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虚构的犹太民族》第五章《差异性：以色列的认同政治》。
    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希望眼前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
    ——施罗默·桑德   
    本书是施罗德•桑德虚构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分别为《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和《虚构的以色列地》。
    本期小编继续赠送3本书，赠书方式见文章底部。

    虚构的犹太民族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ISBN：978-7-5086-6578-8
    在欧洲伟大的世俗化之前，犹太教的信仰者坚信历经数代磨难而给予他们力量和勇气的宗教原则：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的神圣的会众，注定会“照亮万族”。事实上，他们知道作为生存于其他宗教阴影下的少数派群体，他们被迫屈从于更强大的势力。在过去，作为这些团体特点的改宗化的激情历经数代几乎完全消失了，这主要由于对主导性宗教的担忧。在几个世纪中，层层的不信任和对传播他们信仰的畏惧，填塞了信仰者的自我认同，造成最终成为他们显著标志的团体孤立。在中世纪，“分散居住的独一无二的民族”这个独有的信念也有助于防止大规模的抛弃犹太教而皈依于其他一神教。
    像其他少数派一样，在艰难和困苦的时期，群体的休戚相关感把犹太教的信仰团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和平年代，拉比中的精英们交换有关戒律、宗教规范、宗教仪式和典礼的各个方面的信息。尽管在马拉喀什和基辅、萨那（Sanaa）和伦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不仅在世俗领域，甚至在宗教习俗方面都存有差异，但总是存在着共有的核心，拉比忠诚于《塔木德》律法，共享着一种从流亡中获救的观念，以及对圣城耶路撒冷的一种深刻的宗教上的挚爱——在那里，救赎将会到来。
    在欧洲，世俗化的传播削弱了宗教准则的地位，逐步损害了它们群体中传统知识分子拉比的权威。像其他宗教、文化和语言群体中的成员一样，摒弃了犹太宗教的人们都被卷入了现代化的冲力之中。尽管根据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论和历史作品，他们不是唯一力图被同化进当时在兴起的民族文化之中的成员。生活方式的迅速变革和迁移的巨变，也许对萨克森州（Saxony）的农民、法国的新教徒店主和英国的威尔士工人影响有所不同，但他们遭受的困苦不会少于犹太教的信仰者。整个世界消失了，同化成一个整体的经济、政治、语言和超文化体系，要求痛苦地抛弃长久存在的风俗和道德观念。
    尽管犹太人在一些国家——法国、荷兰、英国和德国——经历过特殊的困难，但大部分人都成为了“犹太人”，意思是信仰摩西宗教的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或德国人。他们成为了新国家热切的支持者；一些人甚至强调他们的民族认同，并对它感到莫大的骄傲。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他们是民族语言最早的言说者和民族文化的集成者之一，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聚居于城市的缘故。这样说来，他们成为了最早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宣称在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如果说他确曾成为了——在成为一位德国人之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已是德国人了，并不是夸大其词］中的一员。在欧洲大众民族主义发展到顶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已开始捍卫上述那些新家园，可能也没有明显内疚地杀死过前线另一方阵地上战斗的犹太裔战士。德国犹太裔改革主义者，法国犹太裔的社会主义者和英国犹太裔的自由主义者，几乎都自愿地去捍卫他们新发现的集体财产：民族国家和它的领土。
    不可思议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卷入了集中于欧洲民族疆界的战争文化之中，尽管他们相信一种不同的民族实体。当时，他们还很软弱无力，无法提供一种能够平息从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的各种民族情感中形成的战斗精神的替代认同。事实上，从1897年，即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的那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世界上的犹太人团体中，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的运动，而且经常屈从于非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在1914年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占犹太血统的德国人的比率不到2%，在法国则更少）。
