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长老，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善信朋友们：
    本人想借着这次因缘，向香港佛教界人士简略地介绍一下上虚下云老和尚在云居山的事迹及其生活特点，希望以他老人家的种种嘉言懿行，作为我们后人学佛的榜样。同时，也想藉此为纪念老和尚圆寂四十周年，献上一片微薄的心意，以酬报他老人家对我的法乳之恩。由于本人修行很浅，佛法水平有限，若有错误或不到之处，还请诸方大德们慈悲指正。
    我是于一九五六年八月，从安徽省含山县到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投靠虚云老和尚求出家的。当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后就离开家里到云居山去。其实，早在十六岁开始，我已瞒着家人给老和尚偷偷写信，他老人家虽然是海内外知名的大德高僧，但每次都亲自给我回信。见到老和尚后，他问我为何出家？我说是为了成佛。他老人家听后很欢喜，随即收我为徒，并亲自为我剃度，取名宣德，号绍云。当年冬月，即去南华寺受具足戒。然后返回云居山常住，随众出坡。几个月后，开始侍奉老和尚，白天则在常住上听住持和尚海灯法师讲经。
    老和尚当年一百一十七岁，身高两米多，双手下垂过膝，双目炯炯有神，晚上在煤油灯下看报纸的小字从不戴眼镜。牙齿三十六只，整整齐齐，没有缺损，听他说是九十岁后才再生的。他的声音非常洪亮，有时在禅堂里讲开示，声音一大，把禅堂里的报钟震动得嗡嗡作响。老和尚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云居山时，山上满目瓦砾，荒草遍地，只有三间破旧大寮和四个僧人。这是自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真如寺惨遭日本军人炮火，殿堂楼阁毁坏殆尽后，所剩下的一片荒凉景况。
    老和尚到云居山后不数月，已来了五十多人，他们见了老和尚后都不肯离去。老和尚于是向政府申请重建云居山，获批准后随即动工。为了生活上能自给自足，便开始开垦荒地，栽种庄稼。我五六年去的时候，已经开发了近一百亩水田地，六十多亩旱地；每年可收水稻六、七万斤，红薯和马铃薯七、八万斤。
    后来，人愈来愈多，当时常住就规定，不允许没有劳动力，不能生产的人挂单。到了五六年底，已住有一百二十多人，开垦荒地二百多亩，旱地一百多亩；每年可收水稻近十万斤，各种杂粮十多万斤，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了。
    当时，已是一百一十七岁高龄的老和尚，每天都要到建筑场所和开荒的地方巡看，并亲自指导，还要接待来自各方的人士。晚上六点到禅堂里讲开示，八点以后，开始翻阅来自各地的信件，信件有时一天多达百多封，他老人家都要一一过目。若是重要的函件，他便亲笔回复；若是一般书信，他说明意思，就由我们代覆。平常都要深夜十二点左右才休息，翌日凌晨两点又起床打坐，直至打四板，即大约三点半，才起床洗脸。
    他不用牙刷牙膏，只用温水漱一口水，然后吐在毛巾上，先洗双眼，再洗整个面部。他说这样洗，可防止眼疾，且能增加视力。洗过脸后，就到佛前礼拜，之后又回到床上打坐。那时，我们就开始上早殿了。早殿后稍为休息一会，闻打梆声大众就往斋堂过早堂了。
