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时，我常常玩味属于自己的两个“身份印记”，一个是无党派，其精神源流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孔子；一个是新阶层，时间坐标跨度不到40年的改革开放新时期。
    一长一短，煞是有趣。
    翻开《论语》：“君子群而不党，矜而不争。”译成现代汉语——孔子说：“君子庄重而不与别人争执，合群而不结党营私。”这或许是关于无党派人士的最早诠释和价值定义。
    有趣的是，孔夫子还是中国会计第一人。《孟子·万章下》记载：孔子尝为委吏（仓库保管会计）曰：会计，当而已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会计，“恰当、允当、得当、正当、适当”罢了。   
    立身无党派，植根新阶层。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格外浓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经典格言生发出无党派和新阶层士子“知识为民、专业报国”的新诠释。我个人微不足道，不敢有修齐治平的宏大构想，但愿深藏一颗专业报国之心。
    无党派是一种精神气质
    无党派人士最早被称为“社会贤达”，指贤明通达之人士，也泛指有才德有声望的人。【汉】王充《论衡·效力》：“文儒非必诸生也，贤达用文则是矣。”【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丙丁之间，天子贤达，士夫无出其（袁可立）右者。”
    《后汉书·黄宪传》：“太守王龚在郡，礼进贤达，多所降致，卒不能屈宪。”《旧唐书·文苑传中·贺知章》：“ 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明】王守仁《不寐》诗：“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壠。”
    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会议，就有9位代表是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出席。1948年，郭沫若等无党派知名人士在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为了与以往的社会贤达相区别，使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
    周恩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大家所从事的民主运动，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因此，有很多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只能单枪匹马地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若形成一个组织，就要经过许多手续和挫折，那是很困难的。有许多人一直是孤军奋斗的，比如今天在座的代表中就有：一直领导着一支文化大军的郭沫若先生，在国民党统治下受着严重压迫的马寅初先生、李达先生，在北平遭到拘捕的符定一先生，在上海一直奋斗的宗教界人士吴耀宗先生，等等。他们虽然都没有组织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但却领导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联系着许多方面的人士在奋斗着。奋斗的结果，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和允许在各党派以外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参加旧政协。当然，由于当时跟国民党协商时不得不带有若干妥协性，所以在参加旧政协的人中也有不是为民主而奋斗的、由国民党方面邀请的几位‘社会贤达’。这些人后来参加了伪国民大会，参加了伪国民政府。因此，大家一听到‘社会贤达’这个名称就有不快之感，尤其是郭沫若先生就很痛恨这个名称。他在香港同各民主党派首先响应中共去年"五一"号召的时候，就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引自《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1949年筹备新政协时，中国共产党经与各方协商，专门设立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当时有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李达、董鲁安（于力）、符定一、欧阳予倩、洪深、吴有训、王之相、丁燮林、周谷城等12人，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了政协会议。
    这12人，皆为大名鼎鼎的一时翘楚。不表郭沫若、马寅初、周谷城等鸿儒硕彦，单举张奚若为例：1941年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和独裁统治，蒋对此极为恼火。但他未予置理，发言后便愤然离去。后来，国民参政会还给他寄发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
    
