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有一特征，亦可谓是中国文化之特征，即贵求与人同，不贵与人异。请从孔子说起。孔子自言其为学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之为学，能于所学有信有好，称述我之所得于前人以为学，不以自我创作求异前人为学。故孔子曰：“甚矣，我衰也，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则孔子之学，所日夜追求梦寐以之者，为周公。孟子亦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周公孔孟一线相承，遂成中国之儒学。
     孟子又言，舜“与人为善”,“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中国人认为，能与人同即是善，大同即是至善。为学即是学为人，而为人大道则在人与人之相同处，不在人与人之相异处。
     其实不仅儒家如此，即墨家亦然。墨主兼爱，视人之父若其父。称天志，尚同。又曰：“非大禹之道不足以为墨。”墨子在古人中举出一禹，正如孔子在古人中举出一周公。墨子正亦如孔子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继儒墨而起者，有道家。其持论则更求同不求异。老子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故在古人中特举一黄帝。其人愈古，则愈不见其与人之相异处。则道家亦同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下儒道两家，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学术思想之两大主流。所以说中国之学术特征，即其文化特征。
     汉儒表彰五经，罢黜百家，独尊周孔。但到魏晋，道家复起，乃有孔子老子将毋同之说，成为一时名言。佛教东来，与儒道鼎足成三，孔子老子释迦遂同为中国人所崇奉。
     宋代理学家起，辨异端，一尊儒，然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与前无异。惟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不贵自创论，自立说，而著书非所重。孔子作《春秋》，乃是一部史书，则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则孔子平日之言论行事，由其门人弟子写录流行，直到其三传四传以下之后学手中，乃汇编成书。当距孔子之卒百年以上矣。墨子亦未自著书，亦由其门人后学传述其说而成书。
     《孟子》七篇，固由孟子亲身与其弟子如万章、公孙丑之徒，编撰成书。其体裁亦大致与《论语》相似，亦只记孟子平日言行，与特地著书，有系统，有组织，自辟一番创论，自表一番特见者仍不同。只有庄老，因其隐退，不似儒墨广集门人弟子，相聚讲学，乃由其私人闲居自撰成书。如《庄子》之内篇七篇，《老子》上下篇，乃特创了由学者自己编撰成书之一例。惟《庄子》多寓言，避世立说。《老子》书名则托之庄周书中之老子，亦寓言，并不详著者之姓名。此下复有会通儒道，写成专篇，如《中庸》《易大传》，则更不知出于何时何人之手。又如《小戴礼记》，所收《大学》《乐记》《礼运》诸篇，作者姓名皆不详，时代亦无考。要之，皆尽在庄老成书之后。则中国学人实皆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并无私人自创作，自表现，自成名之心理存在。即此下之道家，亦不重私人一己之著书立说，观其此下之发展而可知。
     中国学人极少由其私人一己来著书立说之事。有之，则除史书外，如屈原之作《离骚》，乃为后世文学集部之祖。其他因事成篇，如西汉初年贾谊之《陈政事疏》，董仲舒之《天人对策》等，皆与私人一己著书立说有不同。惟董仲舒于实际政治上无发展，乃写有《春秋繁露》。扬子云在新莽受禅时，下帘寂寂，著有《法言》《太玄》等书。然《春秋繁露》乃阐发《春秋》义，《太玄》《法言》乃模仿《易》与《论语》，皆明表师承，与自创作自立说仍不同。下至隋代，王通写有《文中子》一书。然其书乃由后人编篆，书名亦后人所定。其书主要内容，仍在勒定一传统，依然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自创作自立说，则较董扬为更显。此三人皆儒家中之杰出人，其著书立说犹如是，其他则更可类推不详论。