    当时，山上的生活很艰苦，开发的田地不多，收成的谷子也很少。因为红薯粗生，收成较多，每年七月份开始，直到第二年的三月，都是吃红薯的季节。而红薯的叶子和枝干，就是我们的小菜了，有时连蕃薯根和叶也没有，就只有炒咸盐，加进稀饭里吃。每天过早堂吃的稀饭，只是一点点的米，混了多多的红薯一起煮的。中午吃饭呢？虽然当时师傅们吃饭吃得很多，也只是随便弄一点小菜，有青菜已算是很好的了。晚上，是没有饭或面的，只有煮一些蕃薯或是马铃薯，放在斋堂里面，要吃药石的就自己去弄一点，但是吃的人很少。
    老和尚吃的稀饭和菜，都是由我们从大寮里打的，跟大众师傅们吃的一样。如果没有客人的话，他从不多加一道菜。他老人家那种节俭简朴的生活，我们现在想起，还记忆犹新。
    云居山地势很高，海拔一千一百多米。冬天气候很冷，低至零下十七、八度。收藏在地窖里的红薯，经不起寒冷的空气，皮都发黑了，煮熟后吃起来很苦的。
    有一次，我和齐贤师一起在老和尚那里吃稀饭，吃到了那种又苦又涩的红薯皮，便拣出来放在桌边上。老和尚看到时默不作声，待吃过稀饭后，他老人家却一声不响地把那些红薯皮捡起来都吃掉了。当时我们俩目睹那情景，心里感到很惭愧、很难过。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不吃红薯皮了。
    事后，我们问他说：“您老人家都这么大年纪了，而那些红薯皮好苦啊！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呢？”老和尚叹了一口气，对我们说：“这是粮食啊！只可以吃，不可以糟塌呀。”
    又有一次，江西省宗教事务处处长张建明先生，到山上来探望老和尚。老和尚自己加了几道菜，请他吃午饭。张处长始终是个在家人，不懂得惜福。当他在吃饭时，掉了好几粒米饭在地上，老和尚看见了也不说话。等吃完饭后，他才自己弯下腰来，一粒粒地把那些米饭从地上捡起来，放进口里吃下去。使得那位张处长面红耳赤，很不自在。他一再劝老和尚说：“老和尚，那些米饭已掉在地上弄脏了，不能吃了。”老和尚说：“不要紧啊！这些都是粮食，一粒也不能糟塌的。”处长又说：“你老人家的生活要改善一下啊！”老和尚答：“就是这样，我已经很好了。”
    老和尚的身体很好，早上除了吃两碗稀饭外，有时还会吃一点马铃薯。中午吃两大碗米饭。晚上有时吃一小碗面条，或者吃一点稀饭。听他说：他晚上开始吃药石，是从云门事件发生后才开始的，在此以前，他老人家一直都是过午不食的。
    他的牙齿特别好，记得有一次，有个居士送了一些炒熟的蚕豆上山。老和尚看到我们在吃，他也要吃。我们说：“这东西很硬的，你老人家牙齿行吗？”他一言不发，拿起蚕豆就吃起来了，吃得比我们还要快，我们甚感意外。
    他老人家是很节俭惜福的，他睡的草席破了，要我们帮他用布补好。不久后，在同一个地方又破了，实在补无可补。我们就对他说想把草席拿到常住去换一张新的。那时，一张草席只不过是两块人民币左右，不料他老人家听后，便大声地骂：“好大的福气啊！要享受常住上一张新席子。”我们都不敢作声了。
    无论是冬天或夏天，他老人家都只是穿着一件烂衲袄，即是一件补了又补的长衫（禅和子们叫它做百衲衣）。冬天就在里面加一件棉衣，夏天里面只穿一件单褂子而已。
    老和尚时常开示我们：“修慧必须明理，修福莫如惜福。”意思是修慧参禅一定要明白道理，道理就是路头。如果想参禅用功，但是路头摸不清楚，对参禅的道理未能领会，那么工夫便很难用得上了。所以古人说：“修行无别修，贵在识路头；路头识得了，生死一齐休。”至于惜福，出家人在情理上那里有钱来培福呢。其实“造福莫如惜福”，那就是要自己珍惜生活上的一切福德因缘。他经常训诫我们年青的一代说：“你们要惜福啊！你们现在能遇到佛法，到我这里来修行，可能是过去世栽培了一点福报。但是你们若不惜福，把福报享尽了，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福报的人。犹如你过去做生意赚了钱，存放在银行里。如果现在不再勤奋工作赚钱，只顾享受，把银行的储蓄全部花光了，那么再下去便要负债了。”