    犹太复国主义观念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中东欧，即维也纳和敖德萨（Odessa）之间的那些土地之上。它在德国民族主义的边缘充满忧虑地成长起来，并传播到讲意第绪语民众那充满活力的文化市场中。事实上，尽管其具有边缘性，但犹太复国主义是觉醒于欧洲民族主义的最后浪潮的一部分，与欧洲大陆上其他塑造认同的意识形态的兴起相一致。它可以被视为一种集体同化融入现代性的尝试，与那时周围正在形成的民族主义事业十分相像。尽管相当数量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或多或少属于德国文化——摩西·赫斯、西奥多·赫茨尔和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但发展、传播和应用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那些人是则来自分布广泛的讲意第绪语的民众中的知识分子，波兰、乌克兰、立陶宛、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城市和乡镇之中挤满了这些人。
    在上述地区存在着一个世俗的、现代的意第绪主义者的文明。这种文明不存在于其他东方的犹太人团体之中，也不存在于伦敦和马拉喀什。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而非宗教酝酿出了原型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酵素。正是从这个半自治的世界中，出现了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发现他们通往高级文化中心—学术职业、自由职业、行政部门—的道路被阻塞了，许多人因此成为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和民主政治的革新者，少数人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
    与此同时，独特的意第绪语团体的存在激起了反犹太人情绪的复活。在东欧出现的各种民族主义的交织，力图从中驱逐出明显不同意第绪主义者的实体。除了沙皇政权和罗马尼亚王国的镇压和传统的限制之外，在19世纪80年代，新兴的具有民族主义特征的大众化的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浪潮，使数百万犹太人感到震惊愤慨，并加速了他们大规模地向西迁移的进程。在1880年到1914年间，大约有250万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穿越德国去往西方的各接受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美洲大陆安全的海岸结束了迁移的步伐；他们中不到3%的人选择移民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极个别的人选择了留在那里。
    这次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一个附带的结果是间接地加剧了在德国，在那过境场景（scene of the transit）的表层治下一触即发的传统敌意。这种极端狂暴的仇恨——还没有得到解释——将会在20世纪的一次最恐怖的种族灭绝行动中释放完毕。那次人口迁移的过程表明技术进步或文化的高雅与道德性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
    现代的反犹主义盛行于整个欧洲的现代性世界之中，但它在西欧和南欧还有美洲大陆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于它在中东欧所具有的特征与表达方式。年轻的民族认同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内部的斗争，几乎在各地都造成了焦虑和恐惧。卷入民族性建构中的文化问题，恰恰是将长久存在的“厌恶相异者（dislike of the unlike）”转变成了新的大众民主政治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问题。任何差异形式——不同的天然肤色，特殊的方言或陌生的宗教习俗——都会激怒新的民族意识的承载者，他们在奋力把自身界定和划分为具有明确的集体。建构民族意象过程中的抽象化水平，要求给予不属于该民族一部分的那些人可靠的和毫不含糊的特性描述。民族由此被想象为一个古老的和扩展的“血缘”家族，而最近的邻居也很容易就成了最具威胁的敌人。因为在几百年间，基督教文明一直把犹太教信仰者描述为绝对的他者，因此，新的集体认同轻而易举地从古老的传统中拣选出这个要素，并把它设置为标志着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边防哨所。
