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林毅夫曾是我很喜欢的学者，但近年老先生不知怎么常有让人惊异之论。
    话说8月21日，《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在长春发布。据说是用新结构经济学破局“东北塌陷”，率先为吉林省开的方子。
    我不是专业经济学者，只是学过金融，干点企业经营，但作为生活在东北31年，在那里的山村长大，在城市学习、奋斗，种地、采矿、挖野菜、采蘑菇的我，移居江南13年，至今每年必回东北住一阵子。凭借在高校20多年的熏陶，以及文史方面多年的创作、研究，想在世人瞩目东北早衰的今天说几句。我拿不出全套疗程，只想避免故乡再入歧途。
    文章稍长，恳请客官手指多辛苦一会。
    林教授团队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问题的要害是：对东北地情的陌生，对东北历史的陌生，以及对新时期国内各地产业竞争现状的不清楚。
    从提出东北振兴战略起，14年过去了，又是一个“满洲国”的时间跨度，各种会议、课题的阵容都很豪华，挥霍经费无数，成就许多个人功名。“课题组在历时一年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吉林省委省政府、各省直部门、地市州各级政府部门、吉林省各行各业数百家企业负责人与员工的鼎力支持。”何以成了笑话？何以如他所说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长江产经智库学者孙建波一语击中要害：“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对，就是常识。
    林毅夫认为，对于吉林省这样省情的区域而言，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顺序必须是先轻工业充分发酵才可以大力推进重工业。
    不，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东北本来轻工业就很发达，是学者们不懂东北经济史。
    早在2004年3月24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国际研讨会在长春召开，可是关于东北问题的成因，几乎都是从1949年谈起，什么样的地区的发展可以只看五十几年？其实东北问题是复合性问题，决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又绝不只是1949年后形成。倒是研讨会上亚行专家大卫·沃尔(David·Ｗall)提交的报告，作为外国人说了点真话，他说：东北的有些问题甚至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经济时报》 2004年3月25日  记者 张诗雨 张迎新）
    在民国时期，东北的轻工业就已经很有规模了，尤其是酿酒、面粉、榨油、烟草、造纸、毛纺、木材。仅仅1919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东北就占到27.2%，靠的除了农产品就是面粉、豆饼和酒精等轻工业品（《东北经济史》据满铁庶务部调查课资料，孔经伟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可是此后，伪满洲国拼命实现东北重工业化，1942年，东北重工业比重达到79.2%，轻工业20.8%（同上），从1934年到1940年，食品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4.5%减为11.2%，纺织工业所占比重由23.8%减为16.1%。
    如今，轻工业搞什么？怎么搞？报告对东北产业规划的指导却让人大跌眼镜。
    林教授说，在东北，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受到抑制。还说，吉林省2016年末有2700万人口，其中16-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占68.65%，农村人口占比44.03%。
    这话说在过去就不适合，现在更不适合。统计数据不能看数量，还要看数据的结构和性质。
     