    所以老和尚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出家人福报太大了，生活上，衣、食、住、行各方面比过去不知道充裕了多少倍。因而，我们在这个福报当中，要更加注意惜福。有福德的人，修行起来也会比较顺利。如果没有福德，无论修那一种法门，都会有种种的障碍。
    老和尚曾经对我们说：他在每年的腊月三十才剃一次头，三十晚上才洗一次脚。所以在相片上，看到他的头发和胡须都是很长的，就是这个原因。但自从五二年以后，他每两个月、或许有时一个月便剃一次头，洗一次脚。他的眉毛很奇特，在眉尾长了几根长毛，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已长了六、七吋长，垂至下颚。有时他感到洗脸吃饭碍事，便一手把它拔掉，但不久后，它又长出来了。当时，我们把他的头发和长眉毛都收藏起来，直至文化大革命才被抄走。
    他又说自己终生不洗澡。那如果是在大热天，出汗了又怎么办呢？在大热天有时他也会淌汗，但是每次都要我们一再催促，好几天才肯勉强更换一次衣服，奇怪的是他换下来的衣服，一点汗臭味也没有。尤其是他穿的布袜子，经常半个月或一个月才换一次，也没有一点臭味。他老人家的行持是与众不同的。
    虽然，老和尚已有一百一十多岁的高龄，但是他的气力却是无法测量的。曾跟随老和尚在云门寺同住的师傅说，有一次他们在云门开荒，有一块大石头，好几个人都搬不动；后来老和尚来到，叫他们都走开，独自一人就把那块大石头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五七年下半年有一天，我刚好从外面回来，见到老和尚双手提着两大捆木柴向大寮方向走，便问：“老和尚呀，您老人家怎么到这里来搬木柴呢？”经我一问，他就把木柴放下，回寮房去了。我便到大寮找那位负责砍木柴的自性师，把刚才的情景告诉他，他很惊讶地说：“我砍了三大捆木柴，自己扛了一捆回大寮去。还留下两大捆在茅蓬西面的路边上，因为太重了，我连一捆也扛不起来，老和尚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两大捆一起提起呢！”后来我帮他把那一捆扛起一秤，一捆就有二百多斤重。所以老和尚的气力是没法测量的。修行的人，环境愈是艰苦，道心愈是坚固。老和尚常说：“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
    当时，云居山的生活非常清苦，工作劳动量很大，很紧张。除了耕种、盖庙、建房子，以及日常的坐香、上殿外，师傅们每天还要划定很大面积的荒地来开垦，若果白天不能完成，天黑了还得继续干，直至把目标完成为止。
    有时有东西要运上山，在有月亮的晚上，坐完养息香及四支香后，还要到山下三十里路去担。回来休息不到两个小时，又要上早殿了。早殿、早堂过后，早板香只坐半小时，又要打板出坡了。所以那时的生活是很紧张、很忙碌的，但是师傅们的道心都非常坚定。
    此外，晚上还要每两人一班，每班两个小时来轮流看守着稻田，防止野猪来犯。因为那时山上的野猪、老虎很多。当谷子开花后，快成熟时，野猪就联群结队的来了。只要有一只野猪叫，其它几十只野猪就闻声而至，大肆吞噬稻田里的谷子支杆，如是一大片稻田一下子就没有了。
    老和尚年纪虽然那么大了，还是坚持要参加我们晚上看守稻田的轮班工作。当时海灯法师在山上当住持，他看到老和尚都这样辛苦，于是也来参与大众轮班看野猪的工作了。