    在盛行公民和政治民族主义的领土上，隔离和封闭构成基督教传统组成部分的古老仇恨，把被排斥的犹太人包容进新的认同中是可能的。美国宪法、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法律已经过充分的检验，更具包容性的发展已形成了稳定的基础，并经过渐进的斗争已在公共领域取得了支配地位。在上述和其他国家中，犹太人成为了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这种成功的进程没能免于混乱和倒退。1894年法国高度戏剧化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是现代民族主义非线性和不确定演化的一个恰当的历史例证。要把德雷福斯逐出“高卢—天主教”民族体的强烈的反犹主义的爆发，暴露出冲突中的情感之间的张力。这位犹太官员不属于法兰西民族吗，或者他是潜入法兰西民族的来自东方的外来民族的代表？为了保持它的伟大，难道法国不应该从根本上是信仰基督的吗？有意大利血统的埃米尔·左拉（Émile Zora）不可以解释他对那位“叛国”的犹太上尉的反爱国主义的支持吗？上述这些问题和类似的问题搅扰着民族意象，并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根基。
    理解公民身份价值的政治和知识圈子最终扭转了反犹主义的潮流，那位受到迫害的军官“重新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一员。族群宗教式民族认同的支持者并没有消失——他们在纳粹占领期间再度出现，一些人持存到现在。但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文化上包容的民族主义生机勃勃，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故态复萌，但它持续使自己在整个20世纪处于稳固的地位。
    在美国［比如在麦卡锡时期］、在英国和大西洋两岸的大部分民族国家中，类似的尽管不是同一的转变，以一种较少戏剧性和更加微妙的方式发生过。像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一样，反犹主义在这些国家中都没有灭绝，但对集体的超认同的持久发展趋势而言，它不再重要了。
    另一方面，在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波兰之间的那些地区，种族生物学的和种族宗教式的意识形态获得了胜利，这些意识形态在许多年间持续决定着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种充满焦虑的和排外的心态使得反犹的仇恨代码作为 “真正的”超认同的一种主要标示持续存在着。尽管反犹主义并非总是公开显现，尽管印刷媒体和课本中所使用的墨并非总是含有恶意，但对犹太人的恐惧一直不知不觉地融入到认同的关键节点中。
    上述情形的一个原因在于，在那些枝杈蔓生的文化空间中界定民族实体，要求大量的有一个共同起源的“过去”，而可能挑战一体化根源的任何要素，都会激起强烈反感和恐惧。甚至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在他们的自我界定中也会诉诸于传统的宗教象征，而受人尊重的牧师们则接受了“血统”作为一种界限的标志。换言之，正如德国精神在某一阶段需要丰富的雅利安主义来界定自我，同样，波兰精神需要天主教教义，俄罗斯精神需要东正教的泛斯拉夫主义来限定它们的民族认同和意象。
    与犹太人的宗教改革运动，或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群体力图加入新兴的民族文化之中不同，犹太复国主义广泛借用盛行于它诞生和成长初期的那些居支配地位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它们整合进它的新政纲中。它有德国民粹主义（Volkism）的痕迹，大部分言辞也受到波兰浪漫的民族主义者的一些影响。但这不只是模仿——并非一位感到极度痛苦的受害者呈现出他面带微笑的行刑人的一些特征的情况。
    发展壮大的左派犹太人运动——犹太人联盟（Bund），其世俗的和半民族主义观要求的是“意第绪语土地上的人民”的文化自治，而非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体，但有知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仿效欧洲其他民族主义者，采用了一种种族宗教的或种族生物学的认同来使他们的自我界定概念化。他们力图建立一座能够把犹太教信仰者——主要是先前的信仰者，他们的语言和世俗习惯是多种多样的——联系在一起的桥梁，他们无法像犹太人联盟那样，将充满活力的大众习俗转化为同质的和通俗化的现代文化。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就需要清除现存在人种志方面的特征，忘记具体的历史，并飞速地后退到古老的、神话的和宗教的过去。