    第一，东北的国有企业、计划经济对社会影响之深、之久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关内中国人无法想象那里的人对管制、对保障、对权力有多么习惯、崇拜或依恋。
    从1931年起，86年过去了，伪满洲国有计划的统制经济对民营经济的挤压，苏联红军对东北庞大经济的彻底洗劫和随后内战的破坏，近70年最严格最深刻的计划经济对东北的民间经济活力和创业氛围形成的严重窒息和捆绑，对东北社会心理和生活方式产生的深刻负面影响，还有拖延东北市场取向改革，为中国南方改革试验保驾护航、担负成本的重任，这一系列因素使得东北一再错过历史机遇。
    长期高度计划色彩的经济体制使东北没有了民营经济的社会氛围和生长空间，我们吐槽的东北软环境问题都肇源于此。和关内中国不同，在这里，早期殖民经济和后来的计划经济几乎全面覆盖了人民生活和产业发展。
    算到2003年，计划经济的影响比长三角至少多了25年，比珠三角至少多了39年，而东北经济落后直接因素主要就在于此。
    当浙江人跑生意睡在东北硬皮火车座位下时，东北人多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上班，不屑于做个体户。当江苏大面积强制私有化改革驱赶工人下岗创业时，东北动过铁饭碗，但这里的国企规模和重要性远远大于江苏，最终迫于社会压力和政治稳定压力，放弃了。
    1986年8月25日，全国首例破产案件——沈阳爆破器材厂破产，促使中国第一部破产法规的诞生。不是没有想到过改革，中国最早的产权交易市场就发生在80年代末的东北，对这类试点引起的激烈争论国家也拿不出决定，东北当时拥有众多国家重要资源，而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又集中东北。1978年时，辽宁和黑龙江国有经济占工业比重分别高达84%和83%，吉林为79%，这些改革在工业职工高度集中的东北如果迅速铺开，那将会导致怎样的请愿、游行等震荡和混乱？讳疾忌医的国家和官员宁可看着东北有一天病重休克，也不愿意看东北在阵痛的时候给中央和自己带来政治麻烦。
    事到如今，民营企业高薪依然很难对东北人产生吸引力，更何况那些开不出高薪的初创企业。
    第二，说到东北的农业人口，国家给东北最核心的产业定位就是农业和环境保障，就让你种地、放牧。东北又土地肥沃、人口耕地多，东北的农民根本没有动力去给别人打工，迫不得已的，也会去南方拿更高的薪水，不可能有那么多农民工在本地就业。他们对土地的依赖超乎一般人想象，“农民不种地搞工商业、花草苗木农家乐是不务正业”，而国家压给东北农民的粮食种植任务也从不见松绑。所以，东北搞轻工业姑且不论产业基础，即使在农民工资源上已经不具有优势。
    第三，东北的年轻一代早已大面积流失，一年净流出人才180万人。东北外流人口不是农民工，更多的是青壮人口，高中以上高素质人口，很难想象留在故土的适龄人口在数量、质量和求职意愿上相比林教授所说的——吉林可以承接的产业转移目标：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有多少优势？熟练的产业工人奇缺，20年前引以为豪的熟练工人、高级技师不是走了，就是落伍了，如今的东北，不仅轻工业优势谈不上，重工业优势也谈不上了。从全口径装备制造业规模实力看，2013年排在前8位的省市依次是江苏、广东、山东、浙江、河南、上海、湖北、辽宁。从装备制造业规模实力看，2013年排在前8位的依次是江苏、山东、广东、浙江、辽宁、河南、安徽、上海。辽宁都第8了，有吉林什么事儿？
     
    更可怕的是，根据2016年1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39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位居7、19、21位。东北面对信息化时代的落寞，就像落后国家的人一样，很少有机会参与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弱者更弱，强者恒强，很难从头再来。 
    接受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的劳动力优势谈不上，那么产业优势有吗？
     
    报告为吉林设计了三个初步方案，包括“吉林省轻纺工业提振计划”工程、“长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联合转型升级计划”工程、“吉林-广东家电与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化升级计划”工程。
    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实事求是地扪心自问，历史教训还没有证明靠行政命令和雷锋精神从来解决不了问题？只有熟悉市场、尊重市场、巧用市场，才会有经济的持续、可靠动力。
    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这些省份产业转移未必一定要去东北，前文说过，劳动力和技术优势东北并不突出，那么，是有原材料优势还是物流优势？产业外溢不会带走核心供应链和上游高端研发，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去你那里投产？中国大部分人口多处在暖温带和亚热带，他们对东北冬天的恐惧，是无法改变的。上世纪20-50年代，他们会蜂拥出关，那是因为你发达，现在，如果选择寒冷的冬天，他们为什么不选择欧洲和北美洲？何况还有越南，还有东南亚和非洲。
     