    （图为张奚若先生）
    历史镌刻下张奚若先生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的一则故事。某次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张奚若演讲一开始就对国民党当局展开了猛烈抨击： “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直指蒋介石：“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张奚若先生不仅是无党派民主斗士，更是独具只眼的大学问家。 1935年张奚若先生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对那时社会上颇为时髦的“全盘西化”论和“本位文化” 论作了公开的批评，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为“今日之所急需”。文章明确提出，现代化至少应在这几个方面特别努力，一是发展自然科学，二是促进现代工业，三是提倡各种现代学术，四是思想方法科学化。张奚若先生的 “四个现代化”观点，在当时是很新颖的，即使在今天也不无启迪意义。
    1949年6月，张奚若先生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全国23个民主党派、无党派及人民团体的134名代表为协商建国献计献策。在讨论国家称号的时候，有的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提议叫“民主主义人民国”，有的建议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就叫“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还有的提议叫“中华联邦民主国”、 “共和国”等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认真地听取了各位代表的建议，认为代表们提的都有道理，但又都没有完全反映出新中国的含义。为了慎重从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将十几个国号名称交给代表们反复讨论。在6月21曰的会议上，张奚若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建议。他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并向各位代表阐明了自己的理由。他说：“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现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我们的国体。”他简明深刻的道理折服了众代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听了后都连连点头，他们认为：既简明扼要，又响亮有新意。
    1949年9月27日，张奚若提出的国号终于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获得高票通过，并正式写进了新中国的建国大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图为符定一先生）
    让我们的目光再一次定格在符定一身上。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或许没怎么听过符先生的大名。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符定一先生堪称文化界、教育界的一面大旗。1947年初冬的一天夜里，几个特务突然闯进符先生的家，翻箱倒柜四处搜罗“罪证”，最后将符先生及儿子带到警察署的一个分所。符先生的女儿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北平军调处的叶剑英同志。叶剑英说：不要怕，他们是怎么不了符先生的，我让李克农想办法。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一个便衣特务头目出来对符先生说：你可以走了。第二天，符先生余怒未消，提笔给北平市长何思源和蒋介石各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质问信。信的大意是：你为大官，我为老儒，你们派人来搜家和逮捕是什么道理？听说是因为我到过延安，跟毛泽东有关系。毛泽东是我的学生，这不错。徐向前是谁的学生？是蒋介石的学生，他也培养出共产党的一个大官来。要镇压就先镇压“蒋委员长”。我要有罪，蒋介石就该杀。这封义正词严的书信，使何思源市长深感内疚。何思源亲临符先生家，又是赔礼又是鞠躬，一再解释此事确实不是他的部下所为。
    1948年8月，毛泽东指示华北局秘密护送符定一先生到解放区。符定一先生抵达西柏坡已是晚上，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携灯在村口迎接，毛主席在院中等候。三人相见分外激动，一直畅谈至下半夜两点。在送符先生到住所的路上，符定一向周恩来副主席提出自己思考多时的主张：先武攻天津卫，后文取北平城；这样利国利民，而且实现的可能性很大。周副主席听后连连点头称“好”，并说，再和主席商量一下。在平津战役中，党中央、毛主席采纳了符先生的建议，北平顺利和平解放。在等候北平和谈的日子里，毛主席两天两夜没合眼。当得知《和平协议》已经签定的消息，他兴奋地对警卫员说：“先别睡觉，咱们到李家庄看符定一先生去。”毛主席一见到符先生便忘记了几天的疲劳，兴奋地对符说：“今天一方面来看你，一方面报告您一个好消息，北平和平解放了，您回北平可以放心地睡大觉了。”当符定一先生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主席不顾多日疲倦，将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第一个告诉自己时，符定一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筹建中央文史研究馆，安排一批全国知名的饱学博识之士从事文史研究，并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中央决定由符定一先生出任馆长，符先生不愿接受。毛主席亲自出面动员符先生。符认为，这是个闲职，无非是有文（文化）且老、贫（生活贫困）资格的人就能当了。毛主席笑着说：“不光文、老、贫，还要才（才干）、德（德高）、望（威望），这事还需要您这样有学问和德高望重的人担当啊！”毛泽东主席的情深意切，让符先生欣然受命。1954年，符定一先生的《联绵字典》再版，毛主席为其题写了书名。该字典是符先生耗时三十余载的巨著，是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工具书。
    
    满目青山，再著一峰。无党派民主人士界中“桃李三千圃，硕果满神州”的吴有训先生，更是“科学家的科学家”，他是培养了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栋梁之才的大师；他是高山仰止的学者，用天赋和勤劳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
    新阶层是向上生长的力量
    1992年，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小平南巡。著名的南巡讲话吹响了扩大改革开放的号角。嗣后，大批在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纷纷主动下海创业，被后世称为“九二派”。这些先在体制内成长，再转向体制外的群体，既了解体制内的经济运行，又懂得体制外的种种酸甜苦辣。他们善于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将其引入中国市场的空白领域，成为某个行业的开拓者或佼佼者。“九二派”的人生经历、创业故事和思想观念深深影响了以后读书人，社会思潮和风气为之一变，学而优则仕不再是知识分子的最优选择。
    也就是这一背景下，1908年在我国诞生、1949年后因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而消失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得以恢复重建。注册会计师行业恢复重建的理由很简单，外商投资企业进入我国投资，需要由注册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审计报告。因此，1993年成为一个标志性年份，第一个标志是新中国第一部注册会计师专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正式颁布，第二个标志是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浮出历史地表。我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两年之后走出体制，走上注册会计师职业道路。
    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体上属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外中间阶层”，是在体制外就业创业的知识分子，无法纳入国有部门或行政体制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更多依靠行业自律和自主管理。有鉴于此，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内生动力，是文化自信和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支柱阶层，是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的重要力量。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固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发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范畴有其历史的传承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知识为民、专业报国，应当成为我们念兹在兹、剑及履及的不懈追求。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反映的只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业务身份和专家学者的一面，而价值导向、道德示范，更反映人格魅力和立德立言的另一面。我们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忘记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那里去？！
    