    尽管被选定的“历史”表面上看与宗教的意象相符，但它不属于真正的宗教，因为犹太一神教不以历史的演变期限为基础。它也不是完全世俗的，因为为了建构新的集体认同，它又不停地使用古老的末世论信仰中的材料。我们必须记住犹太民族主义承担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从多种多样的文化—语言群体——每个群体都有着特殊的起源——中锻造出一个单一的民族。这导致了把《旧约》采用为民族记忆的宝库。由于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民族”的共同起源，他们就不加批判地欣然接受了犹太人处于永远流浪之中这个古老的基督教观念。在建立共同起源的过程中，他们抹除和忘记了早期犹太教所推行的大众改宗化，而正是由于大众的改宗化，摩西的宗教才在人口统计上和智识上得以极大地增长。
    对于犹太民族主义者来说，犹太教不再是一种丰富而多样化的宗教文化，它变成了某种像德国的民族或波兰和俄国的平民一样神秘的与外界隔绝的东西,尽管它有着独一无二的特点，即它由一个与定居的地区无关的外来的、流亡的民族构成。从这种意义上说，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了对伴随着东欧和中欧集体性的兴起而出现的反犹形象的某种消极反映。这种消极反映正确地辨识出了这个地区的诸多民族情感。这些情感自然上的接近则使它们的威胁一览无余。
    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正确的，而且如前文所指出的，它从它所嵌入其中的民族主义中借用了许多要素。与此同时，它采用了犹太宗教传统中最排外的和最自负的方面，即“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民数记》23:9）这个神圣的戒律。一份孤立主义者的世俗的计划重新解释了蒙上帝挑选的、神圣的和一神教的圣众这个古老的理想。自其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一场以族群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运动，它要坚定地使自己虚构的历史上的民族与世隔绝，并禁止任何公民自愿加入它的政纲开始设计的民族之中。同时，从该“民族”中的任何退出，都被描述为不可原谅的罪行；而“同化”则被描述为大灾难，一种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避免的关乎存在的危险。
    这样说来，不足为奇的是，要把这种脆弱的、世俗的犹太认同粘合在一起，来书写文化上如此相异、年代记上如此支离破脆的犹太史，是不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得不诉诸于另外一门科学学科——生物学——它被征召来强化“古代犹太民族”的基础。
    ……
    195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支持下，由多位资深科学家发表的一份被广为宣传的声明，完全否定了生物学与民族文化之间存在任何关系，并宣称种族观念是一种社会神话而非科学事实。自此以后，严肃认真的研究者都回避了这些术语。但这种普遍的接受没有打消以色列生命科学领域工作者的种族观，也没能削弱犹太复国主义对于那个流浪民族有着共同血统的根深蒂固的信念。“犹太种族”从常规研究的词汇表中消失了，但一个有着体面称号——“犹太人团体的起源研究”——的科学领域取而代之。通俗的新闻报道则简明地称之为“犹太人基因研究”。
    以色列国一开始从欧洲的犹太人团体中输入人民，后来从穆斯林世界输入了许多犹太人，现在则面临着创建一个新民族的紧迫境况。正如前面几章所指出的，在上述那种文化生产中，犹太知识分子承担着最重要的职责，而他们是移民到受托管的巴勒斯坦的，他们早期的教育活动先于以色列国的建立。在以色列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中，教授的都是从《圣经》延伸到帕尔马赫组织（Palmah）（以色列建国前犹太人团体的一支作战力量）的“犹太民族的有机历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教育教学方法产生了几代全心全意地信奉他们民族的族群特性的学生。但在科学实证主义时代，相比于人文学科中生产出的“软”材料，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需要更为实质性的东西。各生物实验室被要求提供这样的证据，他们最初确实相当顺从地这么做了。
    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统治着日益增长的非犹太民众，这强化了去发现一个不断趋向封闭的种族生物学的边界的迫切要求。1980年，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巴特·沙瓦·博纳-塔米尔（Bat Sheva Bonné-Tamir）写了一篇论文《重新审视犹太人的遗传学》（“A New Look at the Genetics of the Jews”），发表在以色列的科学月刊《科学》（Mada）杂志。该作者自豪地描述了对犹太人基因的新近研究的原创性。她以如下陈述开篇：“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许多关于犹太人遗传人类学领域的新的研究。这些研究论述了像‘什么是犹太民族的起源？’和‘存在一个犹太种族吗？’这样的问题。” 
