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三元及第的例子，在上千年的科举时代，总共不超过二十人。其中，明代将近三百年间，仅有两位。所以，当周延儒在中了会元之后又中状元时，虽然不是极品的三元及第，但高中两元，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更何况，周延儒连中两元时，才刚满二十岁。关于状元的风光，宋代学者尹沫曾经感叹说，哪怕是带领十万大军，收复被异族占领的幽州蓟州，把异族追杀到穷边大漠，凯旋而归，到太庙献捷，也比不上状元的荣耀风光。
    如同两宋一样，明朝也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年方弱冠的状元，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远大前程，不仅令天下读书人羡慕，简直要嫉妒得发狂。
    周延儒中状元是在万历四十一年，这位状元不仅年轻，而且长相英俊，总之好事都让他占全了。他以翰林院修撰的职务进入职场，一路平稳而快速地升迁：由右中允到少詹事。（两者均为管理东宫事务的詹事府官员，少詹事为詹事府副职，级别高于右中允。）
    等到崇祯即位后，他对这位周状元表现出了极大好感，提拔做了礼部右侍郎，算是副部长级的高级官员了。
    史书上称周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善于揣测圣意。在一个只需对上级负责，不需对下级、更不需对平民百姓负责的体制内，这就是生存和升迁的不二法门。
    崇祯元年冬天，驻防锦州前线的士兵因缺少粮饷而哗变，督师袁崇焕连上奏章请求朝廷发饷。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崇祯不仅多疑，而且极为吝啬，花钱就像要他的命，哪怕这钱是用来保卫他们朱家的江山。
    当崇祯把这事拿到御前会议上商讨时，众大臣都认为应该立即发饷，以免变生肘腋。但周延儒警犬一样的政治嗅觉揣测出了崇祯的真实想法。
    他说，“关门以前是用来防止敌人的，现在却成了防备我们自己的军队了。宁远的军队哗变，朝廷不得不发饷，现在锦州的军队哗变，又不得不发饷，恐怕今后各地的军队都要捡样子跟着干了。”
    崇祯一听他的说法与众不同，就问他那该怎么办？周延儒说：“现在事情紧急，不得不发，但应该寻求一个长久的办法。”
    几天后，崇祯又和大臣商量此事，周延儒说，“粮饷莫过于粟米最佳，山海关一带并不缺粟米，缺的是银子罢了。军队为什么哗变？我看其中必定另有隐情，这很可能就是那些骄横的将领通过煽动士兵闹事来要挟袁崇焕。更何况，古人罗雀掘鼠，也能军心不变嘛。”
    一席话说到了崇祯心坎上，崇祯龙颜大悦，从此对周延儒更加另眼相看。
    一年后，内阁需要新增一名大学士，大臣们推荐了十一个人，崇祯最属意的周延儒却不在名单上。崇祯一怒之下，名单上的十一个人一个也没用。
    周延儒在崇祯的直接关怀下，成为一匹政坛黑马：他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大半年后，首辅成基命退休，周延儒顺利接班，升至首辅，也就是事实上的首相。这时，周延儒年仅三十六岁。三十六岁而为大国总理，走遍全世界，似也难找第二例。
    
    与周延儒相差仅四个月进入内阁的，是后来与周共同列入《明史·奸臣传》的温体仁。温体仁城府很深，内心特阴暗。他对深受崇祯宠信的周延儒，明里谄媚附和，背地里却不断给周延儒挖坑设套，时刻打算取而代之。
    对此，周延儒竟然一无所知――看来，他的心思大多花在了崇祯身上，完全没注意到这个恭谦的同事正在磨刀霍霍。
    在温体仁挖了周延儒将近四年多的墙脚后，周延儒竟然还是没有意识到温的阴险。由于温的使坏，当周的亲信李元功被治罪并将祸及他本人时，他还指望温体仁站出来为他说话。
    当然，温体仁不可能站出来为他说话，除非是落井下石的坏话。当了四年多的首辅后，周延儒不得不引疾乞归――也就是申请病退。
    周延儒年轻时，与东林党关系不错，后来因为攻击东林才子钱谦益而与东林党分道扬镳。但当他作主考官时，东林党的重要分支或者说继承者――复社――的主要领袖人物张溥和马世奇等，都出自他的门下。
    因而，周延儒在与温体仁的明争暗斗中失宠罢官，得到了东林党大部分人的同情和声援。作为学生的张溥甚至多次给周延儒谋划，希望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一定要以东林党人为靠山。
