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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中国新文化史范畴，还是在中国考古史视野，徐旭生先生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遗憾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徐旭生先生非但未被大众所知晓，即便在他筚路蓝缕竭力开创的中国考古学领域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最具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序列，也未出现徐旭生其人的词条。然而历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当时的功德，更多的在于沉淀多年之后仍可熠熠生辉的那些人那些事。徐旭生当属其列。 徐旭生(1888—1976)，名炳昶，以字行，又字虚生，号遯庵，曾用名老傻、四河人，河南省唐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徐旭生潜心研究古代史学。他幼读私塾，聪慧好学，中国古典文化功底深厚。18岁步入新式学堂，就读北京河南公立豫京学堂。25岁远奔西欧，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西洋哲学。1919年徐旭生学成归国后，先后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29年任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1931年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32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后改任研究员。1936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 1933年，徐先生45岁。在知识分子最好的年华，炳昶先生接受北平研究院委托来陕西筹设分院。这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转折。在此之前，学贯中西的徐炳昶先生已经取得了人生的累累硕果，承担着一连串重要的学术与社会职务。这些职务对一个学者来说可能有些沉重，而对徐炳昶先生而言，却是人生最富意义的阐释。中国自古不缺乏卓尔不群的学者，缺乏的往往是既有社会责任感又有协调力的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他们不但自身学问渊博，深具学术战略眼光，还不惧辛苦烦劳，在纷纭世间开辟出一方净土，做出一番事业。幸赖有此一批人，才能在苦难深重的近代开创出中国科学的启蒙。徐炳昶先生即是其中的卓越者。 这一转折，对已经功成名就的徐炳昶先生来说，实在是一份苦差事。放弃大学的教职，放弃北京优渥的生活环境，甚而放弃来自家乡河南大学校长的聘书，放弃自己从1913年上巴黎大学起就从事的哲学研究，到当时堪称荒蛮之地的陕西，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学科和事业，徐炳昶先生的勇气、胆气、斗志，除了感佩，无有他语可以表达了。 此后的四年，他把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贡献给了陕西，贡献给了宝鸡斗鸡台，在陕西考古史乃至中国考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岁月飘忽，徐炳昶先生的丰功伟绩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幸得罗宏才教授耗费二十余年心血挖掘整理徐旭生先生相关资料，先生的成就才拂去蒙尘。罗宏才先生先是出版了《陕西考古会史》，给社会展示了徐先生的相关考古业绩。现在呈现给大家的则是精心连缀梳理的《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日记》如实记录徐旭生先生在陕西这段工作经历。正如罗宏才教授所言：“日记更用很大篇幅来絮絮记述陕西名胜风貌、古迹状态、调查情趣、发掘经过、学术追求、省院争锋、政坛见闻、人事纠葛、财政拮据、工作艰难、险象环生，以及民生现象、乡俗俚语、社会弊病、地方教育、宗教活动、人文地理、民间艺术等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瑰宝乡音，事物景象，无不逼真细腻，……赍人以极大的心灵感受与视觉震撼。……一部看似狭小的日记体量，已远远超过一般叙事日记与专题日记所产生的功用与影响，俨然一部活生生的20世纪30年代陕西文物调查发掘记录及关中社会文化史篇，它在准确关照特定时段日记记载主体诉求的前提下，更集中地反映了特定时代历史语言学术范式规制下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文化精神面貌与学术旨趣，给人以特殊的启迪与鼓舞。” 徐炳昶先生在陕西这块周秦故土，辛劳奔走，多方协调，终至得以成立陕西考古会；又饱受艰辛，在陕西大地展开大规模文物调查；并独立支撑，领导了陕西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宝鸡斗鸡台考古发掘。斗鸡台遗址的成功发掘更被考古界誉为“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 徐炳昶先生基于考古调查和发掘基础上对陕西考古的许多远见卓识，直至今日，仍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在党中央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丝绸之路再次成为焦点和热点的背景下，徐旭生先生的工作更显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我相信，《日记》的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及有关各界的积极关注。我们有理由期待这部著作的出版，能对陕西文物考古工作带来重要的营养与支持。《日记》虽是徐旭生先生学术遗产的部分成果，但对重新评价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工作价值，尤其是对认识先生对陕西考古的重要贡献，意义重大。 作为文物大省，陕西考古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缩影。几年前我积极推动以学术发展为主题的陕西考古博物馆建设，今天适逢位于唐香积寺旁的博物馆250亩建设用地落砖圈地，尤感出版徐先生这本陕西考古日记的特殊意义。 衷心感谢此书的整理者罗宏才教授。罗先生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是我的学兄。他从毕业进入陕西省文管会就关注前辈的考古往事，汇集散失资料，梳理史实汲取学养，开拓了考古史和艺术考古新领域。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努力，不仅出版了诸多学术成果，也获得了艺术史博士学位，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学教授。他是陕西考古的有心人和有功人。感谢慷慨提供日记原件的徐旭生先生哲嗣徐桂伦先生，使得我们有条件复原廓清陕西考古的年轮，也使我们能更准确地记住徐旭生先生对中国考古的贡献。感谢鼎力支持此书出版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领导，特别是责编侯海英女士对陕西考古的热心和学养，使得徐先生的业绩与价值重现天日。 是为序。 赵荣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