    她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反种族主义的动机使遗传学研究中充满了偏见；它们力图强调犹太群体间的基因差异。然而，新的研究以该领域的巨大发展为基础，突显了各种犹太团体在基因上的基本相似性，以及在典型的犹太人基因库中存在着很少的、无关紧要的一部分“外族”基因。她指出：“一项重要的发现表明了北非、伊拉克的犹太人与德国犹太人之间在基因上的同源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构成了独特的一组，而非犹太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撒玛利亚人和欧洲人）在血统上明显地与他们相距遥远。”这位科学家急忙指出，她没有打算使犹太种族隔绝——相反，她意在使用血型揭示犹太人特性的异质性——但新的发现确实使她惊讶不已。上述这些结论证实了有关从古代到当前的犹太人分散和流浪的文献。生物学最终再次证实了历史学。
     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犹太民族—种族的观念，具体化为一门体面的生命科学，一门新学科诞生了：“犹太遗传学”。什么能够比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那受人尊敬的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更令人信服的呢？西方的权威的科学之门——主要在美国——向勤勉的以色列研究者敞开。这些学者经常将历史上的神话、社会学的假想与不确定的少量的遗传学发现混杂在一起。尽管在以色列学术研究的可用资源有限，但以色列却成为了“人口起源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导者。1981年，以色列主持了第六届人类遗传性国际会议，博纳-塔米尔教授担任会议秘书。从那时起，以色列研究者获得了来自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很快就产生了科学成果。在接下来的20年中，对犹太遗传学的兴趣传播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雷霍沃特（Rehovot）的魏茨曼研究所和在海法的技术学院。同样重要的是，与审慎的20世纪50年代相比，这些发现成果已传遍了公共领域。到了20世纪末，普通以色列人都知道自己属于一个界定清晰的基因群体，该群体具有完全同质的古老血统。
     2000年11月，以色列的日报《国土报》刊发了一篇关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阿蕾拉·奥本海默（Ariela Oppenheim）和她的同事们研究的报道，令人大开眼界。实际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当月的《人类遗传学》（Human Genetics）杂志上。该杂志是由德国的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Verlag）发行的科学季刊。媒体感兴趣的原因在于，这个研究小组发现“德国犹太人”和“西班牙犹太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Y染色体的一些突变之间存在着异乎寻常的接近性。这个结论意味着2/3的巴勒斯坦人和大体同样比例的犹太人共同拥有三位八千年前的祖先。这篇扩充过的科学论文显示出了一幅更为复杂和更加令人困惑的画面：Y染色体的那些突变也表明，“犹太人”更像“黎巴嫩的阿拉伯人”而非捷克人，而与“西班牙犹太人”相反，“德国犹太人”相对地更接近于“威尔士人”而非“阿拉伯人”。
    在《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期间和在巴勒斯坦人第二次暴动（Intifada）之前，该小组写作和编辑了这项研究。不幸的是，到它印刷出版的时候，起义已经爆发了。表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拥有一些祖先的基因数据，没能将这场冲突定义为自相残杀的战争，却强化了早些时候已深入人心的假想：所有犹太人的起源毫无疑问是在近东。
    仅仅是一年之后，《国土报》发表了一篇新报道。现在它确信犹太男性起源于近东，但关于犹太妇女的研究则陷入尴尬的困境中。在9个犹太人团体中调查线粒体DNA（只能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一项科学研究发现，那些据推测是真正的犹太妇女的起源根本就不在近东。这项令人烦恼的发现表明，“每个团体都有少数的女性奠基者”，但她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联。这种令人不自在的解释是：犹太男人来自近东，他们尚未结婚，被迫娶了当地的妻子，而她们毋庸置疑地按照正当的方式皈依了犹太教。
    上述那最后的引起怀疑的揭示使那些支持犹太基因的人感到担心。而有一篇显然是在海法技术学院开始写作的博士论文，则断言尽管存在着古代女祖先对犹太人独特性的令人反感的不敬，但世界上所有的德国犹太人中40%都是四位女族长（和《圣经》中一样）的后裔。《国土报》一如既往地如实、全面地报道了这个发现。更为流行的日报《晚报》（Maariv）则补充说，那些古代的女族长们“诞生在大约1500年前的犹太人的土地上，她们的家庭从那里迁移到意大利，后来到了莱茵河和香槟（Champagne）地区”。 