    （图为徐永祚先生）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版图中最大的一块是来自专业服务机构的注册会计师，谁是中国注册会计师第一人呢？他就是1921年创办会计师事务所的徐永祚先生。（虽然谢霖先生1918年领取第一号证书，但当时他时任交通银行总会计，但未专职执业。)徐永祚先生于1949年9月成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列“四二、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潘震亚、宦乡、李承干、林仲易、徐永祚、洪式闾、褚应璜、浦熙修（女）、孙荪荃（女）、陈乙明。候补代表：白杨（女）、林葆骆”，为会计界（当时称“会计师”，即当下的注册会计师）唯一委员。毛泽东主席握着徐永祚先生的手风趣地说：“你是孔夫子的同行嘛！”
    徐永祚先生1921年获得会计师证书并执业，在上海设立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1949年前的民族品牌四大所之一，抗战时改称正明会计师事务所)， 1925年先生发起成立“上海会计师公会”。在30多年的会计师活动中，培育了大批财务会计管理人才。
    在工商企业流行中式簿记的彼时，徐永祚先生编著《改良中式簿记》一书，出版后颇受工商企业欢迎，纷纷采用。先生所创的收付记账法，在税算会计、商业会计领域沿用至上世纪90年代。 1933年12月24日，他应上海市商会之请，发表了改良中式簿记的演讲，盛况空前。举办改良中式账簿表单展览，陈列账簿表单共四五十种，参加者竟有万人之众。
     1937年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上海人民踊跃捐献，支援前线。先生经手捐款捐物的文件和账册。日本侵略军侦悉此事，将其拘捕入监，再三逼问财物所在。先生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后经多方营救获释。
    徐永祚先生创办的正明会计师事务所下设计核、训练、出版三部，承办查账、会计制度设计、咨询顾问、出版会计刊物等事务。事务所开办的20多年间，业务迅速扩展，拥有资本较大的客户有：上海金融界的“南四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等。为了实践中式会计改良的构想，先生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试点，经他设计指导、实行改良中式簿计的企业，不下四百家。先生还创办《会计杂志》，介绍国内外财会管理的新知和经验，开展会计学术研究和改良中式簿记的宣传，闯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互动共生的会计改良之路。先生撰写了大量著作和论文，较大影响的有《改良中式簿记概况》、《英美会计师制度》、《决算表的分析》、《所得税与会计》等，对于丰富中国会计审计学术、改良中式会计，发挥了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功效。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之所以再一次将目光聚焦于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可以说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开山前辈）徐永祚先生，旨在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比较。我们惟有加把劲，才不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进军中当“迷失的看客”，才不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战中当“迟疑的路人”，才不会在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声里当“麻木的士兵”！   
    
    图为本文作者以无党派新阶层人士名义调研
       
    士，“叶的事业”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里所称的“士”，正可暗喻无党派人士的“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士”。
    你我的未来，就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我常常说，注册会计师是市场经济的“啄木鸟”，公众利益的守夜人。一个历经恢复重建、脱钩改制、诚信建设、做大做强等时代变迁的专业服务业，正奔跑着迎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地平线。当外界以慨叹的目光，打量这个砥砺奋发的身影，中国注册会计师应该交出怎样的答卷？我们靠什么回应经济大国的期许与托付？靠什么续写行业的辉煌与荣光？
    注册会计师的服务既是一种私人产品，它收取委托人的费用，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又具有独立性，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依据相关法规和会计审计准则作出独立判断，不以委托人的意志为转移，维护的是潜在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等社会公众的利益。 
    这就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可以无党无派、无位无权，但要有追去、有坚守、有自律。如同无党派，可以无组织，但要有纪律、有理想、有情怀！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要么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要么怀着梦想毅然前行之后，迷失在生活压力与生命尊严的两难选择里，反而忘记了出发时的初衷。到了今天，我们没有一丝理由能够辜负这个时代！
    市场经济活动在哪里，注册会计师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做优、资本市场投融资、企业并购重组、一带一路“走出去”……怎能离得开真实完整的财务信息？！如果将一个个企业看作是一棵棵参差错落的树木，那么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就是茂密的森林。哪棵树生了病，发生了虫害，哪里就需要像啄木鸟一样“啄”出害虫。注册会计师通过梳理、过滤财务信息，祛除企业财务报表存在的错报或舞弊“害虫”，成为企业的“医生”，成为森林的“医生”。
    谁让我们冠以“士”的称谓呢？议政建言也是本职。我想，以无党派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两种角色合一参与到建言献策的平台，是历史的赠与，是时代的欣幸。我忝列其中，常惕励自勉，不负重托，不负期待，不忘初心。
    建言要把握专业性，献策要把握人民性。我时刻提醒自己，提案建议要沾满泥土，一字一句写在大地上；不敷衍，不偏激，不浮躁。为老百姓说话，说老百姓的话。聊以欣慰的是，我建言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防范‘两面人’官员，打赢‘三去一降一补’攻坚战、为实体经济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推进营改增全面落地，结构性提高央企收益上缴水平，减轻中小微企业税负，增加中国公民普通护照‘含金量’、完善签证互免，放开“普遍二孩”，遏制注册会计师行业不正当低价竞争，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等意见建议，都是中央关注、社会关心、老百姓关切的痛点、堵点，政策落实上能“够得着、接得住、用得好”，大多被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所采纳，或者被经济社会民生发展的实践所印证。
    我还及时跟踪点评重大事件，以微观视角把脉宏观中国，以战略眼光观照现实变化。为注册会计师行业代言，为中国经济声辩。
    现在，我的人生已到了下半场。虽处江湖之远，然专业报国之心从未冷却。泰戈尔说：“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专注地、谦逊地垂着绿荫的。”无党派和新阶层的士子，尽管没有果实的芬芳，也没有花朵的娇艳，但何妨做一片心怀大树的绿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