     除史学文学外，更要者则为注释古经典，为汉儒最崇高之事业。郑玄网罗百家，括囊大典，集两汉经注之大成。此下如王弼注《周易》，注《老子》，何晏注《论语》，郭象注《庄子》，甚至如曹操一世豪雄，亦注《孙子兵法》。佛教东来，中国高僧翻译印度经典外，更重注释。唐代《五经正义》注外有疏，即承释氏来。如天台，如华严，中国人在佛教中自创宗派，亦遵守一部经发挥，不尚自著书自立说。禅宗则惟有语录。其实《论语》非即孔子之语录乎。
     宋代理学家起，惟周濂溪张横渠有著书。实则濂溪《易通书》即为说《易》。横渠《正蒙》，其书名亦本于《易》，仅以正童蒙，非前无古人，自创新说也。二程则不著书，伊川毕生最大著作为《易注》，亦非自著书。朱子继周张二程，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其最大著作，为《论》《孟》集注《学》《庸》章句之四书。其次为《近思录》，仅分类纂集周张二程四家语。又于濂溪《太极图说》及横渠《西铭》特有注。除注《诗》注《易》外，于史学，亦只本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纲目》。于文学，则注《离骚》，又为韩文考异。甚至又注参同契。古今学人著作，论其浩富，朱子当首屈一指。但无一书自抒其创见。其门人编集语录，则有一百三十卷之多。自所为诗文集亦逾百卷，则皆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随感随应，自然流露，与精心结撰有系统有组织刻意著成一书，以表现其自我一己之独得与创见者，大不同。是则，即就朱子一人，可证中国学术史一特征，贵能上同古人，不贵能自创新说矣。
     然所谓上同古人者，乃以己上同，非除古人外无己。孔子倡为己之学，而最恶乡愿。生斯世，为斯世也善，乃不知有己。就空间就时间论，天地生人惟己为独一无二。各有一己，而己与己不相同。孔子之不能上同于周公，孔子已自言之，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是也。《论语》所记岂不多是孔子之言？惟孔子则谓，我上承周公，一切意皆传述周公之意而已。孟子学孔子，何尝不自有一己。子贡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而孟子倡为性善论，显非孔子语。然孟子不自谓此乃我自创语，谓我之所异于孔子者在此。此则孟子之所以为孟子也。孟子又曰：“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则我之所学于前古圣人者，乃学此同然之心耳。本此心以立言，则所言自亦与古圣同。其不求异可知。
     《易传》《中庸》言性，亦言天道。然皆兼采道家言。但《易传》《中庸》之作，则一承孔子。不谓此乃我之新创，不谓乃我会通儒道两家而自创新说。并其著书人之姓名亦隐而不彰。彼亦自谓此乃古人意非我意，而实有其一己之意之作为会通和合，则固无疑。
    
     周张二程四人之为学，亦各有其一己，亦互有其相异。而朱子会通和合之，以成宋元明三代理学一大传统，与先秦孔孟以来之儒学会通和合，以成儒学之新传统。今欲研讨朱子学，其最大难题，乃见朱子仅若网罗旧说，称述前古，而其自己则若不见有新创特见，可以自异于前人，而确认其为朱子一人之学。实则若果有之，自中国人观念言，则亦朱子一人之学而已，又何足贵。
     司马迁著为《史记》，乃上承孔子之《春秋》，非自我作古也。然曰：“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明之通之岂不在己。中国称门人受业为弟子，此如一家人。子子孙孙相承为一家，学问亦当有传统，故谓之一家言。中国全部二十五史必推司马迁为鼻祖，斯亦诚如一家言矣。岂一己独创，前无承，后无继，一人之学，何得谓之家。且如其父司马谈为《六家要旨》，其子迁则尊孔子，列为世家，则迁之意显异于其父，而迁不以为讳，亦不特自表白。后人亦不于此等处持论立说，惟治史学，则大体必求上同司马迁，如是而已。