    老和尚在云居山，不但时常上堂为大众师傅讲开示，更在种种生活细节中以实际行动来以身作则，教育大众。现在我们回想起来，真是感到惭愧万分。所以说善知识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我们后人的榜样。
    他老人家在云门事件中，骨头被打断了好几处。在五六至五八年间，经常生病发烧，身上的旧患、骨折的地方疼痛不已时，他便躺在床上呻吟。可是一听说有人来见他，马上又坐起来，盘起腿子，精神好得很，可以一谈三、四个小时，一点也看不出他有病。我们有时催促客人走，想让他休息一下。他反而不高兴，骂我们说：“人家有事才来找我，等人家把事情说完了才能走嘛。”可是客人一走，他又躺下来呻吟了。我们问他：“刚才人来了，你精神那么好；人才走，为何又这么痛苦呀？”他说：“这是业障呀！阎王老子也管不了我，我要起来就起来，要不起来就不起来。”实际上我们也感到很惊奇。
    一九五七年正月，他老人家病得很厉害，永修县和省政府的干部都来探望他，并派了车子想接他到南昌省立医院去看病。本来他不愿去，但是省政府的领导一再劝说和催促，才勉强答应。到了医院，接受检查，化验血型时，那些医务人员都感到十分惊奇。他们说：“听说这位老人家已一百多岁了，但是他的血型，就像一个十三岁以下孩童的血型一样，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像这么大年纪的人有这样的血型。”经过详细化验后，他们说老和尚的血型是纯阳性的。而老和尚只在医院住了四天就回山了。他老人家的血型，直至现在仍是个谜。
    他老人家中午休息时，有时也打昏沉，头向前俯，甚至打鼻鼾。有一次，我们听到他在打鼻鼾，便偷偷地离开，拿着房里面的果品到外面边吃边玩。当他醒后，就逐件事来骂我们。我们问：“刚才您老人家不是睡着了打鼻鼾吗？你怎么会知道呢？”他说：“你心里面打几个妄想我都知道，你拿东西到外面吃，我会不知道吗？”自此以后，我们才相信悟道了生死的人，已经破了五蕴。见他是睡着了，其心思却是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
    我们也借着机缘问了他老人家在终南山住茅蓬的事迹。
    当年，他老人家六十七岁，在终南山住茅蓬。戒尘法师，是一位讲大部经的法师，听说老和尚在高旻寺开了悟，便到终南山茅蓬找老和尚辩论禅宗的机锋语。老和尚听他把话说得很大，便对他说：“你的机锋辩论虽然很好，但这个不是你自己真正工夫，在生死根本上作不了主，阎王老子不会放过你的。不要再多辩了，咱们俩坐坐看吧。”于是他们两人就在茅蓬里打坐。老和尚一坐，就是七日七夜，如如不动。而戒尘法师只坐了半天，双腿已痛得不得了，心里的妄想更是烦躁不安。
    戒尘法师每天都绕着老和尚走几圈，好不容易才等到第七天，老和尚终于出定了。他问老和尚：“您在定中，是有觉知，还是没有觉知呢？若是有觉知的话，就不名为入定；如果没有觉知的话，那岂不是枯定，不就是所谓的死水不藏龙吗？”老和尚说：“要知道禅宗这一法，原不以定为究竟，只求明心见性。若是真疑现前，其心自然清净。由于疑情不断，所以不是无知；也因没有妄想，所以不是有知。虽然没有妄想之知，但就是一支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你每天绕着我走几圈，我都知道，只因疑情之力，不起分别而已。虽然不起分别，因为有疑情在，功用不断，所以不是枯定。虽然不是枯定，这亦只不过是功用路途中事，并非就是究竟的。所以过去这七天，我只是觉得好像一弹指间就过去了，如果我一生分别心，便会出定了。参禅办道的人，必须将此疑情，疑至极处，一旦因缘时至，打破疑团，摩着自家鼻孔，才是真正的道契无生啊！”自此以后，戒尘法师就一直跟随着老和尚，对他老人家非常信服和尊敬了。 (责任编辑：admin)