    多伦·比哈尔（Doron Behar）关于“德国犹太人的线粒体DNA”的上述那篇使人安心的博士论文概述，发表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上。比哈尔等人的论文指导老师是卡尔·斯科雷吉（Karl Skorecki），一位犹太遗传学领域中经验丰富的研究者。这位犹太教正统派教授从多伦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来到海法的技术学院医学系，在他发现令人惊异的“祭司印记”之时，就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斯科雷吉本人当然也是一位祭司（cohen）。20世纪90年代，在他的加拿大犹太会堂中的一次偶然事件促使他去调查他的“贵族”血统。幸运的是，他受拉比雅科夫·克雷曼（Yaacov Kleiman）的邀请来调查研究我们时代所有那些名字叫科恩（Cohen）的人的血统。克雷曼本人也是一位祭司，他还是耶路撒冷祭司中心（the Center of Cohanim）主任。祭司中心是一个为耶路撒冷建造第三圣殿做准备的公共机构。它为此培训未来的祭司，当拆毁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而犹太人的神殿在其位置上建起时他们会在圣殿中服务。该中心一定获得了充分的财政资助，从而能够投资它所渴望的研究。
    上述故事看上去可能难于理解且荒诞不羁，但要考虑到20世纪后期的“族群”现实，遗传学已发展为一门“体面精深”的科学，已经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关注，并在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世界中形成了大批的追随者。祭司——源自摩西的弟弟亚伦的古老的贵族血脉——在分子遗传学时代出人意料地变得流行起来。在超过50%的姓氏为科恩的男性中，单体型的几个基因组（被界定为单一染色体上不同基因的一群等位基因，这些基因关联密切，足以通过遗传而获得，通常被界定为一个单元）被查明可能与众不同。来自英国、意大利和以色列的科学家参与了斯科雷吉的调研，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享有盛名的英国杂志《自然》（Nature）上。该成果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犹太教的祭司职位确实是由一位33个世纪前的共同祖先所奠定的。以色列的新闻界带着巨大的遗传性的喜悦，急急忙忙发表了这个发现。
    上述故事中令人感到可笑的方面在于，“祭司基因”也可以轻易地成为“非犹太人基因”。犹太教遗传自母亲，因此，并非牵强附会的是：假定自19世纪以来，众多没有信仰的祭司与“非犹太”妇女结了婚，尽管哈拉卡禁止他们那样做。这些男人很可能生养了“非犹太”的后裔。而按照斯科雷吉的研究，这些“非犹太”的后裔会具有祭司的“基因印记”。但不能期望犹太科学家会去考量这些较小的细节，尤其当不再涉及上帝的时候——在这个启蒙理性的时代，除了犹太教所具有的偏见重负之外，纯粹的犹太科学已经取代了古老的犹太教信仰。
    在媒体欢呼上述发现却忽视犹太教祭司基因观点中的潜在矛盾的时候，没有人追问为什么一项代价高昂的生物学研究要被专用于探究一个遗传性的宗教等级呢？同样没有一家报纸费心去发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遗传学系教授尤兹·里特（Uzi Ritte）教授的研究成果。他查验了那些相同祭司的Y染色体上的单体型，没有发现它们有什么独特之处。
    公众对“硬”科学的崇拜再次取得成功。非专业人员没有理由质疑来源于被认为是精确科学的信息的真实性。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体质人类学曾向种族饥渴的公众发布许多可疑的科学发现。像那时的体质人类学一样，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分子遗传学为寻求认同的媒体提供了不完整的研究成果和半真半假的陈述。然而，迄今为止，对事先不知其族群血统的基因物质随机抽样的任何研究，都没有发现犹太遗传性的独特和统一的特性。总体来说，人们对选取实验对象的方法知之甚少，这看来也十分可疑。而且，许多草率的研究成果常常被与研究实验室没有关联的历史言语编造出来并得到其支持。归根结底，在经过所有的费用高昂的“科学”活动之后，任何生物学标准都不可能界定一个犹太人个体了。
    上述观点不是要排除基因人类学在揭示人类历史的重要方面——重要的是在对抗疾病方面的潜在贡献。最有可能的是，作为一种相对年轻的科学的DNA调查研究，一般会有着光辉的未来。但在一个法律禁止“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的国家中，对于探求“上帝选民”所共有的基因标识的研究，我们应该十分谨慎。像由马其顿的种族主义者、黎巴嫩的长枪党党员（Phalangist）、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拉普人（Lapp）等所进行的类似调查研究一样，这种犹太—以色列人的研究不可能完全摆脱粗暴和危险的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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