     今人治朱子学，每喜分别其与前人之相异处。实则朱子亦岂不知前人有相异，如二程有四大弟子，杨龟山仅占其一，李延平则得龟山之传。朱子乃亲受业于延平之门，其对延平可谓备致尊仰，然而朱子之发明二程，又岂限于龟山延平之一脉。又如后人每以程朱连言，尤多以伊川与朱子连言。朱子之推尊伊川，亦固甚至。伊川《易传》，朱子引其说入《近思录》者何限，然朱子自为《易本义》一书，定《周易》本为古人一卜筮书，此则与伊川意见岂不大异。而朱子则并不在此一节上显作分别。即就《语》《孟》集注言，所注之异于二程者又何限，惟朱子为学精神重在会通和合，寻求古人之共同处，不在独抒己见，表明其个人之特异处。今果专向此方面探索，则不免有失朱子为学精神之主要所在矣。
     或问如上所言，理学家又何必主辨异端。盖求同必有辨异，辨异亦以求同。而二者之间，则终以求同为要，辨异为次。先秦如墨，如荀，辨异过于求同，皆不为后世所重。吕览、淮南，集宾客为书，而主会通和合，其见重乃转有胜于墨、荀。而如《易传》《中庸》，亦已会通儒道为言。濂溪横渠著书，多据《易》《庸》。即二程，亦多会通儒道。至如释氏禅宗，理学家采及其意者亦不少。朱子亦明白提及华严。今人乃据此等处疑理学家亦多出入释老，不知此正理学家长处，非理学家短处。会通和合，以求共同之一是，始是理学家所用心也。
     象山反朱子，而朱子则曰，象山多用力在“尊德性”，己则多用力在“道问学”。因戒其门人，当采他人长，以补自己短。勿轻相争。然象山之死，朱子终说死了一个告子。则朱子虽不同意于象山，而必求勿失其所长。其子释老亦类此。及明代阳明起，从陆反朱，作为朱子晚年定论，亦谓朱子卒从同于象山。此亦可谓中国学人尚同不尚异之一证。
     而朱子学之最易受后人之怀疑与争论者，则为其《大学格物补传》之一章。朱子以己意来补古经传之缺，此则大违中国学术传统述而不作之大义。虽朱子自谓乃取程子之意以为之，然又何得径取程子意以补代古人意。朱子此处所指之程子乃伊川，非明道。故后人反朱子必反伊川。《易传》《中庸》虽明白多采道家义，但言必称孔子，则不易起后人之争。故清儒之主汉学反宋学，则必以考据与义理并称。朱子之《大学格物补传》，仅得谓义理当如此，而考据则无凭，即不易为后人接受。此亦中国学术之传统性如此。故可谓中国一学者，其所学，实乃为一部中国学术史。而不贵于学术史外自创一套新学术。亦可谓此一部学术史，乃创始于孔子。而整理此一部学术史，最有成绩者，则为朱子。此即余之所谓尚同不尚异。此亦如耶教不得在耶稣外自创新说也。
     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人，其学皆承宋明理学来。亭林力斥阳明，不稍假借。梨洲则终于阳明有偏袒。船山晚年又一主横渠，而于程朱有微辨。然此三人皆意在求同，不在求异。又必上同于古人，不求异其一己，则无以异也。
     窃谓中国之有孔子，犹如西方之有耶稣。朱子则如耶教中之马丁路德。其于儒学中之最大贡献，则为编有《论》《孟》集注与《学》《庸》章句之四书，以上驾于汉唐相传之五经之上。而唐代之《五经正义》，递传至宋以后，乃成为《十三经注疏》。愈会通，愈和合，以愈见其共同之一是。此乃中国之学术特征，亦即中国之文化特征。
     乾嘉时代之清儒，提倡汉学，则如耶教中之天主教，力反马丁路德之新教。而在中国，则新教终盛于旧教。如同光以下，曾国藩为圣哲画像记一文，陈澧为《东塾读书记》一书，其论学亦皆尚同不尚异，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决不高抬一己，以求杰出于前人。则可谓千古一致之最相同处，无他异也。此二人之为学，皆义理更重于训诂考据，而宋代理学精神亦更胜于汉代经学精神。要之，朱子之风则更甚于其他之诸儒。此风迄清末而犹然。
     但孔子在中国决非一宗教主，其所信、所好、所述皆在古，同属人类，而非高出人类之上帝。故亦不高抬一己，以出于前人之上。中国学术如是，文化亦如是，而孔子之在中国，其地位乃若有更超于耶稣以上者。今日吾人果能从此一点上来研究朱子之学，则庶最能获得其主要精神之所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