰子恺：老师有一种严肃的感觉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
    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
    1914年，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丰子恺结识了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老师李叔同，老师不仅给予他音乐和美术上的启蒙，也在为人处世上为他作了榜样。丰子恺与恩师李叔同的师生情犹如父子般深厚。他曾这样评价他的恩师：“他是一个十分像人的人。”
    梁实秋: 他传授的，我至今受用
    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上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
    徐先生教我许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诉我：“作文忌用过多的虚字。”该转的地方，硬转；该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显着朴拙而有力。他告诉我，文章的起笔最难，要突兀矫健，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才能引人入胜，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语。他又告诉我，说理说至难解难分处，来一个譬喻，则一切纠缠不清的论难都迎刃而解了，何等经济，何等手腕！诸如此类的心得，他传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
    ——梁实秋《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的启蒙对梁实秋的文学成就影响深厚。徐先生教会他的写作技巧令他收益终身，及至梁实秋成名后仍念念不忘:“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这位老师的教诲。”
    季羡林：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董先生是我在济南高中时的国文教员，笔名冬芬。在课堂上，他出作文题目很特别，往往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四个字，意思自然是，我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受约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
    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课堂上，我在“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述我回故乡的作文。感情真挚，自不待言。在谋篇布局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殊之处。作文本发下来了，却使我大吃一惊，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页上面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话：“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我真是如拨云雾见青天：“这真是我写的作文吗？”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认。“我为什么没有感到有什么节奏呢？”这也是事实，不容否认。
    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却为董先生和盘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
    ——季羡林《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季羡林是从济南走出的文化大师。1929年他在山东省立高中读书时，遇到一位“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师”。季羡林晚年饱含深情，写下《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一文：“上国文课时，来了一位陌生的教员，个子不高，相貌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一只手似乎还有点毛病，说话绍兴口音颇重，不很容易懂。但是，他的笔名我们却是熟悉的，他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鲁迅先生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