    江浙、西北有轻纺，是因为靠近棉花、羊毛产区，广东有家电和电子，是因为较早开放，有最早对接国际先进产业的先发优势。那么东北的的优势在哪里？过去的辉煌不谈了，软环境的恶劣不谈了，现在残存的优势还有：北方最好的湿润度和稠密植被，高品质、原生态的农产和果品，还有火山、温泉、真正的森林才能给予的健康养生，是杂粮的最大产地，是冷水鱼的故乡，是地道的多品种中药材，是关内夏季的40度酷热下的东北消暑，是气候变暖后除了西部冰山以外难见的真正的大雪，是完全不同于关内，却被“东北人”一词掩盖的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赫哲族、鄂伦春等民族的文化和风俗，是强大的工科高校和大型设备制造业可以转化成的民用精密仪器、机械产业、人工智能、民用飞机及航服，精密仪器、零部件产业。
     听够了各种自上而下的设计规划，什么时候想过，创新本来在民间自然生长？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
    我认为，观照东北近代以来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东北只需要两个字——自由，请给东北松绑。
    美国杰出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说：“上帝只帮助能够自助的人。”先要给东北人的思想松绑。
    第一、东北人要有文化的自信。
    著名作家梅毅2008年在《中国国家地理》上著文指出：“东北各民族缔造了半部中国史”，这将是对东北自信心、自尊心和历史地位的最好启蒙，东北原住民从东胡、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到现代，在历史上长期代表亚洲强权甚至世界霸权，对中国的疆域确定、文化输出乃至世界民族格局形成产生过巨大影响，这，还不够？
    在大约175万年前，早于关内中国在云南发现的元谋人，在今天黑龙江北岸费力莫斯卡、乌斯季图地区就有远古人类生活。吉林省前郭县哈拉毛都镇发现的100年前的早期文化遗存，同样的目前全国仅有9处。
    1982年，在辽宁省阜新沙拉乡查海村发掘出房址、陶器、玉器等遗迹、遗物。经测定，距今已超过8000年，是目前东北地区也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时代最早、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遗址位是红山文化的根系。“中国文明起源，北方先迈了一步，查海七、八千年的玉器就是证明”。
    到1984年红山女神跨越时空与我们会面——辽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让世界无法不震惊东北文明的悠远。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摩亨佐·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
    为什么东北留不住人才？这除了待遇、发展空间等原因外，还是我们的文化心理的原因——不够认同东北文化。
    我们从小读到的历史书和地理书哪有多少说东北好的？都是从关内中国的立场和喜好角度描述东北的。东北人刘兰芳的《岳飞传》、单田芳的《杨家将》肆意诋毁辽帝国、金帝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从小的东北人觉得这些人简直是五花蓝靛脸，是魔鬼。从小就觉得人家关内那里怎么就那么多象杨六郎、岳飞那样的英才，那么有文化。试想，如果一个印度孤儿，从小读到的教材都是贬低印度的，或者至少是完全中国化的东西，那么他会怎样看待印度？
    京剧再造之父——清末吉林市富商牛子厚的坟墓，至今在吉林市西郊的荒野里吹着北风，伪满时期杰出作家睨空先生，“欧洲出版界认为可以和屠格涅夫、吉普林、伦敦、古比尔及麦因利达各名人的佳作相比拟。”（拜阔夫传，《青年文化》第1卷第3期，1943），却又有几人知晓？
     