    果然，在乡居八年后，周延儒再次被崇祯起用，复为首辅。在首辅任上，周延儒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大量起用东林党人，二是终止温体仁施行的一系列政策。
    客观地说，周延儒也做了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比如免除战乱地区老百姓所欠粮税，允许受灾地区人民以夏麦代替漕粮，赦免戍罪以下的犯人。
    但是，周延儒本身的才能似乎仅仅局限于读圣贤书，作八股文，对于经世治国，对于日非的国事，他完全没有一个总理应该具备的才干。再加上他做官的第一要义就是如何揣测圣意，如何保证自己的官帽，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更致命的是，周本人极为贪墨，上行下效，投到他门下的一帮人如吴昌时等结党营私，只顾往自己口袋里捞钱，以至于攻击这位首相的奏章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尽管崇祯千方百计为周延儒开脱，但时日一久，“延儒颇不自安”。
    很快，周延儒敏锐的政治嗅觉又让他捕捉到了一个自以为可以固宠的机会：崇祯十六年，清军迂回入关，一直侵略到山东境内，并几次逼近京师，崇祯极为焦虑。
    其实，当时清军还没有和明朝争夺天下的意思，入塞不过是为了掠夺人口和财物。就在清军满载而归准备回东北时，周延儒主动向崇祯提出他愿带兵出京御敌。
    周延儒充分分析过形势，清军志在把人财物送回东北，必然无心恋战，只要把清军送出长城，就可以坐得保卫京师的大功。崇祯对周延儒的主动请缨甚是高兴――首辅亲率军队深入一线作战，有明一代，还不曾有过先例呢。
    周延儒率军出城后，按他的如意算盘，反正清军早晚都要出塞，只要尾随在后拖延时日就行了。为此，他每天只是和幕僚们饮酒作诗。
    果然，清军真的一路扬长而去，周延儒把各路军队抓获的散兵游勇和一些平民百姓斩首，向崇祯汇报说与敌激战后斩获数百骑，已将清军驱逐到塞外。
    一年到头总是被失败的噩耗弄得心焦似火的崇祯接到周延儒的“捷报”，大喜过望，一次又一次地给予嘉奖，晋升周为中极殿大学士犹感不够，进一步封为太师――此前大明二百多年里，只有张居正一人获此殊荣。
    对此，周延儒也感心虚，坚辞不受。崇祯还以为他谦虚谨慎，感动得一塌糊涂。
    然而纸包不住火，言官们的弹劾奏疏很快送到崇祯手里。崇祯开始不大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这么一次微不足道的胜利也是他亲信的重臣在糊弄。锦衣卫的特务们终于把周延儒日日饮酒和杀良冒功的情况密报上来，崇祯既怒且悲。
    不久，保定巡抚徐标进京晋见，他向崇祯报告沿路所见到的清军掠杀后的见闻：“臣自江淮来，一路经行数千里，被攻陷过的城市荡然一空，即便没有攻陷过的城市，也仅存四壁城墙。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路上竟然没有见到过一个耕田的人。皇上如果没有人民、没有土地了，如何还能达到天下大治呢？”
    崇祯听了，流着眼泪说：“都是诸臣不实心任事，才弄到这步田地呀。”
    对周延儒的公然欺君，崇祯下令将其罢免，不过还算是给足了面子，不仅让他享用公家的驿传，还赏了上百金的路费。
    但几个月后，当孙传庭在潼关进剿李自军兵败身亡，引发了周延儒的政敌们对周的又一轮攻击――虽说孙的败亡与周没有直接关系，但急火攻心的崇祯太需要一个发泄目标。周延儒恰到好处地充当了这一目标。
    当年十一月，周延儒被特务从家乡押到京城，关押在一座古庙里。十二月初五深夜，崇祯下令周延儒自裁。奉旨执行的太监刚念完“自裁”二字，吓糊涂了的周延儒竟转身想跑，但哪里跑得掉呢？
    太监们强行把周延儒吊在房梁上，气绝后两个时辰，周的身体还是温热的，太监们怕他死而复生，就找来几枚又粗又长的铁钉，钉进他的脑袋。一代首辅就以这种极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第一， 就像最优秀的气象学家也没法完全准确地预测风霜雨雪一样，再聪明的近臣也没法一如既往地准确揣测圣意，因为圣意高难问，如同千变万化的变形金刚；
    第二， 善于揣测圣意可能会带来一时的好处，却不可能带来一世的好处。所以，专制政体下，哪怕当个一心一意媚上固宠的奸臣，也不见得就能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