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吃药，对这个家庭来说，此前从来不是大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马国林在旗交通局下属的货运公司参加工作开始，一家人便与全国城镇地区几乎所有的劳动者一样，享受着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即使是家属生病，也能报销医药费的一半。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度红火的货运公司像无数国有企业一样逐渐衰败。王翠霞的医药费发票，一分钱也报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从货运公司调入了旗公路养护段。尽管这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是，在这里，王翠霞的医药费同样一分钱也不能报。
    “上级每年拨款130多万，只够这里100多人一年的工资，”公路段段长说，“从情理上讲，我们应该解决，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和财力啊！”
    这家单位已经有10多年没有医疗报销规定，只是每年给职工发放一点医疗费：在职职工工龄10年以下的每年药费30元，工龄11年～20年者每年药费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药费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样糟糕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那时还远没有确立。在2004年以前，这家单位未参加任何社会医疗保险。
    王翠霞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医疗保障。她并不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全国有半数左右的城镇人口和七八成的农村人口，像她一样，渐渐失去了医疗保障。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而言，看病吃药的担子，完全落到了每个家庭的头上。
    王翠霞的病继续恶化。“肌体全紊乱了，”马铸铭说，“心脏开始积液，肺部、肝脏积水，全身浮肿，高血压，贫血……”
    “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1998年1月，春节前，父子俩揣着2万元，带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诊断之后，大夫说：换肾吧。“那得多少钱哪？”“先交5万吧。”父子俩顿时傻眼：“这么多？！”医生说：“至少也得4万。”“你知道那时我们觉得2万元不少了，怎么着也能抵好一阵子吧。”马铸铭后来说。“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马国林赶紧回内蒙古筹钱。做着小康梦的这家人，自然不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人们的工资以10～20倍的幅度上扬，医药费用却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涨。
    一下子，他们连小旅馆也住不起了，“20块钱一晚，真舍不得啊。”马铸铭说。于是，每天晚上，父子俩像“游击队员”一样游弋在13层高的医院大楼里，躲避医护人员的巡视，找地方睡觉。“这家医院我简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马铸铭说。
    大厅，楼道，水房，地下室，从1层到13层，除了重症监护和特护病房区，马铸铭几乎都睡遍了。
    马铸铭抱怨医院里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发慌，不能睡人。最难受的要数贴着楼梯间的暖气睡觉。一面是盘旋在大楼内的呼呼冷风，一面却是烫人的暖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