    我说：东北人是最难本土化的浮萍式移民，他们从小就被人家掏走了心。这是东北留不住人才乃至影响发展的重要原因，非常隐蔽的原因。
     
    西欧文明与中华文明相比，重要的优势就是文明的断代。经过匈奴、柔然、突厥、蒙古等东北和西北本土原住民冲击和阻隔之后，当千年之后的文艺复兴时，对传统的希腊、拉丁文明已经有了另一种解读的角度和能力。华夏文明一直延续着，以巨大的人口增殖、文化传承和同化吸收能力，融入了几百倍几千倍自身人口的其他部落、种族，成了汉族。
    文明的非理性沉积就是文明的负累，也正是因为东北古代文化传承较少，才使得东北和西欧一样，不会像什么都往后背上背，什么都舍不得丢弃最终被压死的蝜蝂一样，文化的曾经早熟、辉煌和后期的经常断续不仅给我们重生的轻松自由，也给我们独立判断的能力。
    第二、东北人要有经济的自信。
    我们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可以称作现代化大工业的工业文明。1881年开办的吉林机器局，1928年，全国规模最大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1936年的沈阳冶炼厂、抚顺的现代化煤矿、哈尔滨到大连的超特急—“亚细亚”号特快列车都是领先全国的。有人说，主干铁路是俄国人修的，且不说东北的中国人自主铁路占中国民族铁路的绝大部分，即便是中东铁路，也是东北人1935年花1.4亿元买了回来。东北人掏钱了，当然就是东北人自己修的。
    我们就谈张作霖时期的经济成就，据时任民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先生女儿蒋硕孝回忆，九一八事变日军掳走东北军工等工业设备价值达18亿美元。（2011年11月5日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纪录片《风云百年·民国勋臣蒋作宾》）。而1933年关内总产值为22.46576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应只有8.7亿美元左右。
    曾经的那个东北实际上是与全世界同步的，东北的证券交易和期货交易并不比天津和上海晚，而且比上海牛得多。1919年3月25日，哈尔滨绅商陈绍清、张凤亭、诸汾泊、于喜亭、张南均、傅巨川、王魏卿、王揆喜8人发起组织“哈尔滨证券交易所”，4月19日正式开张营业。而上海市1920年由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成立，当时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说起期货交易，早在1916年的哈尔滨，由海关监督侯延爽和清朝议员孟荣升等人发起成立了滨江农产交易信托公司，1922年4月1日，滨江农产交易信托公司改名为哈尔滨证券粮食交易所，一直经营了十余年。而上海纱布交易所1921年7月才成立。
    当年，新世界的自由环境给东北商圈提供多种可能，和深圳和上海不同，我们东北人不需要国家的特殊政策就繁荣起来了，只要给我们自由。
    毛择東在七大上说：“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可以知道，东北的基础根本不是1949年后苏联“援建”的几十个项目，更不用说，这些项目很多是能源输出或者能源就地加工的原材料工业，或者是对东北地方没有多少补益的中央直管企业。更何况，苏联的“援助”与从东北劫夺的20亿多美元资产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
    作为如今已经没落到三流城市的吉林市，1949年国内生产总值3.4亿元，同时期的成都3.9亿元，而名声显赫的天津不过4.07亿元，武汉不过3.28亿元。那么1979年呢？吉林市是24.7亿元，成都是41.4亿元，将近吉林市一倍，天津93亿元，武汉46.2亿元。（详见以上城市统计年鉴）
     
    担任过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在回忆录中不小心披露：“据不完全统计，至1965年，东北地区迁住内地和正在迁住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共140 个，调出约8 万人左右（其中基本建设队伍2.7 万人）。”而总被絮叨的新中国不得已投在东北的的那些项目也同时又被迁走了。
    历史表明，东北人并不是从来不善于发展经济。现如今，必须在东北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让政策、让资金、让资源、让土地、让技术，让市场自由选择企业成败，国退民进是唯一出路。重点选择大连、葫芦岛等地划出享受充分自由政策的特区是必由之路。
    第三、东北要有气候的自信
     
    几乎每篇谈东北问题的文章都会扯上东北的气候。气候问题，从来没有最好，只有适应不适应。明末清初，尤其是张作霖和伪满洲国时期，每年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口涌向东北，那时候零下40几度的冬天不冷吗？许多南方朋友移民加拿大，到了多伦多，到了挪威，难道那里不比东北冷吗？这个可以复习初中地理。对于冷，除了有绝对值，还有风速、湿度和采暖设施情况的因素，更何况，冬天不冷的地方，夏天的超长酷热为什么不如实广泛宣传呢？
    美国《华盛顿邮报》曾评论：“满洲是全亚洲最富饶的地方”，日本人惊羡东北的富饶，专门拍了一个影片《啊！满洲》。1945年我党初到东北，面对东北的富饶强大拍摄的新闻记录片中用惊叹和夸张的语气解说着东北的富饶，弥漫着英国人发现北美新大陆时一样的狂喜。
    在和东北同一个纬度上，密布着欧美、日本这些地球上最富裕文明的国家和地区，其实南半球又何尝不是？东北人都要细品这句话：“我们东北是地球这个纬度上活得最差的地区”。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东北是苦寒之地，而纬度更高的伦敦则是凉爽，为什么？
    气候从来不是根本原因，黑龙江北岸比云南元谋更早有人类居住，这是因为什么？夏季比吉林更凉爽的青海湖，却可以把油菜花种成金色海洋，成为旅游亮点，为什么松花湖就不行？
    第四、东北要从农业和资源的毒咒中解脱。
    富饶的土地总是命运多舛。委内瑞拉盛产石油，那里的人深受其害，面对那么多宣称带来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解放者”的殖民强盗，他们说：“石油是上帝的粪便”。如果大庆和黑龙江自主，就再也不用别人来教导如何振兴了。
    韦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中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省区自然资源总丰度西藏、青海第一、二（主要是依靠水资源和盐湖资源），东北的内蒙、黑龙江、辽宁、吉林分居第3.7.15.16位，排在最后的依次是广东、北京、浙江、天津、江苏、上海。可是目前最发达的无疑是后者。
     
    有人又简单思考了，说是那里的人头脑灵光。懂得经济学的都知道，不要说这种原因是特定的经济环境影响下的，把温州人放在东北计划经济的严格堡垒中时间长了也还是一样。即便是确实头脑灵光，又怎么能比得上体制、产业政策、区域定位等制度性因素的决定性影响？
     
    2003年10月2日，黑龙江省发改委政策法规处彭介林处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建国初期一直到1990年代以前，国家要求黑龙江在经济布局中的角色，一是给其他省区提供原料，二是提供工作母机，即制造业设备，三提供军工产品。他下面一段话更揭露实质：“属于资源输出型，但又不等价交换，粮食、木材、煤和油都平价调出去，而那些省份加工成产品后，再高价卖给我们”，2002年时的黑龙江省省长助理胡鼎祥举例说：“在价格双轨制期间，1985年全国平均指令性计划20%，黑龙江却高达52%，且产品大多被低价调拨。”
     
    说起农业资源，东北在30年代就开始有机械化耕种。文革后，中国开始农村联产承包，把在安徽的成功方式生生地移植到东北。虽然在深受文革和人民公社危害的东北受到欢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田地辽阔成块、平坦肥沃的东北完全照搬分田到户的关内做法，只能浪费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益，更不能让愿意、擅长种田的人多种田以解放农业生产力，不能解放农业人口来搞工业、副业，根本地束缚了农业生产力，切断了东北农民的进一步富裕的可能，造成东北城乡的严重两极分化，进而束缚了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
    如今，浩瀚的东北田野如今成了多数农民的鸡肋。一次坐飞机从南方回来，在即将降落长春机场时候，身边一个苏州的女人很轻蔑地说：“东北这穷地方到处都是种地，不像苏州都是工业区”。是东北在傻乎乎地响应国家号召死保中国米袋子，何苦要东北的农民非得种地呢？
    把东北田地根据东北自身实际需要规划，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禁止为了掠夺性地耕种土地，适当休耕撂荒，增加肥力，涵养水土，其余的土地交给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民耕种。无工不富，解放出来农村劳动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这是破解农村和城市民营经济双重困局、缩小东北城乡经济巨大差距的解死扣好办法。这就要痛下决心，东北的田地要休息。
     
    东北曾经是森林之海，但1998年，东北却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大兴安岭的采伐在伪满洲国时代及其以前，因为气候的寒冷和交通的不便，日本人和俄国人的采伐一直不能展开。1949年以后，40年间，很快大兴安岭连北坡最苦寒的地段都被剃成秃子，这里的树木材质好的另一面就是成长十分缓慢。后期中国鉴于这种掠夺性开采过于破坏东北生存环境，随砍随种了些树，那些小树成活很难，成长更慢。光秃秃的大兴安岭不仅为天和人丰的东北带来很多水灾、旱灾，还经常发生晴天霹雳和倒春寒等极端气候。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员最多、损失最惨重的一次特大森林火灾。据统计，直接过火面积101万公顷。原林业部副部长，大兴安岭火灾前线副总指挥董智勇 2005年4月11日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 
    董智勇：大兴安岭大火前我去过林区，那儿的公路根本就不是路，1公里竟有28个坑，车开不过去，只能租民航的飞机。我在一个有很多部委领导参加的会上跟田纪云说：“我们很简单，一个字：钱！”
    “要多少？”“大概20个亿。”田纪云说：“今天不谈钱行不行？谈政策。”
    我说：“也可以，东北的木材按国家计划价才几十块钱1吨，连成本都不够，要不政策规定一下，东北的木材全部涨价5倍。”田纪云一听就说：“你这太高了，不谈政策了。”
    我一听就傻了：“谈钱你不谈，谈政策你也不谈，那谈什么啊？林业部是你分管的啊！”
    1987年6月底，董老被撤消林业部副部长职务。
     
    北京奥运期间要河北节水，但是要向河北农民补贴，这做法表明，无偿或者低价强行调配资源导致资源输出地的落后是不公平的，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的。 
    对于资源的补偿，拿生态补偿机制来说，德国的做法就是资金到位，核算公平。资金支出主要是横向转移支付，也就是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不是什么都通过中央，那样钱到他手里我们就说了不算了。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横向转移改变地区间既得利益格局，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在美国，为加大流域上游地区农民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积极性，采取了水土保持补偿机制，即由流域下游水土保持受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向上游地区作出环境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
    北京和河北直接横向进行水资源交易，这给东北的启示是十分深远的。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非市场条件下区域经济分工的扭曲做了些修正，开始知道尊重区域主体的经济利益，尤其是没有重要资源和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的东南沿海更可以放开手脚，而对东北还是最大的亏损。不止是被中央控制为改革开放看家护院、保驾护航错过改革良机，除此之外，东北继续吃亏在价格政策。因为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在其他工业品和农产品之前改革，这就让东部沿海再次得利，东北再次处于不利位置，而建立特区、沿海开放、默许造假、出口退税政策等经济政策的倾斜，也让东北不可能抢得优势。 
    第五、东北要用自由解开思想的桎梏
    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中的集中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而计划经济导致政府极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更提出：经济自由是自由的基础。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是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让人们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因此，市场经济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
    我们常举例东北吏治的腐败、政府的低效、人情的泛滥、法制的松弛，其实，恰恰是东南沿海对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崛起的鼓励，从吏治建设和社会观念、体制创新等方面提供了经济基础，这绝不是谁天生会经商的幼稚、肤浅结论能解释的。民主是以市场经济体制和混合经济形态为基础的，而东北与东南沿海很早就不是一种经济社会了，因为东北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体，政府有太多左右社会和经济体的权力，这里有更多的权力寻租空间，怎能不吏治腐败？
     
    东北和东北人，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体，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负责？东北如今这个样子，归根结底，是东北的思想和思维出了问题。需要我们的头脑具有深刻而完善的民主意识，不只是民主制度，还有充分彻底的深入民心的民主精神。需要科学精神，不相信忽悠，不相信感觉，相信数学精算。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这是东北复兴的双基。
    没有民主意识，把希望寄托给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那么，历史一再教训我们，这个人或组织随时可能改变东北人民需要的科学发展轨迹。
     
    我们不需要神，更不需要人造的神，也不可指望什么清官明君，因为任何所谓伟人、明君都是肉身，这是人的动物性决定，也是人的心理特征决定，不是任何高妙理论可以忽悠。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凌驾于东北各个时期各个阶层的人群信仰之上的神，让他们有所敬畏。那这个神，就是东北民生。我们我们不能因为偏爱某个领导就不顾民生和东北人民切身利益，那你显然没有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现在，东北经济的陷落依然十分揪心。
    根据2017年上半年的最新经济增长率数据，辽宁、黑龙江、吉林分别位居全国倒数第1、第3、第4。截止2017年上半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债务排名，东北三省以全国8.8%的人口占据全国地方债务总规模的10.16%。
    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眼里：“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东北还要折腾多久？自由就是最大的幸福，请让社会生态自由演进，让市场经济充分发育，人民自会创新。
    （本文完）
    

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回应：未见完整版就批评有点不思其解

    《吉林报告》的建议是扬长补短而非只发展轻加工业不发展其他产业，由此可知这些评论人士只是道听途说，并未见到《吉林报告》的完整版，居然也把我们的结论作为批评我们的依据，有点不思其解。所以，为了避免这些评论的误导性，有必要澄清。有鉴于此，我们在此向大家公开《吉林报告》（征求意见稿）完整版的电子版（并附上简要的PPT），供大家讨论。该报告目前还只是初步的草稿，有诸多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请大家予以反馈建议，也欢迎大家展开深入讨论。
    我们认为吉林省不但需要大力发展轻纺工业——囊括了从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以及家电和消费电子等等庞大的产业谱系，而且需要基于已有的这些轻工业产业集群基础抓住江浙产业转移的宝贵窗口机遇期。
    最后，我们再次重申《吉林报告》的建议是扬长补短而非只发展轻加工业不发展其他产业。吉林省目前需要根据其资源禀赋结构与产业基础大力发展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等五大万亿量级的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深挖经济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